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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破家亡：孙皓罢名将陆抗
封建末朝，大都是小人弄权，贤臣遭殃，其亡之因，多源于此。蜀国如此，吴国亦然。无独有偶，刘禅宠信宦官黄皓，孙皓宠信中常侍岑昏。刘禅、孙皓两人性格虽各异，但其用人之道则相同，刘禅昏庸，故被黄皓摆布，孙皓“才识明断”，但为人凶暴，残杀忠良，致使众叛亲离，他所能依靠的只有岑昏等一小撮佞臣而已。而这些人不学无术，好事不做，坏事做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且孙皓暴虐远超刘禅，岑昏之恶甚于黄皓，在暴君、佞臣朋比为奸之下，朝政比蜀国还糟，吴民比蜀民更苦，国弱民穷已到了极点。
蜀国亡后，吴国内政如此腐败，其被消灭之日已屈指可数。
残暴愚昧失江山
在历史上，有的封建统治者，能善始善终，被赞为明主！有的则不然，善始而恶终，成为暴君。孙皓正是后一类的暴君。据 《三国志》裴松之注《江 表传》记载：“皓初立，发优诏，恤士民，开仓凛，振贫乏，科出宫女以配无妻，禽兽扰于苑者皆放之。当时翁然称为明主。”可是，在他的统治地位巩固后，志得意满，专横日甚，有谏已的动辄杀戮。孙皓是靠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二人扶上帝位的，后濮、布见皓所为，十分后悔，并向他力谏，孙皓大怒，斩二人，灭其三族。丞相万或、将军留平、大司农楼玄三人见皓无道，直言苦谏，皆被斩杀。由是群臣缄口，不敢再谏。前后10余年，杀忠臣40余人。皓酷溺淫色，后宫数千，仍采择无己。宫人有不合意的，或剥面，或凿目，残忍之极。他出入常带铁骑5万，臣民恐怖，莫敢奈何。
孙皓为人好大喜功，尚穷兵默武。他拟伐魏以一统天下，便召术士广尚问吉凶，尚对说：”陛下篮得吉兆：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他把术士的话当真，便决意伐魏，可见孙皓其人既暴且愚。中丞华核劝他“先修德以安民”，被他驱逐。于是，皓令镇东将军陆抗部兵屯江口，以图襄阳。陆抗是吴国名将，镇守襄阳的魏国名将羊祜知他足智多谋，坚守不出。陆抗也因羊祜善用兵，不敢轻动。故二人彼此修好，以保边境安宁。孙皓命陆抗急速进兵，陆抗上疏备言晋未可伐之状，劝他修德慎罚，以安内为念，不当以黩武为事。孙皓以抗违己命大怒，降为司马，令左将军孙翼代领其军。孙翼是无才之人，当非晋军敌手。未修内政而欲攘外，未有不败的，故东吴有识之士早料到”东吴锦绣江山，不久属于他人矣！”
失去人心天堑变通途
长江自古称天堑。而它之所以成为天堑，是因为人民在后做靠山；若无人民协力，它只不过是条“小溪”，一跨便过。孙权雄踞江东时，国富兵强上下齐心，军民协力，曹魏视长江为畏途。曹操与孙权在孺须对阵，见吴军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长叹：“生子当如孙仲谋！”知不能胜，乃撤军，魏主曹丕领兵到广陵，隔江遥望，见吴军兵强马壮，叹说：”魏虽有武士千群，无所用之，江南人物如此，未可图也。”曹操父子如此惊怕东吴，因有前事为鉴。曹魏犯吴界，大多以失败告终。而东吴不可犯，是因人心归附，故能组成攻不破的铜墙铁壁。迄孙皓继位，残杀贤臣，掠夺百姓，人心已离散，恨不”吾与汝偕亡，”长江之险，无人为之守，已失去其天堑作用，吴国臣民，对“助纣为恶”的岑昏恨之入骨，北兵临近，近臣认为“今日之祸，皆岑昏之罪。”不等孙皓首肯，数百人一齐拥入宫中，碎割岑昏，生啖其肉。
由于人民厌弃吴主，故晋将杜预率兵南征，虽有横江之锁、沉水之锥为阻，也一跨而过。江南军民不战而降，剩下孙皓这个孤家寡人，只好效刘禅之样，舆梓自缚，向晋军投降。
二、风格
形成一国执政者的用人特点，这与其人个性、爱好、道德观念及其处境和所处的时代都有关系。孔明是荆州名士，以才名和德行见称于时，其用人也就具有个人的个性：他选拔人才始终坚持一个准则，即德才兼备。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难得士族的支持。因士人秉承儒学以忠孝相标榜，故多不愿投靠曹操。曹操为了搜罗人才帮他打天下，不管有否德行，只要有才就要，形成了他“唯才是举”的用人特点。孙权是个慎重、果断的人，他选拔人才是经过认真考核、反复考虑的，当他确定了，便充分信任，做到疑之不用、用之不疑。孔明、曹操、孙权的用人准则，虽为他们带来了许多英才，但却不是尽善尽美，在长处中亦见其短，否则蜀中怎会无大将，曹魏奸逆萌生，而东吴无能臣呢？究竟用人的上上策为何，从三国用人风格的比较中，我们或可悟出一些道理来。
1 。德才兼备：孔明的用人特点
刘备死后，孔明执政时，他十分注意物色后起之秀，加以培养和大力提拔。他选拔人才不仅重视才干，也极重视德行，如他在《前出师表》里推荐费祎、董允时，特别强调他们为人“良实，志虑忠纯”，并告诫后主要”亲贤臣，远小人。”古人所谓“贤臣”一般是指德行高尚，有济世之才的人。
