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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昨天就和我交流过，我也提过应景之类的担心，他开导我，应景不应景不重要，关键是看你抱什么样的思想和感情，还看你到底有没有才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柴科夫斯基的《1812序曲》，还有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不都是应景之作吗？”场面立刻就被扭转了，那个中年老师闹了个面红耳赤，大家都用赞羡的目光望着小田，依然有“是啊是啊”的叹息，但意思已经完全不同了。
事后，小田把高主任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责问她，“我什么时候参加过沙龙展？又什么时候跟你说过那些话？”高主任说：“我相信，这些事，你都有能力做，这些话，你也都说得出。”小田有点儿惊讶地发现，她说这话的时候，微微撅着嘴，有点儿委屈和撒娇的样子，他心软了，但还是板着面孔说：“诡辩。下不为例。”
南音的陈院长是留欧归国的小提琴家，曾在马德里随萨拉萨蒂的学生帕斯教授学过艺，小田对他很尊重，人前人后提到院长，都说他够得上大师级。陈院长又高又瘦，花白头发，总是昂着头，叼一只大烟斗，虽挂了院长衔，却不问俗务，也不理朝政。他中年娶妻，老来方得一女，心里装的，只有妻子、女儿和他敬畏的海菲兹，然后可能是学生。其他的种种，几乎就视若无睹了。有天晚饭后，小田带凤儿去南山散步，梧桐树下，正和陈院长一家迎面相遇，他热情地打了个招呼，但陈院长正听女儿唠叨，没有搭理他。小田略有不快，很快也就过去了。但凤儿哼了声：“不懂事。”回到家，她还撅着嘴，他嘿嘿一笑，在她嘴上拧了拧。第二天，在办公室和高主任笑谈何谓妇人之见，就把路遇陈院长的事说了，重点当然是凤儿的小肚鸡肠了。但高主任没笑，反而正色道，“你爱人这么男儿气，她都受不了，我也受不了。”小田哦了声，收了这话题，心里却结了个小疙瘩。
他下班回家，凤儿淡淡告诉小田：“今天院长女儿来小卖部买冰棍，俺看不得这头一副资产阶级的德性，就把冰棍扔到了她脸上去。”小田大惊，怒吼：“这怎么使得呢？！”凤儿见他发急，抿嘴一笑，说：“当然使不得，俺不过说来消消气。”小田心头一松，还跟着嘿嘿了两声。到了期末，党委会讨论人事工作，人事处长首先提到，陈院长希望他的一个研究生能留管弦系任教，他同时还推荐了一个上海作曲家来南音担任作曲系主任。小田是爱才的，听这两人背景不错，又是院长亲点的，一高兴，忍不住一拍桌子，就要说“好”。就在这关头，高主任在桌下踢了他一脚。他心中略有不快，觉得自己做事光明正大，这一脚却有点阴谋诡计的意思，但还是忍了忍，把“好”吞回肚子里。高主任随即发言，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她说：“南音正是用人之际，但章法不能乱。院长的高足留校，没有院长的才气，却有院长的脾气，哪个管得了他呢？如果再被院长招做乘龙快婿，那岂不炙手可热了？再说，院长留自己的学生，其他教授纷纷效仿，近亲繁殖，南音恐怕要生一大堆弱智儿童吧？至于作曲系的主任嘛，既然是网罗人才，干脆就网一条大鲸鱼，上海那滩水，我看还是嫌浅了。田书记最近可有大动作，他要把网撒到美国去。”会议室里一片哄哄声，目光都往小田身上扫。小田也是吃了一惊，但有了多回经验，尽量做得不动声色，看高主任如何圆谎。然而高主任却不像信口开河，润润嗓子，侃侃而谈，说：“南音前身南方音专的创办人有个外甥女，是爱国华侨，有名的作曲家兼钢琴家，荣获过威尼斯国际音乐节大奖，现任印第安纳大学驻校艺术家，田书记正通过她留在国内的亲戚跟她在接触，邀请她回来为新中国作贡献。”高主任说到这儿，卖了个关子，“已有六成把握了，田书记还在努力中。”人事处长头一个冲小田叫好，其他人纷纷鼓掌，好像那女音乐家已站在了他身后。
会议一散场，小田还没来得及责问高主任，她就主动给他眨眨眼，撅嘴说：“别骂我吹牛，我说得已够保留了，把握至少有八成。”小田大喜，竟情不自禁，伸手拍了拍她脑袋。那位华侨音乐家名字叫苏娘，后来在田书记、高主任的反复努力下，终于在南音三十年院庆时归来，并留校任教，直至搭上了一条命。当然，这已是后话的后话了。
二十二
