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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完整的阉宦史完全可以写到这里就结束。但是，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理解这样的问题：就其最直接的结果来讲，阉割是对性权利的剥夺，但事实上，阉人并非处于无性状态——这究竟该如何理解？庸俗的阉宦史总是在这个问题上异口同声：变态的，肮脏的……这种粗暴的道德判断蒙蔽了正经史家的良心，使他们没有勇气把手从眼睛上拿下来——即便有勇气凑近阉人的裆部瞥上一眼，他们很快会捏着鼻子说：太可怕了，太可恶了，无耻的统治者，无耻的极权，无耻的施阉者！
阉人的性被诅咒，被窥视，被描摹，但从未被正视。所以，我决定花一些篇幅对此进行严肃的思考。我不会津津乐道于阉人的性方式，我只是基于他们的性方式对其性别问题进行探究。作为宫廷中一具具行走着的、有缺失的身体，在皇帝眼里，在宫女眼里，阉人到底扮演着怎样的性角色？这种角色如何才能被正确理解？为了尽可能全面回答这些问题，我考察了其他文明背景下非常态性方式的处境，并结合了与此相关的中国观念。
一个重要的东西不应被回避：生殖器。是的，阉人终其一生都梦想它能重新发芽——它的深层意义何在？如果它仅仅是一个生殖装置，那阉割也仅有刑罚意义，所谓“代死之刑”指的就是阉割——在亲族作为基本单元的社会里，让一个人“断子绝孙”相当于判了死刑，缓期执行。麻烦的是，生殖器还是一个快感装置，所以阉割便有了别的意义：闭合能量的一个外泄通道，从而让身体彻底变成“劳动力”——这似乎回到了阉割的本义，对于家畜，我们这样干已经很多年了。此外，突起物无论如何还是一种男权的象征，稍微考察一下遍布全球的突起物崇拜便会明白。然而，阉人丧失了这种象征物。
生殖、快感以及权力——生殖器的这三个意义中，唯独第一个持久地受到主流话语的保护，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以生殖为目的的性交才被认为是正当的。对快感的敌视，使东西方不约而同地发展出了一整套精微的技术：贞操带、家庭，甚至国家，在我看来都是一种性规训和惩戒的装置。并非家庭和国家就是美德的化身，而是它们共同在担负一项使命：让身体尽可能以劳动力的形式存在，从而满足国家、家庭这种经济联合体的最大利益。国家如果是一个契约，那这契约的内容也是共同富裕，而不是共同享乐。
但石油工业的崛起彻底改变了身体的意义，新技术的广泛使用让身体的劳动力价值逐渐减弱，快感被重新呼唤，仿佛它是GDP的发动机。资本逻辑像符咒一样征服了每个身体和头脑，“自我”的边界被重新敲定：我就是我的财富。支配关系不是消除了，而是变得更加精妙——一切时髦词汇只有置于性政治的显微镜下才能得到理解：女权主义，男权主义，性别，消费，全球化，复制，标准化……肉体上的阉割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终止了，但精神上的自阉才刚刚开始，因为生活在这个时代，谁都离不开钱。钱让所有人在支配与被支配的牢笼中互相需要并仇视着。
第一章：语词解释：阉
作为名词的阉：阉人
阉人作为我们的他者，从来都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虽然置身于舞台的中心，但他们并不享有表演的自主权。他们的形象是被观众生产出来的——他们被注视，被谈论，被记述，被揣摩，并最终在一种颇具恶意的机制下，被批量地生产：他们各有名姓，但几乎无一例外，都自私、贪婪、残酷，甚至性变态。
在不断的注视中，阉人获得了“物”的品性：被使用，从不为自己辩解。正是因了这样的好处，他们才被观众持续地需要：从他们的不完整中，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完整，正如白人从黑人的“黑”中看到自己的“白”一样。“完整”和“白”被我们先期设定为第一性的，“不完整”和“黑”作为“完整”和“白”的他者，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它们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是因为“完整”和“白”无法自己确证自己——作为一个叙述范畴，它永远无法自足（强大的拿破仑仍然需要一个孱弱的罗马教皇来为自己加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阉人是我们需求下的产物（更绝对地讲，他们是某种叙述策略的产物）：我们需要他们为我们的文治武功鼓掌，同时需要他们为我们的失误承担责任——他们处于被叙述的悲惨位置，只能任我们宰割，跟他们命运相似的，还有那些长得漂亮的女人，比如褒姒，貂禅，还有西施。
