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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云。”
在谈完了大道理之后，所数的第一个典型是一个叫做裴淑英的女子：
李德武妻裴，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闻乡党。德武在隋，坐事徙岭南，时嫁方逾岁，矩表离婚。德武谓裴曰：“我方贬，无还理，君必俪他族，于此长决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愿死无他。”欲割耳誓，保姆持不许。夫姻，岁时朔望裴致礼唯谨。居不御薰泽。读《列女传》，见述不更嫁者，谓人曰：“不践二廷，妇人之常，何异而载之书？”后十年，德武未还，矩决嫁之，断发不食，矩知不能夺，听之。德武更娶尔朱氏，遇赦还，中道闻其完节，乃遣后妻，为夫妇如初。
这个故事应该是唐代比较极端的例子了。为了守节，裴淑英选择了用割耳自残的方式来表明心志，不过却在保姆的阻拦下没有成功。要是换到明代，十个保姆阻拦也没用，因为明代的烈女是真心想割的（这点，我在下本书中会谈到）。当然了，也有割成的，比如《太平广记》就记载，唐朝卫敬瑜的妻子年纪十六岁时丈夫就死了，她割掉耳朵立誓，决不改嫁。
其实撰写《新唐书》的作者也有耳目未到的地方，比如《全唐诗》就收录了一个真正“白刃不能移”的女诗人程长文的诗篇。因为写得颇好，就全文摘录了（本人这样的做法可绝对不是为了赚稿费，而是爱敬女同胞的缘故，因为这本《性的历程》中，男人的话实在太多了，包括作者本人，在这里一起鄙视一下哈）。
妾家本住鄱阳曲，一片贞心比孤竹。当年二八盛容仪，红笺草隶恰如飞。
尽日闲窗刺绣坐，有时极浦采莲归。谁道居贫守都邑，幽闺寂寞无人识。
海燕朝归衾枕寒，山花夜落阶墀湿。强暴之男何所为，手持白刃向帘帏。
一命任从刀下死，千金岂受暗中欺。我心匪石情难转，志夺秋霜意不移。
血溅罗衣终不恨，疮黏锦袖亦何辞。县僚曾未知情绪，即便教人絷囹圄。
朱唇滴沥独衔冤，玉箸阑干叹非所。十月寒更堪思人，一闻击柝一伤神。
高髻不梳云已散，蛾眉罢扫月仍新。三尺严章难可越，百年心事向谁说。
但看洗雪出圜扉，始信白圭无玷缺。（《狱中书情上使君》）
此女的生平事迹其实不详，不过，从诗篇的内容可知，年少二八之时是个容颜极美的女子，出嫁之后，可能是夫君外出不归，一直独守空闺，有一个好色的登徒子居然手持白刃闯入其家，程长文宁死不从，以至于血溅罗衣，但在她的拼死反抗下，这个登徒子没有得逞。可能在挣扎的时候，防卫过当使得登徒子受伤的缘故，她居然被抓进了官府。在监狱之中，悲愤难抑的程长文写了这样一首长诗托狱卒转交给长官。
当然了，这种激烈的反抗的精神即便是现代，我们也还是提倡的，毕竟还是关乎妇女本人的个人意志。仅仅把着眼点放在守贞守节上，那是男人的自我臭美，不足为训。
其实，唐代的烈女对贞节注重起来当是在中唐之后，这种注重和儒家大师韩愈等人提倡的复古潮流不无关系。由于藩镇割据，中央政府如何与藩镇争夺人民的向心力呢？首先是付诸武力解决，如宪宗的元和中兴，可惜昙花一现，之后只能依赖意识形态领域的高调宣传了，宣传那些忠臣孝子，比如韩愈对玄宗时期坚守睢阳的张巡的推崇。对男子要求尽忠尽孝，那么相应地，对女子的要求则是守贞守节了。
我们这里不妨来看看韩孟诗派（韩孟诗派是中唐时期与新乐府运动同时崛起的一个影响较大的诗派，其代表人物是韩愈、孟郊）的领军人物孟郊的代表作，就很有道学家的气息了。
贞妇贵徇夫，舍生亦如此。波澜誓不起，妾心井中水。（《烈女操》）
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君听去鹤言，哀哀七丝弦。（《去妇》）
不过，唐代人要求的节妇的节，和后世还是不太一样的，只是对肉体的贞操看得比较重，至于精神上的出轨，好像还是一件风雅事。像唐诗里头，就有不少诗人和有夫之妇的酬唱文字，这样的例子我就不多举了。这里只和大家分享唐诗三百首里头比较出名的一首：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
写下这首诗的是中唐诗人张籍，他是贞元十五年（799年）进士，后经韩愈推荐，得为国子博士等官职。许多当时的名士，都乐于与他同游。当他就任水部员外郎的时候，为当时割据淄青十二州的藩镇李师道所看重，欲笼络他进入自己的幕府，以扩充藩镇的实力。张籍对于朝廷一片忠心，对于藩镇割据无比的厌恶，在不愿去又不能明显表示拒绝的情况下，写出了这样一篇实为政治声明的诗作。
