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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图做一些深呼吸，但是船舱里的空气污浊不堪，大概早已充满了别人的气泡。
“你的脸色不大对。”阿坚说。
“马上就会好的，”我说，“我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我跌跌撞撞地往外走，走到前后船舱之间的过道时，一阵猛烈的海风横卷过来，一直把我卷到右侧的船舷旁。我像一张废纸般紧紧地贴在栏杆上。栏杆外则是波涛汹涌的大海。
饥饿的大海在怒吼。轮船正艰难地行驶在波峰浪谷之间。海面上已看不到任何船只，只能看到那高高在上的浪头。岛屿在轮船起落的间隙时隐时现。每隔几秒钟就有一道四五米高的海浪朝我们扑过来，好像要吞噬我们。四碎的浪花遮掩了眼前的一切事物。浪花还未落尽，另一道海浪已经奔涌而来……一浪接着一浪，永无尽时。也不知是谁赋予它们生命，它们的生命始于何时，又息于何处。它们是大海的多得数不清的孩子。
栏杆上伏着一排披头散发的女人，像海鸥一样伸得长长的脖子，不停地往海里呕吐。呕吐完毕，她们就顺势滑下来，瘫坐在被海浪打湿的甲板上，她们双目无神，像傻瓜一样久久地坐在那里，也不去清理留在鼻孔、嘴巴、衣服上的呕吐物。对她们来说，坐船就是受难。一团浊气从我的腹腔泛上口腔，然后慢慢扩散开来，整个口腔顿时变得臭烘烘的。胃里的食物也许已经发馊了。我来到洗脸间。洗脸间的六个洗脸台分别被六个女人牢牢霸占着，只有一口放拖把的水槽还空着。女人们像烤熟的对虾一样弯着腰伏在洗脸台上，双臂紧紧地抱着已盛得满满的洗脸台，仿佛洗脸台就是她们的孩子。洗脸台的下水管已经被她们的呕吐物所堵塞，从洗脸台里溢出的水淌了一地。
“哪位让一下，”我大声说，“我漱个口就好了。”
她们像聋子一样一动不动。我只好走近其中的一位，她的发梢浸泡在自己的黄色呕吐物里。我彬彬有礼地说：
“麻烦让一下，我很快就好了。”
女人慢慢地回过头，朝我恶狠狠地瞪了一眼，仿佛我要抢她怀里的孩子。
我回到外头。又有一团发馊的东西涌上我的嘴巴，但是这回不是浊气，而是一团又黏又稠的未消化的食物。我急忙奔回洗脸间，把嘴巴对准那口放拖把用的水槽。有根木棒在捅我的胃。一阵强烈的痉挛从胃部发作，然后像惊涛骇浪一样——伴随着疼痛——迅速波及胸部、喉咙、嘴和脸，“哇”一声，一支又硬又长的水柱从我的口腔里喷射出来。
我的胃、肠子、肺、喉管、牙齿和脸都一件件地吐出去了。我那坚持了许多个日日夜夜的意志也崩溃了——我的意志对这具备受折磨的肉体已经毫无办法。我呕吐了一刻钟，又花了一刻钟清理堵塞在鼻腔里的秽物，动作非常机械。我踉踉跄跄地来到甲板上，和那些披头散发的女人们并排坐在一起。
神智开始慢慢恢复，我望着大海，它让我再次想起腹中那只空空的不属于我的胃：它在蠕动，在发抖，在轻轻地咬。
下午三点钟，轮船抵达泗礁。
在码头，我们搭上了一辆开往菜园镇（嵊泗县城）的客运中巴。一闻到车上的汽油味，我的胃就难受起来，虽然它早已吐得空空如也。
阿坚问我：
“你吐了几次？”
“两次。”我说。
“还好，”阿坚说，“我第一次坐轮船时吐了七次，到后来吐的全是胃液，躺在甲板上，别人以为我死了。”
“我把半条命吐在船上了。”我说。我一说话胸口就痛，不能笑，一笑就更痛。
我们住在嵊泗县政府招待所里，当地人称它为“小宾馆”，因为是旅游淡季，除了我和阿坚，便没有其他客人。房间很大，空荡荡的，很冷，空调开了半天我还直打哆嗦。卫生间的设备很新，但是没有热水，无法洗浴。房间里非常寂静。站在窗前，可以看见远处空旷而白亮的街道。晚上，阿坚的朋友孙大姐，在招待所的餐厅里请我们吃饭，在座的还有阿坚的另外两位朋友。
孙大姐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她让我去金平岛，岛上住着她的一个朋友，名字叫祝八方。他也许会带我出海。
晚饭吃到一半，一位清秀、小巧的女孩瘸着腿从门外进来，一声不响地坐在阿坚旁边，像只小鸟。
她姓赵，阿坚的女朋友，小学老师，不久前在一次跳舞中扭伤了脚踝，现在家养伤。
晚上，阿坚、小赵和我在房间里打扑克。我输得最惨。玩到十点钟，小赵说她该回去了。阿坚一边洗牌，一边兴致勃勃地说，再玩一会儿吧。小赵不高兴了，说，你怎么从来都不会替别人想一想呢。
1997年12月10日
