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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的苏联全国和地方的作协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静静的顿河》的著作权问题，也绝非偶然。事实上，在当时的苏联，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的确非常激烈，这种客观的社会现实也必然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形成空前浓厚的阶级斗争的观念。上述的声明，就是当时苏联文学界阶级斗争十分鲜明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有意思的是，一方面一批作家运用了阶级斗争的理论来保护肖洛霍夫，称他为“无产阶级作家”，称诽谤他的人为“无产阶级的敌人”，另一方面，也有一批作家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抨击、批评肖洛霍夫，指责他的小说创作是“站在富农和反苏分子的立场上”对苏维埃政权的攻击。如果说有关 《静静的顿河》著作权的谣言是小人的嫉恨造成的，类似的情况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那么，后一种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指责《静静的顿河》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问题，则是在当时苏联文学界特定的时代氛围中产生的争论。这场争论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对肖洛霍夫写作《静静的顿河》同样带来了不良的后果，迫使他放慢了写作速度。
这场争论早在1927年底《静静的顿河》第一部问世之际就已见端倪。当时，肖洛霍夫把第一部手稿寄给了《十月》杂志编辑部，编辑部阅后认为，这部小说只不过是描写了战前哥萨克的日常生活，缺乏尖锐的政治思想性，因此不能发表。
幸亏这部手稿又送给了《十月》杂志的名誉编辑、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绥拉菲莫维奇，他与肖洛霍夫同样出身于顿河哥萨克村镇，同样熟悉哥萨克的独特的生活，所不同的是，他同时又是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人，他的长篇小说《铁流》使他的作家头衔前面无可怀疑地拥有“无产阶级”几个闪耀着时代光芒的字样。绥拉菲莫维奇看了手稿，立刻建议《十月》杂志不加任何删节，全文发表。
当一个天才刚刚诞生的时候，因为自身还很弱小，它和一切初生的弱小的生命一样，是需要保护、照料的。绥拉菲莫维奇果断的决定就保护了《静静的顿河》，使它得以出世，与世人见面。
不仅如此，绥拉菲莫维奇还充满热情地给《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写了一篇相当长的序言，序言中称肖洛霍夫是“一个非同凡响的、同谁都不相象的、具有自己独特的面貌、具有远大前景的作家”，这一连串的褒奖之词，比起两年前绥拉菲莫维奇为肖洛霍夫《顿河的故事》所写的序言中的赞美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在序言中，绥拉菲莫维奇还具体分析了《静静的顿河》艺术成就，认为小说的人物“不是画出来的，也不是写出来的，他们不是纸上的人物，而是一群活生生的、光采夺目的人物，小说的语言是“真正的草原人民的生动的语言，它充满了快活的、狡黠的微笑，这种笑意使哥萨克的语言永远放射着光芒”。
绥拉菲莫维奇专门用了一段话来提醒《十月》杂志的编辑们，应该如何看待 《静静的顿河》中的政治倾向，他说：
肖洛霍人没有在任何地方，没有在一处讲过阶级、阶级斗争。但是，象在许多大作家的笔下一样，随着整个伟大时代的逐渐展现，这种阶级分化，在故事的联系之中，无形地逐渐加强起来，愈来愈多地被感觉到。这段话很巧妙地为肖洛霍夫做了辨护：《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字面上没有出现“阶级、阶级斗争”，但所描写的人物、叙述的故事以及故事的发展，都形象地展现了“阶级分化”。换句话说，《静静的顿河》不是没有描写阶级斗争，而是象许多大作家的名著一样，达到了寓阶级斗争于客观形象描写之中的境界。
应该说，绥拉菲莫维奇的这番分析不仅是对他喜爱的一位同乡后进所作的辩解，同时它也对健康地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评价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不过，绥拉菲莫维奇对肖洛霍夫的态度从来不是一味偏爱、袒护，就象他在 《顿河的故事》序言中要求肖洛霍夫“需要认真学习”一样，在这篇序言中，他又再一次而且更加明确地告诫肖洛霍夫：
如果年轻的作家不能深入到无产阶级当中去，如果他不善于同样出
奇制胜地摄进工人阶级的面貌，汲取它的运动，它的意志和它的斗争，如果不能做到这一切，那么这个刚刚成长起来的作家就要毁灭。如果他
