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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麻药抑制痛觉的情况下，减少疼痛的唯一方法是提高手术速度——这容易理解，也正是那么多阉割世家都以“快刀刘”“快刀王”为自己的金字招牌的原因。从技术层面上讲，“快”有两个含意：一是刀快，二是手快。马三爷分别呼自己的四种刀为“同心镰”、“方便铲”、“挨着掉”、“没痛痒”，也都突出了一个字：快。而阉割时，“手一挥，呼的一刀下去，众人大喊一声，一股鲜血只喷出来，喷了马三爷满脸”，也突出了一个字：快。前者是刀快，后者是手快，刀快加手快，才能让受阉者“一下”昏死过去，而不是“两下”：稳，准，狠，是阉割的要诀。
因为阉割同时破坏了受阉人的排泄机能，所以导尿成为一个问题——虽然从理论上讲，阉割并不会切除输尿管，只是让它变短了一些，但在创口愈合的过程中，输尿管极有可能被闭拢。在这个问题上，有经验的阉割师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在一刀割下生殖器的同时，迅速将一根蜡针插入输尿管；等创口愈合时，再拔出蜡针，那时尿液喷薄而出，便证明手术完全成功。但在创口愈合期间，因为无法排尿，所以进水受到严格限制。
还有止血。虽然缺乏优良的止血药物，但所幸我们有草木灰——这种天然的止血良方，曾经被我们广泛应用：阉割，生育，月经，等等。
还要防止伤寒：刀具加身的他们，在大创后身体虚弱，所以需呆在一个温暖的、密不透风的暗室里，我们叫它“蚕室”（养蚕的房子皆蓄火以防风寒）。
消毒显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也为阉割的高死亡率提供了一种解释：伤口感染而死。
作为形容词的阉：狗儒主义
我们从未放弃对精神施行阉割术的企图——虽然相对身体而言，有时它显得那么善意、舒缓、甚至温情——各种对精神的规训，都有一个良善的动机：保持思想的纯洁。这种纯洁如此必要，以致各种达成它的努力从未停止：焚书坑儒，举孝廉，科举制，文字狱，文化革命，职称考核制度。这种努力催生了一种生产机制：狗儒主义被生产了出来。他们（狗儒主义者）遍布中国历史的肌体上，使这个老大帝国鲜有慷慨悲歌之事：绝对精神从未真正建立起来——在这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让度、不可调和、不可通约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知识分子在“达”与“穷”之间游刃有余，像一个光滑的土拨鼠一样：他们从未获得真正的历史主体性，一种奴性人格被塑造了出来。他们并不全都表现出一种“温良恭俭让”的儒家品性，他们也争斗，但他们争的是“宠”：把自己置身于皇帝嫔妃妻妾的角色，最高人生理想便是得到皇帝的“恩幸”。这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功利主义举措，它满足交换法则：被皇帝恩幸后，上可“加官进爵，光耀门庭”，下可“招财进宝，荫及子孙”。在这种可以预期的行为法则下，知识分子们一个接一个地投向了皇帝的怀抱。投送成功，我们称之为“达”——“兼济天下”的方式在这里也别有趣味：吹枕边风。投送失败，我们称之为“穷”——“独善其身”的方式也是别有趣味：藏诸乡野。“藏诸乡野”比较体面的说法是：隐逸。隐逸是一种消极的功利主义行为，它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在回到君王身边前，将自己的身体妥善安置起来，以便完好无损。所以，隐逸并不是自我放逐，并不是主体性寂灭，而是暂且搁置……说白了，它是一种策略。许多人在漫长的等待中渐渐失去了耐心，这便是各种幽怨诗的起源：
槿花朝开暮还坠，妾身与花宁独异？
忆昔相逢俱少年，成君家计良辛苦。
人事反复哪能知？谗言入耳须臾离。
嫁时罗衣羞更着，如今始悟君难托。
君难托，妾亦不忘旧时约。
王安石一首《君难托》，写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怨妇心态。他们在完成女性意识内置的同时，也完成了自我的身份认同：妾。如果说“妻”尚且具有某种家庭主体性，“妾”则彻底丧失了它——它是作为“物”而被指认的：
宠物，玩物。屈原、李白是中国“妾文化”的代表，不过前者更为温顺、后者略显顽皮罢了。
“妾”毕竟还是一个活“物”，它具有鲜活的情感（哀怨，凄切）——虽然它并没有为民间疾苦振臂高呼，但它至少还是作为“活体”存在着的：它用它鲜活的情感，生产出了中国文学和艺术，甚至
神话。对等到“性”上，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的狗儒们，不过是一帮絮絮叨叨、幽幽怨怨的女人而已；阉割对其来说，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外挂体切除术，而是一种精妙的变性手术。这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走向：我们鲜有至大至刚的意象，而多有至阴至柔的物事。