上午由县委报道组的同志带路，驱车在岛上转了一圈。岛上的风景很好，但是没有一个游客。这是冬天啊。我们站在海滩上，海风吹着脸，有如刀割。我们还参观了位于菜园镇中心的海洋生物博物馆。
中午回到县政府招待所吃饭。孙大姐对我说：
“我跟祝八方通了个电话。他在家里休息，因为渔汛已经过去，捕不到鱼……”
“他不想出海？”我失望极了。
“要出海也可以，他带你到近海捕鱼，你出一百元的油钱。”
下午，我和阿坚搭上了一趟去金平的船。这是一艘木船，船舱是露天的，又大又深，两侧的船舷有两米高。我们站在船舱里，只能看见头顶的天空和桅杆。
木船在海上突突地行驶了十分钟，靠了岸。我和阿坚下了船，沿着码头走。弧形的码头建在山坡下，又狭又长，像一弯新月。码头的左侧就是嵊泗中心渔港，荡漾着细碎的波浪，此刻泊满了来此避风的各地渔轮，有好几千艘，密密麻麻的桅杆把对岸的菜园镇都遮住了。正值退潮，靠近码头，二十多艘渔船陷在淤泥里。码头上堆满了捕蟹用的渔网和竹竿，山坡下建着一排简陋的房子，水泥台阶上，坐着许多头发蓬乱的渔民，衣服穿得很少，露着黑黝黝的脖颈，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走过。我们沿着码头步行了两百多米，然后向右拐进一条小巷。
小巷狭窄而潮湿，有着低缓的坡度。两侧的房子都很低矮，修筑在山坡上，大概正逢乡人大选举，房子的墙上贴满了醒目的红色标语。两个拖着鼻涕的小女孩扛着一篮垃圾走下来，与我们擦肩而过。路边有一家“温州发廊”，响着从收录机里传出的流行歌曲。
小巷拐了个弯，然后是几级台阶。我们拾级而上。路的左侧有一间小屋，里面摆着大米、白菜、黄瓜和冰冻的梅鱼。摊主们都双手交叉插在袖子里，站在道路另一侧的空地上，一边晒太阳，一边注视着过路的行人。金平广播电视站就在他们身后那座破旧的建筑物里。
广播电视站钱站长在办公室里等候我们。他是一位黝黑的中年男子，眼睛凹陷，颧骨外突，他的身上一定具备共产党基层干部所应该具备的一切。办公室小而暗，装修得像某户人家的客厅，地砖又滑又洁净，墙纸是新糊的，角落里摆着打开的电视机，办公桌是那种漆得很亮的八方餐桌。办公室里边是钱站长的卧室。再里边是卫生间，散发着淡淡的抽水马桶的气味。
“你们一定要找祝八方？”钱站长说。
“他家四兄弟都是渔民，”阿坚说。
“可是有先进的渔民，也有后进的渔民啊。”钱站长说。他以为我们是来宣传先进的。
“不要紧的。”我笑着说。
钱站长领着我们，从广播电视站里出来。我们踩着石级，翻上一座光秃秃的小山岗。祝八方家的房子就在前面不远处的那道山坡上。我们沿着一条羊肠小道走，不久就来到那座房子前。房门敞开着。
祝八方在别人家里搓麻将，听见我们的叫喊，就像一头豹子似的冲过来。他年纪很轻，身材不高，但是显得精干；头发留得很短，黑黝黝的脸上长着一颗痣，这使他看起来有些凶狠，但他的眼睛很友好，闪烁着孩子气。
他给我们每人倒了杯水，然后坐在对面，绞着手。
“天气不好，出不了海。你先住下来，等风浪小了，我再带你出去。”八方对我说。他有些腼腆，像姑娘家。
八方已经在家里休息了一个多月。每天晚上睡得早，早晨起得也早。吃过早饭，他就去码头闲逛，打扑克，在屋檐下晒太阳，与本地的或外地的渔民聊天，一直到中午才回家。妻子烧好饭等他。
八方十六岁的时候，母亲过世了。初中一毕业，他就跟父亲出海捕鱼。风很大，掀起了一层层无穷无尽的海浪。船驶在汹涌的波涛里，在他看来几乎要沉了。他“醉”得厉害，像鱼一样直挺挺地躺在船甲板上，一边吐着泡沫，一边睁着眼看父亲。他从此不想出海，在家里待了大半年后在一家水产公司里谋了个收购冰鲜的差使。父亲瞧着不舒服，每天给他脸色看。
“你没出息。”父亲说。
八方有三个哥哥，老大可方在一家个体冷冻厂里工作，老二多方在舟山水产联合公司当经理，老三伟方和他合伙捕鱼，是他们这艘四十马力木帆船的老大。八方是老四，和父亲祝阿亮住在一起。父亲今年六十六岁，驾着一艘小帆船，在金平与菜园之间来回摆渡，赚点小钱买老酒。八方今年二十八岁，结婚时二十四岁，妻子原是乡文化站的办事员，后来文化站倒了，她回了家。
“今年你能赚多少？”我问他。
“不知道。八、九月份捕了两千斤海蜇，还没卖出去——去年海蜇每斤能卖十二元，今年跌到了六元。”
“那你就不卖了吗？”
“我用盐和明矾把它腌着，等价格好起来。”
“要是好不起来呢？”
“那就没办法啦。”
他带我们参观了他家的房子。中间是饭厅，铺着地砖，正中摆着一张小方桌，上面有几口碗，盛着鱼干和吃剩的蔬菜。右侧的房间是他父亲的卧室，床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