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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祎、董允和姜维也对蜀国做出杰出的贡献。费伟是个很存才干的人，他奉使东吴，吴人“论难锋至”，而费伟“据理以答，终不能屈”。孙权赞他是“天下淑德”。他后代蒋瑰为尚书令，日理万机，应付自如；处理军务，指挥若定，使边境无虞。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董允任侍中守尚书令，他为人“秉心公亮”，守正下士。后主溺于酒色，要采择民女以充后宫，他据理直争，坚决反对，后主无可奈何。得到后主宠爱的宦人黄皓也很怕他，终允之世，黄皓不敢为非作恶。他不图名利，蒋瑰认为他辅佐后主有功，上疏建议“宜赐爵士”，他固辞不受（《三国志·蜀书·董允传》）。孔明对姜维甚为赏识，认为“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才兼于人”。蒋琬、费伟相继逝世后，由姜维负起保卫蜀国的重任，他继承孔明的遗志，坚持北伐，互有胜负。由于后主昏庸。对姜维派重兵守卫阴平等地的建议置之不理，使邓艾得以偷渡阴平，直捣成都，蜀汉终于灭亡。
蜀之亡，不能归咎于姜维，除了形势所趋外，后主昏庸是主要原因之一。司马昭说：“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
孔明逝肚后，蜀国军国大政先后由蒋琬、费祎、姜维主管，时间长达29年，比之刘备、孔明两人治蜀时间还多9年。在蜀魏对峙中，蜀弱魏强，对手又都是杰出的人才，客观上不存在蜀胜的形势。孔明曾竭尽全力，也劳而无功，单靠姜维等的主观努力是不可能扭转这种局面的。而蒋瑰、费祎、姜维等竟能保卫蜀国达29年之久，如他们没有非凡的才能和无限的忠心，何能如此！这不仅说明孔明善于”任贤举能”，也证明了孔明以德。才兼备做为选拔人才的准则是完全正确的。
重操守，以身作则
孔明重用之人，皆德才兼备，这与他个人风格有关。孔明本人就是个德隆才高的大贤人，他未出草庐已预见天下三分，为刘备制订正确的战略决策——“隆中对”；为北图中原，统一中国，他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具有如此崇高风格，是由于他公而忘私，不谋私利，他病危时自表后主说：”臣家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随身所需，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产。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以负陛下也。”孔明病逝后，经人了解，确如其所言。在孔明以身作则的影响下，其僚属大都清廉自持。如费祎“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姜维也是“宅舍弊薄，资财无饰，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
2。唯才是举：曹操的用人特点
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发布《求贤令》，第一次提出“唯才是举”的方针：“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建安十九年和二十二年又先后发表《取士无废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进一步指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主张对于有缺点的人，不能废弃不用，不管是卑贱的，甚至是”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都要推荐，《三国演义》没有提及这些《求贤令》，它通过对曹操用人事迹的描述，把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特点反映得很具体。
各路人马前来效命
由于曹操采取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有本事的人大都投靠他，故魏国人才甚众，谋臣有荀彧，荀攸、郭嘉、程昱、崔琰、毛阶、贾翊：武将有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五名将及许褚、典韦等猛将。这些谋臣、武将有不少是三国时代的第一流人才。其中谋臣的佼佼者，除了前面谈的杰出战略家苟或外，郭嘉也是个很了不起的谋士。他为曹操多出奇计，而每计必中。在第三十三回”郭嘉遗计定辽东”里，特别谈及他的超人智计。袁熙：袁尚被曹操打败后，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夏侯谆等将主… Page 37…
张乘胜追击，曹操笑说：“不烦诸公虎威。数日之后，公孙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诸将皆不肯信。数日后，忽报公孙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级至。众皆大惊。使者呈上书信。操大笑脱，”不出奉孝所料！”众官问其故，操遂出郭嘉遗书以示之。书略说：”今闻袁熙、袁尚往投辽东，明公切不可加兵。