孔明认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又说：“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为人择官则乱，为官择人则抬，是以聘求贤士。”（见《诸葛亮·便宜十六策·举措第七》）故孔明把择贤做为其重要职责，把德才兼备做为其选拔人才的准则。他培养和提拔的后继者姜维、费讳、董允和姜维都是德才兼备之士，为时人所淮重，当时蜀人把他们四人并列，称为‘四相”，赞为“四英”（《三国志，蜀书·董允传》裴松之注引《华阳国志》），除了姜维外。
《三国演义》对蒋琬、费祎、董允仅简略提及，《三国志·蜀书》有关他们 的传记则写得较详。他们都是蜀国后期的实际执。政者，了解他们的为人及其对蜀国的贡献，始能理解孔明用人的特点。
有才无德不能结人心
孔明用姜维做为继承人，而不用时人认为“必代亮”的魏延，便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三国演义》说魏延脑后有反骨，而史实并非如此。魏延是蜀汉一员猛将，其武艺和才能都不在“五虎将”之下，刘备在世时对他是很重视的，如他从曹操手里夺取汉中后，需大将镇守，众论以为必用张飞，张飞也认为非已莫“属。岂料刘备却破格选用魏延，把他从牙门将军提升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使“一军尽惊”。刘备死后，诸葛亮执政时倚他为军中支柱，由于他屡立战功，提升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时人都认为他是孔明的当然后继者。可是事情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孔明早就选定蒋瑰为他的后继者了。他在给后主的密信中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瑰。”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孔明选拔后继者，是根据其德才而定的。魏延虽有才干又勇猛过人，但“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因此，不能团结人。如他与杨仪是孔明军中的左右手，却闹得水火不相容，甚至与杨仪争论时，“举刃拟仪”，使“仪泣涕横集”。显然不能团结人的人，是不可能把一国治理好的。孔明只用魏延的才能而没有托之以重任，这说明他是善于用人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孔明不把后享托付与魏延是正确的。孔明一死，魏延就不顾大局，为个人私怨和权力，与杨仪火并，结果被其部属马岱所杀 （《三 国志·蜀书魏延传》）。
蒋琬以德服人
孔明把后事付给蒋琬是对的。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他随刘备入蜀，任广都长。刘备因事到广都，误以为他不理事，当时又恰逢他酪酊大醉，心里很火，准备加罪把他杀掉。孔明对刘备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听信孔明，便不加死罪，仅把他撤职。后来，由于孔明的推荐和提拔，由尚书郎至参军，后又升为长吏兼抚军将军。孔明率军出征，他都能做到足兵足食以相供给，对支持孔明北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孔明很赞赏他，认为“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孔明病逝，后主遵其所嘱，任蒋 琬为尚书令，主持国政。当时，蜀国新丧元帅，远近危悚，可是蒋琬既无戚容，又无喜色，日理万机，镇静如常，因此，深得众望。蒋琬为人度量宽宏，肯纳忠言，秉公办事，不计恩怨。蒋琬跟东曹掾杨戏谈话，杨戏常不回答。
有人对蒋琬说杨戏对上太傲慢了，蒋琬反表扬杨戏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古人之所戕也。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又如督农杨敏曾对人毁谤蒋琬说“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有人将此告诉蒋琬，主者主张“推治”杨敏，蒋琬不同意说，”吾实不如前人，无可推也。”主者问其“愦愦之状”，蒋琬说，“苟其不如，则事不当理，事不当理，则愦愦矣，复何问邪？”后杨敏因事 下狱，人们都担心他被处死，可是蒋琬秉公处理，杨敏得免重罪。由于蒋瑰为人忠心耿耿，大公无私，度量宽宏，故深得众望。在他执政期间，做到人和国安，没有辜负孔明的重任 （《三国志·蜀书·蒋琬传》） 保卫蜀国达29年之久。
费祎、董允和姜维也对蜀国做出杰出的贡献。费伟是个很存才干的人，他奉使东吴，吴人“论难锋至”，而费伟“据理以答，终不能屈”。孙权赞他是“天下淑德”。他后代蒋瑰为尚书令，日理万机，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