因为周边事态不断恶化，统治者日益感到自卑和无力，所以，即使狗儒们以女性角色出现，统治者也感到力不从心，难以驾驭。在这样的情景下，狗儒们被迫以“物”的形式出现：“朽木”应运而生（“皓首穷经”是什么意思？）。作为一种“物”，狗儒们彻底放弃了对公众发言的权利——而在此前，他们不过是采取了一种曲折的方式而已。于是，宋代以后，各种精英书写日渐式微，而民间书写则繁盛起来：小说由是大兴其道。中国历史的走向，从此与知识分子不是“正相关”，也不是“负相关”，而是“无关”。虽然这种情况多次有所改观，但最终还是沉寂于万古长夜之中。
如今，狗儒主义重新占据舞台，虽然他们与历史已经无关，但他们在表演——他们在跳，在笑，在资本上升的美好时代，他们在不知疲倦地为民众制造“乐子”。他们在生产，在伪学院中心主义的舞台上，他们生产的产品被命名为：论文（职称）。规训他们灵魂的，不再是某种必须被信仰的理想，也不再是某种被勒令坚持的原则，而是饮食（住房与待遇是职称的象征物）——这听起来如此荒诞，但却确切实存：当初用来规训身体的法则，如今被用来规训灵魂。房子、车子、票子……不再是身体的需要，而是灵魂的需要。他们未被置于刀具之下，而俨然已经鲜血淋漓：他们在群起自阉。
大学在担当道义的呼声下扭捏作态，而在思想文化统制的要求下半推半就……它唯一能确证自己的，是这种职能：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作为一个生产机器，大学受狗儒主义支配，并最终为社会批量生产狗儒主义：它不再是一个传播机构，而是一个繁殖场所。知识和权力并未在这里激战，也未相互构造。其实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信念：有用的，就是真的。
第二章：阉的历史
阉的技术史
驯化
这样的说法已经形成共识：畜牧是狩猎的结果。而这样的解释也早已成为老生常谈：由于狩猎手段（生产力）不断进步，所获猎物在满足生存的同时还有剩余，所以人类迫切需要将剩余的猎物蓄养起来，以备后用，这导致了畜牧的出现（生产关系变革）。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为我们认识该类问题提供了一种普适的方法，但毫无疑问，它也引领我们掉入了自然主义决定论的陷阱：生产力进步是自发的，是不需要动力的。如此，蚂蚁在地球上辛勤奔忙了上亿年，想必早应该实现立宪制了吧？这样说更容易明白：当一种生产力水准足以维持生活时，人们为什么要将它发展到另一种水准，并基于该更高水准而使生产关系发生相应变革？无休止地索取更舒适的生活方式，难道是人类的“本性”？质言之，贪欲难道根植于人类的基因？对这些问题的刨根究底，最终使我们得出一个相对公允的结论：生产力原则是一种历史性真理，它有条件地满足阶级社会的现实，并能够完美地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逻辑——因为贪欲的确是资本的符咒。
在未产生阶级之前，如果不引入“自我意识”，剩余生产是不可被理解的。这样说容易明白，当三匹猎物足以满足群体的生存时，对第四匹猎物的猎取，只能从人类的自我意识中寻求解释。人跟动物的一个显著不同在于：人在长期的死亡观摩与贫困观摩中，能够意识到悲惨未来的不可逃避。这让他们产生一种“储藏”的需要，正是这种需要，促使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狩猎经济过渡到畜牧经济，畜牧经济再过渡到农耕经济，其中的动力只有一个：储藏。是的，相比狩猎，畜牧是一种更有效的储藏食品的方式，而农耕，显然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储藏问题：死去的猎物要将它储藏起来，需要发展一套保鲜技术，这在当时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活体猎物的储藏，就不构成一个问题，这是畜牧的本质；但相比植物种子的储藏，上述诸种显得麻烦多了，所以最终被人类抛弃（北方许多民族仍然选择畜牧的原因是，寒冷的天气帮助人们解决了肉类食品的储藏问题，要是这还不够，他们只需要发展一套简单的风干和腌制技术即可作为补偿，所以农业不是没有发展的条件，而是没有发展的必要）。
现在，这样的观点就可以被确立：畜牧业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活体猎物的储藏方式。畜牧业的发展，其实就是这种储藏技术的发展。作为储藏对象，动物首先必须具有“物”的特征：有使用价值，但不具备主体性意识。成为畜牧对象后，动物的使用价值并未发生显著变化：食用。我的意思是，从人类对动物的使用这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