不善于吮吸共产主义的伟大说学，深刻地体验它，这个作家也会毁灭。这段话，放在了序言的最后，成了序言的结尾。显然，绥拉菲莫维奇并没有因为肖洛霍夫确有艺术才华而放弃了对他在政治上提出更高的要求，他要求肖洛霍夫努力地学习“共产主义的伟大学说”，并加重语气警告说，如果不这样做，肖洛霍夫就会“毁灭”。
热情的褒奖加上语重心长的告诫，《静静的顿河》得以在《十月》杂志上顺利发表，并立即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欢迎。但是，争论并没有结束。
1929年3月，《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前十二章在《十月》杂志上连载完毕，过了三个月苏联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在一封信中谈到了他对这部小说的看法：
当代名作家肖洛霍夫同志在他的《静静的顿河》中写了一些极为错
误的东西，对塞尔佐夫、波德焦尔科夫、克利沃什吕柯夫等人做了简直
是不确实的介绍。但是，难道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静静的顿河》是一
本毫无用处的书，应该禁止出售吗？
斯大林的批评不能说不严厉，然而，他并没有全盘否定《静静的顿河》，更没有动用所掌握的权力来干预、阻止这部小说的出版发行。
至少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表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大政治家的明智的宽大气度。
但是一些也号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小人物，态度却比斯大林激烈得多，心胸也狭窄的多。1929年9月8日，顿河罗斯托夫边区共青团的《布尔什维克接班人报》发表了尼古拉·普罗柯菲也夫的 《纯文学的创造者》的文章。这篇文章猛烈批评《静静的顿河》是“脱离现实政治的纯文学”，进而指责肖洛霍夫“用自己家的小百叶窗”同社会隔离开来，“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甚至谴责肖洛霍夫是“富农和反苏维埃分子的同谋”，他的小说是“纵容富农，为富农的利益进行辩护”，站在了苏维埃政权的对立面上。
普罗柯菲也夫的文章使对《静静的顿河》政治倾向的批评达到了从未有的高度。从文章的论点和措词来看，这篇文章已经不再是文学批评，而是政治谴责和人身攻击，说其中充满了火药味，也是一点也不过份的。
从《十月》杂志编辑部到普罗柯菲也夫，用一种“左”的眼光来评价《静静的顿河》，是当时社会氛围、文学创作的风气下形成了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持这种看法的人并非都是小人，他们的批评也并不都是出自嫉妒或个人恩怨。他们生活在那样一个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此起彼伏的年代，他们习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一切、分析一切、评价一切。毫无疑问，文学是有阶级性的，作家也是有政治倾向性的，新兴的苏维埃国家也有权力要求自己的作家在政治上与国家的政权保持一致。但问题在于，这些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把文学的阶级性夸大了，绝对化了，似乎文学的阶级性成了判断一部文学作品价值的唯一的标准，作家的政治倾向性也只是作家在作品中发表自己的政见，直接地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而不是通过人物和故事来表现自己的政治倾向。按照他们的标准，文学作品只能写成政治标语，作家也只有一种姿态，即充当政治宣传的鼓动员。显然，这样做只能窒息文学创作的发展，扼杀作家的艺术生命。
因此，这些从“左”的角度责备肖洛霍夫的人，尽管他们的动机也许并非很坏，结果却同那些嫉恨肖洛霍夫的谣传制造者所起的作用一样，同样是很恶劣的。
肖洛霍夫于1929年9月末到罗斯托夫边区党委和北高加索作协，要求组成调查委员会，澄清普罗柯菲也夫文章中所列举的“事实”。接着，他在10月初又写信给《布尔什维克接班人报》，以及《高潮》杂志，声明普罗柯菲也夫的指控毫无根据，并明确表示：
我完全赞同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我坚信，在苏维埃经济改造时期，压制囤积余粮的富农是唯一正确的路线。仅仅根据这一点，我就不可能是富农利益的捍卫者。
在这以后，由北高加索作协正式出面，郑重宣布肖洛霍夫是“无产阶级作家”，这才使他免受普罗柯菲也夫们的继续的攻击，得以继续写作 《静静的顿河》的第三部。
到1929年年底时，形势看来比一年前有了明显的好转，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围绕《静静的顿河》产生的各种争论在1929年掀起的轩然大波，其余澜荡漾，连漪犹存，将持续影响肖洛霍夫的写作。1930年3月，《十月》杂志编辑部通知肖洛霍夫，将不再发表有争议的（实际上他们认为是有错误的）《静静的顿河》第三部。
这就使肖洛霍夫再度陷入困境。
但1930年出现的另外两件事，使肖洛霍夫在困境中又获得新的希望。
一是当时苏联文学界的泰斗、其时正在意大利休假的高尔基邀请肖洛霍夫赴意大利作客；
二是当时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