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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有理性有良知的人，他又每每陷入痛苦之中，为疑惑和不解所包围。
可惜的是，葛利高里性格中的后一个方面是脆弱的，他未能在痛苦和疑惑之余再往前走一步，对战争的性质和自己的行为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在八年这样一个并不算短的时间里，葛利高里始终没有真正理解战争的性质，对自己究竟应该怎样做也未能作出明智的判断。如果说战争是一股巨大的漩涡，那么，葛利高里就是被卷入漩涡中的一叶小草，他身不由己，摇来摆去，随波逐流，终于一步一步地堕入深渊，最终无力自拔。
在与婀克西妮亚、娜塔莉亚的爱情婚姻的冲突中，葛利高里无力自拔，陷入悲剧，在绵延八年的战争中，葛利高里更深地堕入深渊，同样无力自拔，从而造成了更沉痛的悲剧。
葛利高里作为哥萨克，在第一次战斗中就显出他是出色的战士，以后他又在自己负伤的情况下，将一位身负重伤的俄军中校从战场的死尸堆中救国阵地，为此他获得了第一枚乔治十字勋章，并被升为下士。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多次负伤，幸亏死神的阴影只是与他擦肩而过。他战功卓著，因而又连获三枚勋章。他在战斗的间歇时回到故乡，曾被老麦列霍夫引为家族的光荣，他身上的勋章，也引来女人羡慕的眼光和啧啧的赞叹。但是，他对战争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怀疑，这是他从一个浴血奋战的战士接触到沙皇俄国腐败现实后产生的直觉的感受。小说写他第一次负伤后被送往后方医院治疗，他在初到医院时还为自己的荣誉而骄傲——他是一名十字勋章获得者而不是一名普通的伤员，但当他看到皇族成员养尊处优、鲜衣养食的样子，立即感到自己是被戏弄和欺骗了，他的同乡的死、自己的负伤都是为这样一些人，实在是太不值得。在医院中，葛利高里的人的良知复苏了，沙俄军队中正在蔓延的厌战反战情绪，在最典型的哥萨克战士葛利高里的心中也得到了回应。
十月革命爆发前后，在葛利高里所在的沙俄军队中，有布尔什维克的积极宣传活动，沙俄军队兵无斗志，不少人由厌战而转向布尔什维克，把枪口转向沙俄政府和克伦斯基临时政府。葛利高里也在这股潮流的挟持之下，由白军转入红军的队伍。他的骁勇善战使他当上了红军队长，在与白军的战斗中同样表现出他不愧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但当他看到红军出于义愤处死俘虏的白军军官的严酷场面，一种与昔日在医院养伤时目睹沙俄皇族养尊处优面孔所产生的厌恶和被欺骗的感受相类似的情绪顿时再次出现，他感到再也不能和布尔什维克与红军为伍，于是离开红军回到家乡。
顿河的哥萨克此时已分化成反对布尔什维克和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两大阵营。前者追随白匪，其骨干是旧沙俄军队的军官和一部分家境富裕、或者家境并不富裕但格守旧传统的哥萨克，后者拥护苏维埃政府，其骨干是外来的共产党员和一部分家境较为贫寒的哥萨克。葛利高里刚刚离开红军，自然也就成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白军队伍中的一员。
就这两大阵营而言，无疑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反对布尔什维克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也可说前者是进步的，后者是反动的。这一点，在后人看来如同泾渭分明，无容置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非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历史的长河中，能够在当时而不是事过境迁之后就看清历史发展方向，并使自己的选择与之相一致的毕竟都是极少数人，而大多数人是无意识地被历史潮流卷进去的，其中有的人后来看清了方向，也有的人始终不能觉悟，葛利高里就属于这最后的一种人。在现实生活中，象葛利高里这样的人也并不是个别的，而是在普通人中占有相当的数量。葛利高里的性格和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反映了1914到1922年这一段时间里顿河哥萨克中一部分普通人的形象，他的悲剧，也可以说是顿河地区一部分普通哥萨克命运的缩影。
出色的战士这一哥萨克传统的特点在葛利高里身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经验的积累，表现得越来越显著。久经沙场的葛利高里在白军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他先担任哥萨克骑兵联队的队长，继而又升任白军主力第一师团长，在指挥白军与红军战斗中，成了远近闻名的骁将。在他的指挥下，哥萨克疯狂地与红军对抗，不少红军战士牺牲在哥萨克锋利的马刀下。在 1919年，整个顿河地区几乎全部落入叛乱的白军手中，白军甚至和昔日一次大战中的敌人携手合作，与外国干涉军一起与红军作战。这一时期，是葛利高里战争的狂热发展到顶点的时期。