春天来了，仓空了，缸空了，田里收不起吃得的东西，饥荒就来了。报纸上开始有专家写文章，说少吃饭、多喝水更有利于健康。凤儿看见，流入城的叫花子越来越多，而自己做出来的菜油荤越来越少，饭越来越稀。听说，老家那边，已经有人饿死了。她眼皮跳，睡不着，就跟小田商量了，打个包，塞了糖、挂面、腊肉、板油、火腿和几块肥皂，赶回去探一探父母。小田把她送到火车站，又再送到月台上。雨水潇潇，寒风飕飕地吹，两个人肩并肩，冷手拉着冷手，一时无话，看着火车发呆。汽笛终于撕心裂肺地响了，又刺耳又难受，难受得凤儿一辈子都忘不了。她侧脸叫了声：“哥。”小田展开手臂，把她搂住，紧了一紧，然后一推，说：“到了写封信。”
凤儿探亲回来，天气已经大热，太阳晒得车厢发烫，随她一起回来的，还有那辆德国造的自行车。这车已经很老了，大炼钢铁的时候，她爹拼了老命才把它保下来。而他打铁的家什，包括铁炉子，都被投进另一口更大的铁炉子，熔化了，最后又变成一坨坨废铁，就像永不孵化的恐龙蛋。但车还在，她爹还算是心安，他虽然饿得皮包骨头，也要每天把车擦着、调着，它看起来还是黑黝黝亮堂的，骑着也顺溜，他偶尔跨上去骑一骑，风杀口还跟从前一样小，旧街、老房子，蹬一脚就到了头，骑了反而憋闷着。凤儿回来时，车就靠在窗台下，好像很多年都没动一动，拿手指摸摸，却是一尘不染的。她问爹，当年那个骑车的小和尚，弄清了来历吗？爹说：“弄清了又咋样？弄不清的，不如烂在肚里头。”她说，如果他是俺哥呢？爹说：“是你哥，他也是死了。”爹说的是实话，但她听了怪不舒服的。到了离开老家时，爹娘翻箱倒柜，找不出拿给她带走的东西。她就说：“爹，把车给我吧，我还用得上。”她预先给小田写了信，但车到站，她望遍了月台，却没他的影子。她就把车扛下去，推出车站，骑着回了南音。
开了家门，小田不在，凤儿也不多想，小田会多，那就是开会去了。然而，让她吃惊的是，她本以为自己不在了几个月，家里一定乱糟糟的，小田一定是饱一顿、饿一顿，但恰好相反，到处都收拾得整整齐齐，打过蜡的地板，厨房里洁净的餐具，都映射着下午明亮的光线。客厅里还新换了浅苹果绿的窗帘，小田的书桌上，摆了一口青花瓷盆，插满了栀子花。花的淡雅、芬芳，让凤儿有些心乱。她在几间屋子里不停地走着，仔细地这儿看看，那儿摸摸，像是要找出什么来。后来，她在茶几上见到一块黑糊糊的糖，掰一点放到嘴里，是苦苦的，唇上的苦味半晌也化不了。她从没吃过这东西，但她刹那间就作出了判断，这是巧克力，而且是苏联货。
小田快半夜才回家，屋里漆黑，一摁亮灯，就看见凤儿坐在沙发上，正定定地望着他。他咕哝声“凤儿”，慢慢栽下去，大口大口地呕起来，刺鼻的酒味立刻就把茉莉香气赶走了。凤儿还坐在沙发上，看他吐，直到他吐完了，把胆汁都吐了出来了，她才起身拿来脸盆、毛巾，给他揩干净，然而拖牲口似的，拖到了床上去。
第二天醒来，凤儿啥都不问，甚至就像她从没出远门，如往常一样进厨房熬稀饭，蒸馒头。小田想说什么，却一连几天都没有说出来。高主任来找凤儿了，这是暑假中一个又炎热又冷清的午后，一棵颤巍巍的黄葛树把小卖部罩在影子里，如兜头泼了一地湿乎乎的水。凤儿像对所有顾客一样，给高主任留着笑脸。但高主任三言两语，就捅到了事情的要害处：她和小田要各自离婚，重新组成新家庭，希望凤儿能理解。
凤儿点头说：“俺能理解的。但不要指望俺能成全你。”
高主任把双手一摊道：“事情到了这一步，你们夫妻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可说呢？说音乐？说美术？说党的理论和建设？说孩子？说什么都没有了啊。”
凤儿开始还在微笑着，听到“孩子”两个字，眼里一下子就酿满了泪水。她缓了缓气，说：“你知道俺叫他什么吗？”高主任说：“叫什么？你叫他什么我不需要知道吧？”凤儿说：“俺叫他哥。”高主任轻声哼了哼，说：“可是这不是真的。”凤儿说：“可是比真的还要感情深。”高主任把凤儿上下看了一遍，忽然哈哈笑起来，就像在笑一个白痴说傻话。凤儿被她笑愣了，她猛地扇了高主任一个大耳光！这一耳光真狠，高主任差点被扇得摔倒在地上。
凤儿低喝出五个字：“除非我死了。”
高主任的半边脸迅速地肿起来，肿得又高又红又亮，可怕得完全变了形。但她什么举动都没有，只是把凤儿盯住，看了又看，最后抬起手把脸捂住，默默地走开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凤儿淡淡地对小田说：“俺扇了高主任一耳光。”小田苦笑道：“你又说笑了？”凤儿说：“不信你去看她的脸。”小田呼地站起来！风儿拿筷子点了点碗边，说：“你坐下。”小田坐下来。长吁一口气。凤儿说：“明天上班再看吧。”小田把碗一推，大口吸纸烟。凤儿说：“哥，你变了。你咋变，都别变得窝窝囊囊的。”小田说了个“我”，却没有说下去。凤儿就提议出去散散步，小田摇头，说不去。但她拉住他的手，硬是把他拖出了门。出门，凤儿推了自行车，要小田坐到后座上。小田烦躁道：“好端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