然而这位唐代被虚拟出来的“节妇”，到了明清时代，就一点也不“节”了，因为一个真正的节妇，是连精神也不能出轨的。有位叫做瞿佑的诗人甚至很不着调将该诗改写成：“还君明珠恨君意，闭门自咎涕涟涟。”（《续还珠吟》）
这种让人崩溃的观念的并不是瞿佑的故作高明之举，我们不妨来看看明清两代诗歌选本对此诗的评价：
彼妇之节，不几岌岌乎？（唐汝询《唐诗解》）
节妇之节危矣哉！（贺贻孙《水田居诗筏》）
然玩辞意，恐失节妇之旨，故不录。（沈德潜《唐诗别裁集》）
只是，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说，唐汝询、贺贻孙、沈德潜三个人都是老顽固、保守派、反动文人。因为我们如果拿我们今天的观点去看明清人的时代观念，正如他们拿他们那个时代的观念去看唐代，又有什么两样呢？
毕竟世易时移，替古人担忧发愁反省诸如此类的事，我们大可不必掺和，不然读书读成一个道学出来，就太无趣了。
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唐代的放妻书
唐代政府一方面鼓励寡妇守节，但同时又对妇女改嫁大开方便之门。
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婵鬓，美扫娥眉，巧呈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于时年月日谨立除书。
这是一份敦煌出土的文书。做什么用的呢？不消说，肯定是离婚协议了。就字面上意思，什么“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之类的话，还挺好聚好散的，完全不像现代人的离婚协议，不是子女抚养权的问题，就是财产分割，一点情味也没有。
那么，这是特例么？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一份啊。
（夫妻相别书一道）盖闻人生一世，夫妻语让为先，世代修因，见存眷属。夫取妻意，妻取夫言。夜事奉郎姑叔伯，新妇便得孝名，日日即见快欢。今则夫妇无良，便作互逆之意。不敬翁嫁，不敬夫主，不事六亲，眷属侮辱，臬门连累。兄弟父母，前世修因不全，弟互（？）各不和目。今议相便分离。不别，日日溅见贫穷，便见卖男牵女。今对两家六亲眷属，团坐亭腾商量，当便相别分离。
可见这回不是什么一团和气了，看着文书的情形，这对夫妻算是把夫族和妻族闹腾了遍，以至于要两家六亲齐齐出面。
首先，这里要说说离婚书的名称，唐代和以前的朝代不一样，也和以后的朝代不一样。在唐之前，多用“离异”、“离绝”等字样；而在宋元以后多称“休”、“休离”等。那么唐代叫什么呢？按照目前的资料来看，虽然也有叫“夫妻相别书”的，但是大多统一叫做“放妻书”，放，不是放掉的意思，而是放归本宗的意思。
关于古代人离婚的理由在前面“七去与三不去”一节我已经说过了，这是古代中国社会夫妻离婚的大原则，一直到清朝也没改变多少，但是具体到法律条文上，又有很多的不同。
应该说，唐代还是离婚比较自由的社会，多数离婚都是“和离”。什么是“和离”呢？就相当于今天的夫妻感情不和、性生活不协调、妯娌关系不好啊。这样的离婚呢，对社会风俗没有什么影响，对彼此家庭的伤害也不大，所以唐律对“和离”的规定是：“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也就是大家一拍两散，各走各路，啥责任也没有。
既然离婚，男人再找老婆，女人肯定要再找老公。当然，政府也规定了，离婚不能自个儿关起门来离了就算，还是要到官府领取证明的，按照今天的说法，那就是“走法律程序”。如果不去，男人再找老婆的话，那就属于重婚，按照唐律《户婚》规定：“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而作为妻子的，如果重婚则更为严重：“诸和娶人妻，及嫁之者，各徒二年，妾减二等，各离之”；“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
有人说加二等就加二等，有啥啊？确实没啥，也不过就“徒三年”啦。
所以呢，在唐代，离婚的女子都是要拿着前夫给的放妻书去官府办手续，不过有时候即使规规矩矩地办手续，也是要被官府打屁股的。唐人的笔记《云溪友议》就记载了一件颜真卿当父母官时候处理的离婚案：
颜鲁公为临川内史，浇风莫竞，文教大行，康乐已来，用为嘉誉也。邑有杨志坚者，嗜学而居贫，乡人未之知也。山妻厌其不足，索书求离，志坚以诗送之曰：“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荆钗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