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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过着清苦的生活，工作只是为个人生活，久留异国，殊无甚意义。……数
学研究所华罗庚所长与我相知深厚，知我有归意，即密切联系，恳切邀请我
参加所里的工作。数学所工作人员多为旧交，相见如故。昔日清华数学系学
生只有数十人，现在大不相同了。”
熊庆来在数学分析方面是中国的权威，他尤其擅长复变函数论。归国之
后，他不顾年老体弱，在搞研究之余，仍致力于教育，不知疲倦地为祖国培
养数学人才。在他的倡导下，北京组织了函数论讨论班。为了表彰他的功绩，
1962年9月4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盛大集会，庆祝熊庆来教
授七十寿辰，在这次大会上，华罗庚在讲话中说：“熊庆来教授循循善诱、
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和工作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69年，正当中国大地风云突变，动乱骤起，风烛残年的熊庆来经不起
这场空前未有的动乱的冲击，高血压病日渐沉重，不久在北京溘然去世。华
罗庚从外地回京，闻此恶讯，顿时双泪横流，当他得知熊庆来的遗体已运往
八宝山公墓准备火化，立即不顾旁人的劝告和旅途劳累，乘车赶到八宝山，
拄着拐杖来到焚化间，怀着一腔悲痛，掀开一具具尸体的盖面布，终于见到
了熊庆来枯瘦的遗容，他对着恩师的遗体深深鞠了三个躬；最后含悲离去。
为了纪念这次诀别，华罗庚还写了一首长诗《哭恩师》。
六、撒播科学的种子
那还是在 1947年前后，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的华罗庚与
冯·诺依曼、歌尔德斯坦等人交往甚密，当时冯·诺依曼正在设计世界上第
一台存储程序的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他不仅让华罗庚参观了他的实验室，
而且经常与华罗庚讨论有关的学术问题。就是从这一刻起，华罗庚心里萌生
了回国后也要在中国开展电子计算机工作的念头。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电机系的电讯网络研究室被
撤销。原研究室主任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网络专家闵乃大教授，另外两名
成员一个是电机系毕业生王传英，一个是刚从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的夏培肃。华罗庚便表示愿请这三个人到数学研究所搞电子计算机。三个人
经过慎重考虑，表示愿意从事这项工作。华罗庚将三人请到家中，兴致勃勃
地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想法，就这样，中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正式
成立。1956年春，由毛泽东主席提议，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国家制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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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科学的十二年远景规则，把开创我国的计算机技术事业等项目，列入四大
紧急措施之一。华罗庚担任计算技术规划组组长。为了能使未来的规划博采
各国之长，制定规划之前，华罗庚主持召开了一系列报告会。著名科学家钱
学森、陈建功等都在会上作了报告。大家就中国计算机技术应该如何发展的
问题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华罗庚详细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根据当时的国情，
决定以“先集中，后分散”作为拟定新中国计算机技术发展规划的原则。经
过几个星期的紧张奋战，我国计算技术发展规划产生，此规划经中央批准后，
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与其他14名副
主任委员一起携手合作，着手创建中国计算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
1956年6月14日，华罗庚同其他参加全国科学发展规划的科学家们来
到中南海，在这里他们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毛泽东主席感谢科学家们为发展新中国科学事业所做的贡献，并同大
家合影留念。此后，华罗庚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千方百计落实计算技术
规划中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如今，我国计算机事业蓬勃发展，而华罗庚堪称
我国计算技术的第一奠基人。
1958年，华罗庚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应用数学系主任。为了使自
己的专长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华罗庚走出研究所和课堂，到生产实践中
去寻找课题。他访问了一些工厂和农村，发现这些地方的管理工作极其落后，
于是产生了把数学方法应用于生产管理的想法。他搜集并研读了大量国外有
关资料，并从理论上进行了计算，最后决定把统筹学和优选学作为研究应用
数学的突破点。为了使理论更好与实践相结合，华罗庚不辞劳苦，几次来到
京郊农村，用优选法研究打麦场选在什么地方最合适，最有利于粮食的调度。
一天，当华罗庚给科技大学的学生们讲课时，他满怀激情地说：“同学
们，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穷，管理工作和工艺流程都有待改进，因此，我想
