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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您真神，俺爸打了针，吃了药，真的不痛了。”耳边传来了嗫嚅声，站着的高个子已俯下身，贴到了我耳旁，“不好意思，您是不是不认识我们了？”
“就是嘛，他们医生都很忙，病人又多，哪能记得？”站着的另一矮个子不失时机地插话进来。
我半晌没有回过神来，敷衍道：“你们是……”
“我就是那天痛得哇哇叫，给你拍桌子、瞪眼睛的那位。今天，不是来看病的，特来向你道歉和致谢。”正面坐着的病人抢先说道，声音不高，但语调真诚，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拿出一个红包非塞给我。红包是坚决不能要的，病人能摆脱病痛，快乐地生活，是我们医生最开心的事情。虽苦虽累，总算还有回报，我有点飘飘然。
“唉，医生，话得说回来，那天的事也不能全怪俺，你说是不是？俺在家已痛了两天两夜了，叫得连邻居都受不了，由他哥俩抬着上了车子，送到你们
医院，挂了你的专家号，以为马上就可以看俺的病了，结果到门前一看，人山人海，硬是等了两个多小时，还瞧不上。他们兄弟俩看不下我疼痛的样子，一着急蹿进了你的诊室，结果就……”病人一口气道完起因，有理有据，听得出是精心准备过的。
我一边听，一边搜肠刮肚地回忆，脑海里的一幕幕渐渐清晰起来……
那是一周前的专家门诊，就诊病人特别多。就在我埋头书写，赶着看病时，冲进两个人，说他们不能再等了，要立即给看，那又
吵又闹的
架势十分可怕。原本有条不紊的排队者见有人插队，不干了，一哄而上，全部冲进诊室，诊室里一下子拥挤不堪，闹哄哄的，简直比菜市场还乱。这哪能行啊？不由分说，我要维护医生的尊严，对肇事者来个严惩。我把插进来的病历挑出，往旁边一扔，严厉地抛出一句：“不能看，好好排队，还没轮到呢！”
“啥？没轮到？俺已等了两个小时，再等，就要痛死了，不行，现在就得看。”一位中年男子，一瘸一拐地冲进来，凶神恶煞地对着我嚷，唾沫喷了我一脸。
“不行，你等别人也等，为什么不早来，他们凌晨4点就来了！”我也十分激动，站起来分辩道，并再次把他的病历扔到一旁。一来二往，局势立刻紧张起来，拍桌子，瞪眼睛，全派上了用处。
后来护士、保安来了，把肇事者赶出了诊室，室内是平静了不少，但我就像吃了老鼠屎一样，心中有一股气，想呕呕不出，想吐吐不尽。真是活见鬼，碰到一个蛮不讲理的病号，一上午的好心情都给搅浑了。
浑浑噩噩看完最后一个病人，站起身，脱下白大褂，想下班，护士急冲冲领进了那个闹事的病人，说道：“我们了解了一下，痛风急性发作，郊区的，坐车就花了3个多小时，不是不讲道理，实在是痛得……快给看看吧！”我不耐烦地看了一下病人，右足背红肿得像个馒头，不能走路，确实是痛风急性发作。诊治痛风，这是我的专长和绝活，处方很快就开好了，没有像往常一样给病人太多交代，我就草草结束了整个诊疗。
“医生，都是我们的错，那天不应该插队，扰乱了你正常的秩序，我们爷仨给你赔不是了，你治好了俺的病，应该谢谢你。”病人诚挚的话语打断了我的回忆。
这种未曾期待的回报，让我无言以对！
非洲行医记（1）
◆zhenjin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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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事陆医生刚从非洲参加完援助工作回来。好久不见，我和他聊起在非洲的工作情况。经他同意，我把这些内容写出来，与大家共享。
故事发生在刚果。
对于援非中国医生来说，家属不得随从前往是一条“残酷”的规定，对于那些在国内有贤妻照顾的男医生尤其如此。到了刚果后，他们每天要工作7小时，清晨6点钟就得爬起来，围着锅台给自己做饭吃。
早晨8点刚过，接送中国医生上下班的小客车准时停在门诊大楼前。援非中国医疗队目前有5名来自湖南的医生，他们分别在金沙萨两所公立
医院内工作。由于没有私车，医生们上下班全靠这辆医疗队的班车接送。
8点20分，骨科医生陆俊涛坐到了门诊室自己的座位上。由于白大褂送去洗了，供应室的大门又锁着，陆医生只能穿着他那件崭新的衬衫给人看病。
透过门诊室敞开的大门，他可以清楚地看到门外大厅的木制长椅上，坐着黑压压一片等候就诊的病人。整个候诊大厅却出奇的安静，在昏暗的灯光下，只有患者一双双无助、甚至有些茫然的眼睛闪动。
为了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陆医生尽量不去看门外那些好像永远也看不完的病人，他坐下来，开始按顺序接待病人。