在此，我并不想掉入一种相对主义的话语陷阱，我的意思是，阉人作为一个群体，仍然能被我们认识——这种客观性的保障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阉人首先表征一种生理特征，其次表征一个职业群体：这两者构型了他们。这容易明白，生殖器的缺失（第一性征）让他们具有了明显的女子气（第二性征）：喉结变小，声音尖细刺耳；没有胡须；皮下
脂肪增多，身体臃肿，肌肉松软，缺乏弹性；下身部位有恶臭。对于这些特征的产生，唯一通行而老生常谈的解释是生理学专家们给出的：睾丸切割后，性腺分泌被抑制——而胡须、喉结等男人的表征物，显然是由雄性性腺来维持的。而下身部位的恶臭，显然是因为创口长期得不到清理所致——阉割，本来是为了摧毁生殖能力，但排尿能力显然同时也被部分地破坏了，这导致了污物的累积。
任何对于阉人的描述，都及不上唐甄先生的生花妙笔：
彼奴也，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似人情。臃然，磊然，如瘿，如魌；盘然，（左鼻右及，需造字）然，如牛，如豕，不似人身也。有（左九右页，造字），非男；无髯，非媪；虽少美如玉，索无生气，不似人面也。其声似童，不颖；似女，不媚；似哑，成声；似狸，成语，不似人声也。煦煦爱人，亦复毒人；悯之则流涕如雨，恶之则斩杀如草，不似人情也。四不似，人见之无不憎者……彼奴何物也！
我们仍然需要在“下身恶臭”这个特征上做一停留。这种不体面的气味还有一个可以想见的来源：大小便失禁。大小便失禁对于阉人来讲，几乎是一种职业病，这不难想象：作为具有生杀权的天子的随侍，任何疏忽大意都会招来杀头之祸，所以凡事都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种持续一生的惊恐完全可以摧毁所有正常的生理机能。尽管这样，“随侍天子”，仍然被当做最为荣耀的事情——对于普通阉人，他们压根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他们的日常工作具有明显的“
公务员”性质：负责洒扫，提供饮食，传送文书，守护财物，掌管宫门……日复一日，永无休止。这种简单、惯常、重复的劳作让人绝望（跟西西弗斯推石上山一样）。在这种绝望背景下，阉人的业余生活也多少带点绝望气息（虽然也不乏小小的快乐）：“饱食逸居，无所事事，多寝寐不安。又三五成群，饮酒掷骰，看低牌，耍骨牌，下棋打双陆，至二三更始散，方睡得着也。又有独自吃酒肉不下者，亦如前约聚，轮流办东，帮凑饮啖，所谈笑者皆鄙俚不堪之事。多有醉后纷争，小则骂打僮仆以迁怒，大则变脸挥拳，将祖宗父母互相唤骂，力求胜之资。然易得和解，磕几个头，流过几点泪，即欢畅如初也。”
作为动词的阉：阉割
马三爷拉着李富贵进了后院的屋子，屋子里暗暗的，地倒扫得干净，中间摆着很大的一张床，坐着几个人，见马三爷他们进来，都站起来，马三爷让人点亮了一盏灯，随后对一个干瘦的人说：“你先给他摸裆。”那个干瘦的人应了一声，走到李富贵面前，喝道：“站直身子，腿叉开。”李富贵惊恐地照做了，他接着说：“小子，忍着点。”说完伸出右手，把食指，中指，拇指一撮，朝李富贵裆下捏去，李富贵觉得裆下一阵剧痛，大叫了一声，冒了一头的汗，干瘦的人骂了一声，转身说：“三爷，裆浅，可以啦。”
马三爷点点头，说：“小子，你运气，今儿我马三爷当刀匠儿，你少受点儿罪。”李富贵蹲在地上，一句话也不敢说。
马三爷拿过四把刀子，摆在李富贵面前，说：“照老规矩，我这四把刀子，这叫同心镰，这叫方便铲，这叫挨着掉，这叫没痛痒，小子，你想要什么，选一把。”
李富贵打了个冷战，颤抖着说：“三爷，我……”
马三爷等了一会，拿起一把刀子，说：“那我替你选了，就这把方便铲。”
李富贵说：“不，我不要。”
马三爷冷笑着说：“小子，由不得你了，伙计们，开始。”
几人答应一声，过来拉起蹲在地上的李富贵，利索地脱了他的衣服，把他架在那张大床上，李富贵想大声喊叫，马三爷厉声喝道：“不许叫。”这时李富贵才看见房梁上掉着一个轱辘，拖着一根细细的线，马三爷熟练地用那根细线拴住他下身那玩意儿，几个人按住他的手脚，马三爷拿着刀，说道：“小子，这可是你自愿的。”
李富贵像是突然明白了他要干什么，挣扎着喊叫着说：“不，三爷，不。”
马三爷眼一瞪，牙一咬，喝道：“小子，你绝子绝孙可和我没关系。”
说着手一挥，呼的一刀下去，众人大喊一声，一股鲜血只喷出来，喷了马三爷满脸，李富贵只觉眼前一黑，大叫了一声“妈呀”，头往后一仰，昏死过去。
这段来自南琛小说《太监》中的情景，把我们带回到那样一段历史中——在那段历史里，穷人求告无门，只好将子弟阉割，送到宫中去，图个温饱。由于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马三爷这种专靠阉人为生的职业群体诞生了。他们大多世代为业，对阉割技术的传承功不可没。虽然麻醉技术很早就被用于手术，但由于阉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