亲自到工厂里试试能不能用优选法和统筹法促进生产的发展，促进工作效率
的提高。具体地说，就是想借用毛主席统筹兼顾的思想，把统计和运筹、计
算机手段结合起来，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搞出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行
之有效的管理科学！”接着他又问大家：“你们当中，有谁愿意跟我一起去
吗？”他的话音刚落，学生们纷纷举手响应，有20多名学生连夜打报告表示
愿意跟随华罗庚到工厂里去学习和运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其中有两
个男生态度最为坚决，他们就是陈德泉和计雷。
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华罗庚带领年轻的大学生前往北京电子管厂，结果
遇到了他们事先未曾预料到的一系列复杂的生产技术问题。由于缺乏解决实
际问题的经验，所以收效甚微。个别人便幸灾乐祸地对学生们说：“华罗庚
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做，是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不要跟他学！”华
罗庚听到种种议论，也感到有巨大压力，苦苦思索之后，他鼓足勇气给毛泽
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讲明在生产实际中推广应用优选法和统筹法的益处，并
表示自己要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1964年3月18日，华罗庚出乎意
料地收到毛泽东的亲笔回信，他激动地拆开了信封，两行刚劲有力的大字映
入眼底：
华罗庚同志：
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这封信，使华罗庚深受鼓舞，往日的愁闷一扫而光，他决心沿着理论联
系实际的道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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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华罗庚接到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总指挥韩光的邀请信，邀请他参
加成昆铁路建设。尽管路途遥远，困难重重，但是华罗庚毅然离开了舒适、
繁华的城市，奔赴西南。
1964年秋，华罗庚来到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他先说明统筹法能否提高
生产效率目前还处于尝试阶段，接着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给大家讲解了统筹法
的有关知识，并耐心回答技术人员和工人提出的各种问题。讲完之后，大家
三五成群组成统筹施工战斗组和统筹运动战斗组，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为
了使大家更好地掌握具体方法，华罗庚将自己的学生和助手也分成运输统筹
战斗组和施工统筹战斗组，不顾生命危险和跋涉之苦，辗转在各个施工场地
和大家并肩劳动。华罗庚自己则拖着残腿，艰难地奔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
人们看到如此著名的大数家不躲在城里安然享受，却跑到荒山野岭吃苦受
罪，都非常感动地称赞道：“这才是人民的数学家呀！”
华罗庚在大西南活动长达八个月之久。在这期间，他乘坐的吉普车曾几
次在险峻的山路上演出惊心动魄的一幕幕，但华罗庚早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
外。日后他回忆起这段生活时颇有感触地说：“在实际工作中我亲眼看到错
误的数字可能导致阶级弟兄的伤亡，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往往一位阶级
兄弟、革命战士不惜牺牲性命以求的东西，就可能是我们计算时所忽略的小
数点后第二位。”“我的这些体会是在书斋里、教室里如何设想也设想不到
的东西，但在一滴水投进大海的时候，它就会发现要求变了，不再局限于如
何不使自己干涸的问题，而是服从沧海的要求了！”
回到北京后，华罗庚又给毛泽东主席写了第二封信，谈了自己在大西南
受到的教育，并且将自己编写的《统筹法平治》寄给毛主席。1965年7月21
日，毛泽东主席在回信中写道：“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
十分欢迎。”华罗庚读了毛主席的回信，更加坚定了自己在应用数学方面独
辟蹊径的决心。他来到科技大学，向学生们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许多学
生当即表示愿意随华罗庚走出课堂。这可引起了反对派的不满，他们四处活
动，散布对华罗庚不利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将陈德泉
叫到办公室，详细了解了他跟随华罗庚学习的情况，随后召开全校教职员工
大会，宣读了毛主席给华罗庚的信。面对种种非难，华罗庚毫不动摇，他抄
录郑板桥诗以表明自己的志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
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华罗庚立志到工农中去，从西南回京不久，他将与他志同道合的学生和
助手们组成小分队，五人一组，从北京出发，前往各地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
他们每到一处，先办训练班讲完课之后，便和当地群众一起做试验。听过他
们讲解“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