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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没办法啦。”
他带我们参观了他家的房子。中间是饭厅，铺着地砖，正中摆着一张小方桌，上面有几口碗，盛着鱼干和吃剩的蔬菜。右侧的房间是他父亲的卧室，床脚堆满了几百只空酒瓶。左侧的房间是仓库，门口放着二十只一米高的白色圆桶。他揭开盖子，让我们看桶里腌制的海蜇。仓库里还堆着许多渔网，像小山一样高。渔网有四五种，每种都用来捕不同的鱼。墙上有个壁龛，敬着一尊笑容可掬的海神。二楼是他和妻子的卧室，铺着塑料地毯。阳台上晒着鱼干和渔网，站在这里可以眺望整个渔港。
夜幕降临了，对岸的菜园镇亮起了灯火。海上的渔船连成了一片，像一个庞大的村镇渐渐隐进夜色里。我和阿坚起身告辞。
“现在就走？”八方有点意外，他以为我要住下来。
“不行啊，朋友在菜园等我们。”阿坚说。
“那就吃了晚饭再走吗。”
八方把我们送到码头。码头上黑乎乎的。去菜园的班船已经没有了。八方说：“我送你们过去。”
八方朝海上招了招手，一艘木帆船朝我们靠过来，船上有位老汉。八方说：“他是我老爸。”
我们跳上小船。老汉跳上岸，八方发动了马达。小船突突地响起来。
八方的渔船就停泊在附近。我提议到他的船上去看看。八方把小船靠过去。我们爬上那艘旧木船。船不大，有个像匣子一样小的船舱，里面黑洞洞的，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几只陶瓷碗，一张摊着的席子。这是八方出海捕鱼时睡觉、吃饭的地方。舱门很小，要匍匐着才能爬进去，人在里面也只能猫着腰或者躺着。
八方往海里撒了一泡小便。我们跳回到小船。月亮钻出云层，把那一身的寒光抖落在海面上。小帆船迎着海风向对岸驶去。八方站在船尾，舵把夹在两腿之间。他逆着海风朝我大声说：
“夏天你再过来，我带你捕鱼去！”
“我一定来，我会选个风平浪静的日子。”我说。
夜色中，八方的目光有点迷离。
“金平岛上连舞厅都没有，要跳舞必须去菜园。老婆也不许我去。在金平，我很寂寞。”
“我很寂寞”，这句话文绉绉的，现在却出自祝八方之口，它非常清晰地传进了我的耳朵。我被海风呛了一口，开始费力地咳嗽，眼泪都出来了。我看见海风把八方的短发吹得像栗刺一样竖起来。
海面上闪烁着点点渔火。小帆船开过一长溜福建渔船旁边。八方指着其中一艘钢质渔轮，说：“那里有一位我的福建朋友，在码头上认识的，很要好。”
他把双手拢成喇叭形，朝着那艘船大声喊：“阿利！阿利！阿利！”
他的声音像海鸥一样飞出去，在海面上久久地盘旋着。一个油光光的脑袋从那艘福建渔船的舱房里伸出来，向八方点头示意。
夜晚的菜园镇已在眼前。
1997年12月11日
在这样的季节里，乘渔船出海似乎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虽然还有点不甘心，我想还是回去算了：最好今天就回定海，然后回杭州。但是早晨阿坚对我说：
“八方捕了二十桶海蜇，一桶都没卖出去。听他说，整个金平乡都这样。”
“倒霉的丰收年。”我说。
“我们再去一次金平，看看能否在报上帮他们呼吁一下。”阿坚说。
上午九点钟，我们背着照相机，在码头搭上了那艘往来于菜园与金平的班船。上了岸，我们就去找钱站长。钱站长把我们带到码头边的一家食品厂里。那里有一个宽敞的加工车间（车间里看不见一个人），巨大的石槽里腌满海蜇，用尼龙薄膜遮盖着。这个厂去年就已积压下两百多吨海蜇，今年的海蜇他们还没有收购过。
“前些年，我们赚了八十多万元利润，现在已经亏光啦。生意做不成，我们都在睡觉。”食品厂的经理说。
出了食品厂，我们沿码头往西走，走进另一家海味品厂里。这家厂有自己的专用码头，码头的空地上积着薄薄的一层盐。厂长办公室里挂满了大大小小的锦旗。厂长摊着两手说：
“渔民家中积压了八千多担海蜇——他们真傻，为什么不便宜点卖掉呢？卖掉才有钱啊。”
金平岛委实是个弹丸之地，面积只有两平方公里，以岙为单位分四个渔业村：黄泥坎村、金鸡村、小平头村、大鱼骨头岙村。阿坚问黄泥坎村那位又矮又壮的村长：
“金平乡谁家的海蜇最多？”
“大鱼骨头岙村的阿铁，有两百多桶。”村长说。
“我们去他家拍张照片。”阿坚说。
“要翻一座山呢。”钱站长面有难色。
“要花多少时间？”阿坚问。
“要一个钟头吧。”钱站长说。
“十五分钟就够了。”村长说。
“还是去一下吧。”阿坚看看我，又看看钱站长。
“那就吃了中饭再走。已经十一点了。”钱站长说。
我们在码头边的一家小餐馆里吃中饭。从餐厅门口望出去，可以看见阳光和雾笼罩下的渔港。海上的风浪小了，黄色的海面上漂浮着灰色的垃圾。