但是，不管葛利高里本人有着多么出色的军事才能，他手下的哥萨克骑兵怎样锐不可当，时代的潮流毕竟是不可抗拒的。到了1919年底，整个顿河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红军以有力的反击击溃了白军。此时，葛利高里在白军中也因非哥萨克贵族出身而被免官，他随着溃败的白军被红军一直追到里海岸边，但未能允许上船与白军贵族军官一起逃跑。他留了下来，又被潮水般涌来的红军队伍吸收做了一名战士，不久以其出色的作战本领而升任骑兵团副团长。然而他在白军中长时间养成的思想意识使他不能在红军中成为一名合格的指挥员，不久又回到故乡，希望能在战乱动荡的缝隙中重新开始生活。
现在，顿河地区已经为苏维埃政权所控制。葛利高里回到村中，只过了几天的平安生活，即被苏维埃政府发现是一名叛乱白军的军官，在准备逮捕他的时候，他逃跑了，并又一次加入了残存的以佛明为首的叛匪队伍。这支叛匪队伍的骨干不少是曾参加过红军而后又叛变的匪徒，他们被视为苏维埃政权最危险的敌人，被红军围追堵截，最后也被击溃，残兵游勇只能如鸟兽散，落荒而逃。
到了这个时候，葛利高里的家庭和他本人都已经面貌全非：他的妻子娜塔莉亚怀着一片痴情等着他归来做一个忠实的丈夫，还没有等到这一天就离开了人世；他的父亲老麦列霍夫和母亲也先后病故了；他的哥哥彼得罗作为白军骨干被红军枪毙，他的嫂子妲丽亚堕落后自杀身亡；他的女儿波柳希珈死于白喉病，他的情人婀克西亚和他一起逃避红军的追击，不幸在逃亡的路上被流弹击中，死在他的怀里。
从1914年开始的战乱现在到了尾声，在战乱的废墟中诞生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充满了生机的苏维埃政权，使这场战乱划上了一个应该说是完美的句号。但是作为一个曾经在生活中既有欢乐也有痛苦的普通的哥萨克，葛利高里几乎失去了昔日的一切，只有妹妹与年幼的儿子与自己相依为命。今后的生活将会怎样，作者一笔收住，读者可以去做各种设想。在小说的最后的部分，作者以一种写实的又是惊心动魄的笔墨写下了葛利高里与自己儿子的久别重逢：
葛利高里走到了阶磴跟前，他气喘吁吁地，沙哑地叫噜着儿子：“米申加！……好儿子！……”
米沙特加惊骇地看了他一眼，又垂下了眼睛。他从这个连鬓胡子和外表很可怕的人身上认出了是他的父亲……
葛利高里在树林子里每天夜里想起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嘟嘟嚷嚷地说出来的一切亲热的和温柔的话句，现在都从他的脑子里飞走了。他跪了下去，亲着儿子的冰凉的粉红色的小手，用压制着的声调只能说出这样一句话：“好儿子……好儿子……”
后来葛利高里拉住儿子的手。他用干枯的、象燃烧着一样的眼睛使劲看着儿子的脸，问道：“你们这儿怎么样啊？……姑姑、波柳希珈——都很壮实吗？”
米沙特加仍旧没有看父亲，轻轻地回答：“杜妮亚姑姑很好，波柳希珈去年秋天死了……得白喉病死的……米海伊尔叔叔去当兵啦……”
好吧，葛利高里在许多失眠的夜里所幻想的那一点点希望总算是实现了。他站在自己家的大门口，手里抱着儿子……
这就是在他的生活里所残留的全部的东西，这
就是使他暂时还能和大地、和整个这个巨大的、在冷冷的太阳下面闪闪发光的世界相联系着的东西。
在《静静的顿河》已经为肖洛霍夫赢得了俄苏文学著名作家和世界著名作家的称号以后，在五十年代的时候，肖洛霍夫曾在一次讲话中提到过自己塑造的葛利高里：
对于作家来说，他本身首先需要的是把人的心灵的运动表达出来。我在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身上就想表现出人的这种魅力，但是没有完全成功。
作家塑造的人物是否成功，是应该由读者来判断的，葛利高里的形象是否成功，应该说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肖洛霍夫所说的希望在“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身上表现出人的魅力”这一点，的确道出这个人物形象最核心的东西。
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是本世纪俄国顿河地区一个普通的哥萨克，他不是按照某种既定的模式创造出来的，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真实写照，他的欢乐与痛苦、狂热与忏悔、探索与迷惑、迫求与失望，无一不反映了真实人生的全部的复杂性。
这就是人的魅力。与许多文学名著中的不朽的典型形象一样，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表现的是人的魅力。
哥萨克女性的雕像
在俄罗斯作家的笔下，女性历来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普希金开始，几乎每一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都塑造了自己的闪耀着迷人光采的女性形象，例如普希金笔下的达吉雅娜，奥斯特罗夫斯基笔下的卡杰琳娜，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玛丝洛娃，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薇拉，高尔基笔下的母亲。她们中有贵族也有平民，有成熟的女性也有纯真的少女，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