刚果公立医院的条件远不如私立医院好，但收费很低，几乎是象征性的。而且5岁以下、65岁以上的患者还可以依国家规定免费就诊。因此，每天来这里看病的当地黑人络绎不绝。
这个周四的上午，从8点20分到12点10分，陆医生在骨科门诊接待了32个病人。病人中，有几周大、先天畸形的婴儿，也有坐着轮椅来的年过七旬的老太太。
在这些病人中，两个身穿绿色病号服的患者引起了陆医生特别的注意。这两个病人是从麻风病医院转来的，其中一人坐在担架上，抬担架的两名男护士戴着双层的橡胶手套。
陆医生从一名护士手中接过病人的病历，端详了一会儿，然后从桌上的纸盒里抽出一副橡胶手套戴上，开始检查那个脚已烂得分不清有几个脚趾的病人。
坐在担架上的病人看起来病得更重，骨瘦如柴的四肢，只有左大腿上的肿瘤硕大无比。在看完病人的Ｘ光片后，陆医生一边用笔敲打着桌面，一边思考着。随后，他告诉男护士，这是一名骨癌晚期患者，他希望由会诊专家来看这位病人。
12点10分，一个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会诊专家来了。会诊专家级别要比陆医生高，他的工作是每周为陆医生等下级医生分析几个病例，做些业务上的指导。半个小时后，会诊专家离开了，门诊室外也没有排队的病人了。
然而医生们上午的工作并没有结束，陆医生与另外两名医生又飞速地冲进一间治疗室。他们穿上橡胶围裙，开始接水，将白色的石膏带浸入水中。原来，这里还有数名病人等着上石膏。
1点半的时候，饥肠辘辘的陆医生处理完治疗室内的病人，疾步走出房间。路过门诊室时，一个黑人妇女举着自己的病历很客气地拦住了陆医生的去路，“先别急着走”。此时，陆医生已显出些许急躁。
在简单地向这名妇女交待了几句后，陆医生并没有去吃饭，而是走进了手术室。刚才处理完的是门诊病人，他下一个环节的工作是上手术台。之前有人告诉他，还有几个手术等着他做。他一边换手术服，一边无可奈何地向同事诉苦：“我现在是又饿又累，最怕在这种时候给人做手术！”
研究生毕业的陆医生赴此一年，已在金沙萨的医院里给病人做了三百多台骨科手术，平均每天一次。从技术上说，这些手术难度并不大，通常是治疗先天性畸形、创伤、切除肿瘤之类的一般性手术。陆医生刚才说的害怕，主要并不是怕完成不了手术，而是怕自己染上
艾滋病。
刚果到底有多少艾滋病患者，没有人能说出准确的数字。有报道说，大约四分之一的刚果成年人是艾滋病患者或
病毒携带者。也有国际卫生机构透露，每周大约有3000名刚果人死于艾滋病。在刚果，一个人是否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属于个人隐私，受到法律保护。任何人，甚至连医生都无权询问患者是否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在刚果的医院里，没有专门治疗艾滋病的科室，艾滋病患者在出现各种病症时，会被分配到相关的科室去看病。正因如此，此医院里所有科室的医生和护士都会十分小心地防护自己，避免在工作中染上艾滋病。
尽管思想上重视，但为了保护病人的隐私，医护人员嘴上决不会提及“艾滋病”。即便是医生之间的谈话，他们也会很隐讳地用“那个病”来暗指艾滋病。
在赴此之前，非洲国家艾滋病泛滥对于陆医生来说不过是一个概念。初到金沙萨医院工作，没有人告诉他如何防护艾滋病，病历上也不会注明哪个病人是艾滋病患者。他对艾滋病的认识，完全是在工作中与日俱增的。
知道得越多，心理负担就越重。“我跟你怎么讲，你都无法体会我们给
艾滋病患者做手术时怕到什么程度。”陆医生对自己的恐惧毫不讳言。
为了自身的安全，医生们在手术过程中都会十分谨慎地进行每一项操作，他们会把所有用完的锐器，如针头、手术刀装进一个写着“危险”字样的封闭铁皮桶内。但是，谁也不能保证在一年数百台手术中从不失手。
来此工作一年中，陆医生已两次遇险。一次是在为一名病人截肢时，病人的血溅到了他的眼睛里；另一次，是在手术中被钳子扎破了手。两次事故让陆医生心烦意乱：如果真的因此染上艾滋病，如何向家人交待？
这就是陆医生害怕走进手术室的原因。他怕自己在接连处理了几十个病人后，体力不支，在手术操作时失误，不小心弄伤自己。而任何小小的失误，哪怕是给病人缝针时扎破了自己的手，都有可能改变他一生的命运。
金沙萨中央
医院的设备相当简陋，相当于中国县级医院的水平。医院病房里，病人睡的是油漆剥落的旧铁床。为病人做牵引的设备是一根粗绳子。绳子的一头有一个夹子，护士就用它来夹住病人需要牵引的部位；另一头系着几个老式的秤砣，吊在病人的床外。
尽管设备简陋，但医院却被打扫得一尘不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