公孙康久畏袁氏吞并，二袁在投必疑。若以兵击之，心并力迎敌，急不可下；若缓之，公孙康、袁氏必自相图，其势然也。”这便是郭嘉的”急之贝“合，缓之则离”的定辽东策略。“典韦寨门死拒敌”（第十七回），“许褚裸衣战马超”（第五十九回），”张辽威震逍遥津”（第六十七回），“徐公明大战沔水” （第七十六回），生动地描述了典韦、许褚、张辽、徐晃等猛将 的英勇事迹。这些猛将，有的原是俘虏，有的是亡命之徒，有的是出身于行伍，都因得曹操的赏识而被捉拔为大将。上述的谋士、广将来自“五湖四海”
聚集于曹保身边，为他出谋献策、效命沙场，故曹操能统一北方，雄视中国。
虽不得关羽其人，但得其心
曹操十分重视人才。他千方百计争取关羽便是典型例子之一。关羽温酒斩华雄时已为曹操所赏识，故能接受关羽三事之约，以促其归降。尔后，封官爵，赠美女，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极尽其笼络之能事。曹操如此敬重，关羽便以斩颜良、文丑以报之。关羽之去，曹操遵约“开绿灯”，并亲往赠袍送别。如非曹操放行，关羽纵有天大本事，能过五关斩六将，最后也走不了。正因曹操如此爱才，他不得关羽其人已得其心，故关羽在华容道甘犯军令状，义释了曹操。关羽不感其知遇之恩，曹操是逃不脱华容道的，他早已成为刀下鬼了。
不念旧恶，唯才是用
只要是人才，且能为己用的，即便是仇人，或骂过自己的人，他也能“矫情任算，不念旧恶”。陈琳曾为袁绍写讨曹操檄。这篇檄文把曹操及其祖宗三代骂个透，曹操见了，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操破翼州获陈琳，他不加责备，仅问道：“汝前为本初作檄，但罪状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
琳答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意思说为袁绍所使，不得不然。左右劝操杀之，操怜其才，乃赦之，命为从事。降将张绣叛变，夜袭操寨，如无典韦以死拒敌，操将无法逃脱。这次战役，操折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和爱将典韦，史称”清水之难”。曹操对此痛恨不已，终生难忘。后张绣又降，操因用人之际而宽恕之。曹操能不记私仇，这是因他能以事业为重。因要图天下，就要搜罗人才以扩大自己的力量，这就不能老是计较个人的恩怨，只要对事业有利，尽力化敌为友。不仅曹操能“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古之明主也都如此。唐太宗并不因魏征曾是敌人之臣而对他有所疑虑，因其敢于直谏，切中己弊，对他十分敬畏。诤臣遇明主，传为千秋佳语。雍齿曾助项羽，几置刘邦于绝地，而刘邦统一天下后，为显示其宽宏大量，先封雍齿为侯以安众心。武则天读骆宾王的 《为徐敬业讨武瞾檄》，并不因其极力贬己 而恼怒，反而怜其才说：”此人不用，宰相之过也，”但唐太宗对魏征，刘邦对于雍齿，不如曹操对于张绣的怨深；武则天愤骆宾王之才，而不能使之为己用，而曹操则能用陈琳。故说曹操善用人才不下于古代其他明主。
不论出身，全凭本事
曹操因重视人才，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这对于曹魏事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对封建社会人事制度也是一个重要改革。东汉未年，封建统治者取士大都以门第、品行作为首要条件，士人分品作官，已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特别是由于外戚、宦官两大帮派争权夺利，取士只讲派别而不问贤愚，那个帮派掌权，就都用那个帮派的人，一律排斥另一个帮派的人。
当然对自己帮派的人仍分品做官。曹操实行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这就突破了分品做官的人事制度，不管出身于什么门第，或有否品行，只要有本事建功勋就有官做。这就为下层士人及广大平民广开仕进之路，但是，曹操用人不讲门第，并不是不重视“衣冠望族”（指世代做官的），不拘品行，并不是不重仁孝。曹操终归是个封建统治者，他的思想意识必然受到时代的制约，虽然任用一些出身”微贱”的人，也竭力争取“衣冠望族”的支持。如司马懿出身于“衣冠望族”，他起初看不起曹操，诈装患风瘫病，拒绝征召，后在曹操威逼利诱之下，他怕被杀头，只好出来任职。又如张邈叛变时，劫毕湛（是时为操别驾）母弟妻子。操对毕湛说：“卿老母在彼，可去。”湛表示无二心，攥为之感动得流泪。可是，毕湛一转身，便溜了。后毕湛被生擒，人们都认为他必死，谁知操不仅不杀他，反任他为鲁相，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因此，对曹操的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应作如此理解：不管贵贱，不论品行好坏，只要有才能的，都要推荐。这就是曹操的用人特点。不过，这种用人方针仅在曹魏初期施行，随着曹魏政权的巩固，北方士族己都归附，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士族势力，迄曹丕继位，明令规定九品官人法，规定士人等第，微贱的人被排挤不能入品，也就是说微贱的人是没有资格被推荐做官的。这已不是”唯才是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