“以前，这里的海水非常干净，颜色是蓝的，后来修建了防浪堤，淤泥沉积，人们倾倒在海边的垃圾也排不出去。”钱站长说。
小岛的山并不高。山坡上只长茅草，不长树木，也看不到任何动物。只有一条用石块砌成的山路从黄泥坎通往山那边的大鱼骨头岙。我们吃力地爬上山岗。一位老汉迎面走来，和钱站长打招呼。一会儿又走来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又高又黑，怀里抱着小孩。钱站长叫道：
“阿铁，正要找你呢。”
“我们去菜园。”阿铁说。
钱站长指了指我和阿坚，说：“这是省里、市里来的记者，来调查海蜇积压情况，准备在报纸上呼吁呼吁。你跟我们回去吧。”
女人大概是阿铁的老婆，听了钱站长的话，她叫了起来：
“阿铁，这很好啊，你快回去，我在码头等你！”
“能行吗？”阿铁说。
“他们是记者，肯定行！”女人说着，从阿铁怀里抢过孩子。
我和阿坚能帮他们把海蜇卖出去吗？我为自己被当作一根救命稻草而感到非常难过。
回菜园之前，我和阿坚去八方家。他又搓麻将去了。听见我们的叫唤，他从山坡上冲下来。我让他在房子前面站好，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
八方对我说：“你等一下，我去装点海蜇。”他转身跑回屋里，我大声叫他，他不理睬。
我和阿坚自顾下山，走到码头时，回头看见八方拎着一只蛇皮袋从山上俯冲下来。我挡住他的去路。
“一点小意思，”八方气喘吁吁地说，“我送你上船。”
“你的心意我领了，东西拿回去。”我说。
他犟着脖子往前冲，差点把我撞翻在地。他脸上梗起的无数根青筋像张开的鱼网。
“你瞧不起我。”
阿坚远远地走在前面，回头向我示意不要再推却了。
明天一早要回定海，所以晚上早早上床。刚准备关灯，电话铃响了。阿坚拎起听筒。
“有个朋友叫我们出去玩。”阿坚说。
“玩什么呢？”我说，“你一个人去吧，我呆在房间里。”
“一起去吧，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散文写得不错。”
我们穿衣出门。时间只有九点多钟，但是海岛的小镇已经悄无声息了。街道上看不见一个行人，两侧的店铺紧闭着，偶尔亮着几盏霓虹灯。灯光清冷而飘忽不定，在海风的吹拂下仿佛变成了一团团稀薄的气体。
阿坚指着前面不远处的十字街口，说：“他们在那里等我们。”
一辆黄包车驶过来，阿坚示意车夫停下，对他说：
“把我们载到前面的岗亭，给你两块钱。”
“两块钱？”车夫一脸的不屑，踩起踏板就走，很快就消失在十字街口的拐弯处。
两个朋友果然已等在那里。大家握手，寒暄。醉醺醺的那位叫阿彬，大脑瓜，厚壮无比。他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把我们带进一条小巷，然后推开一扇小门。我们乖乖地跟着他走，仿佛他拎在手中的一串鱼。
这是一家舞厅，已经爆满。房子里烟雾缭绕，充满了吼叫和血红的灯光。阿彬遗憾地伏在服务台上，面对服务台里的小姐，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小姐则朝他摊摊两手：你们已经来晚啦。
我非常惊讶，这里居然也有这么热闹、隐秘的夜生活。大陆是这样，想不到海岛也是这样。它们躲藏在黑暗里、墙壁里，躲藏在浪荡的笑和哭里，然后痛痛快快地发霉。
阿彬带我们来到另一家卡拉OK厅。这里人不大多。阿彬要了几杯红茶，然后拉着阿坚到外头去了。我无精打采地坐着，很快就昏昏睡去，醒来时发现四周都坐满了摇头晃脑的人。
见我神情沮丧，阿彬有些尴尬，匆匆去服务台结账。
从卡拉OK厅里出来，我们沿着空旷寂寥的大街走。我以为可以回旅馆了，不料阿彬冷不防闪进了路过的一家茶楼。我对阿坚说：“我们回去吧。”
阿坚看看我，又看看阿彬。阿彬说：“进来吧，这里安静些。”
茶楼里一团漆黑，隔了好久，我的眼睛才开始适应这里的黑暗。茶楼里有很多房间，每个房间里的灯都像萤火虫一样微弱。萤火虫的下面不断地传出令人疑惑的笑声。我们面对面坐着，看不见对方的脸。黑暗中我们的声音是那样的不真实。喝了几口茶，阿彬问我：“你觉得嵊泗这个地方怎么样？”
这是一个难以如实作出回答的问题。“在这里生活还不错。”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还不错？你一定看走了眼。”阿彬说，显然，他对我的判断力感到失望。
他再也不和我说话了。
十一点，我和阿坚回到住处。阿坚说：
“明天，小赵和我们一起去定海——她妈妈带她去看脚伤，顺便去看望一下婶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