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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作者:茅于轼-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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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可见那时罗布泊不但有水,而且有草有树还有众多的小动物作为食肉老虎的生存条件。而今罗布泊已成了一片干涸荒地,不要说老虎早已消失,连植物都难以存在下去。

  为什么森林可以增加降雨?大家都知道,天上落下来的雨水最终有两种归宿,或者经过溪流河道汇入大海,或者重新蒸发成为水汽升腾上天。因为地面系统所含的水量从长远来看是稳定不变的。重新蒸发上天的水汽有可能再次成为雨水降落下来。所以蒸发升腾的水汽越多,降雨也越多,气候会变得湿润一些。森林的作用就是将雨水截住,让它慢慢地流走,在流走以前会更多地蒸发成为大气中的水汽,人们乘飞机经过千岛之国印尼时,如果碰巧刚落过雨,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有森林的岛上蒙着一股垂直的云雾。那就是蒸发水汽升腾所形成的。在大陆上,这股云雾可能再次遇上冷空气,凝结成雨降落在别的地区。人们看到江河湖海,认为那是巨大的水体。其实云雾所包含的水体超过江河湖泊中流动着的水体。为了解救华北的干旱缺水,人们修了引滦入津的工程。现在已经开工将汉江中游的水用人工渠道和扬水机械引到山西。这项工程的投资达百亿元之巨。但很少有人思考如何利用空中河流来输水,即通过绵延不断的森林,将水汽引导到华北来。这样做的话,还可以减少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增加木材的生产,改善整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即使森林不能增加华北的降水,它的附带的生态利益也值得我们为之一试。

  人口、气温上升,人类进化,华北干旱似乎都和我们眼前的生存无关。在八小时之内,每个人都忙着他自己的那份工作。只是到了八小时之外,才空下来想一想属于远虑的事。可是如果每个人都无这份远虑,或者虽有考虑却无行动,远虑最终难免变成近忧。

                                1995年6月8日

摊派

  今年初,我所在的单位被北京西城区税务局的一个税务所摊派订购《中国税务报》和《北京财会》两种报刊。为此我曾向西城税务局反映,局里还派了三名干部到我处向我解释。以后我又向国家税务总局反映,得到的答复简单说来,同意这种行为是一种不正之风,但现在己成了风气,牵涉的面相当广,一时难以扭转。最近我几次去现场调查研究,发现摊派订刊物远远不止税务系统。农村工作系统、民政系统、环保系统,乃至党组织系统,全都有自己的摊派任务。它已泛滥成为一种灾难,它的间接影响非常恶劣。

  摊派不同于贪污,它不可能被起诉。现在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可以对摊派者治罪,所以从事摊派是绝对安全的。摊派订阅报刊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督促学习。这样看来它非但没有罪而且还有功。可是摊派活动真正的目的是个人利益,是利用职务上的权威牟取私利;是一种不作贡献就能获得报酬的最便捷的谋利之道。许多摊派活动中个人能得回扣,有的在年末单位能分得一笔红利,有的干脆就是单位办的一项“实业”,正因为它虚伪的正当性掩蔽了个人动机,它才会以巨大的动力和迅猛的速度席卷全国。

  单纯从经济上看,摊派比之贪污造成的损失更大。因为贪污只是财富的转移,购买力从一个人(或单位)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它并不形成物质损失。摊派则不同,摊派订的刊物要花人力物力印制出来,然而并没有人读它。我们单位订的《中国税务报》和《北京财会》连封套都不拆,直接扔进了垃圾筒。这种物质损失一般是个人得利的5倍到10倍。换言之,个人为了一元钱的回扣,往往要浪费社会5到10倍的财富;它是不惜巨大的社会浪费来牟取个人私利的罪恶活动。

  大多数靠摊派维持的报刊质量低劣。办报刊的人不需要把报刊办好,登的文章缺乏新意,废话连篇,印刷马虎,错别字到处可见,这类报刊的经办人员并不把心思用在如何登好文章上,而去钻营关系术。他们用回扣、分红、谄媚、请客去扩大订户。它们不怕竞争,也没有人能跟它竞争。相反,一些真正办得好的报刊反而销不出,因为单位订阅费有一定限制,订了摊派报刊就没有钱去订真正用得着的读物。

  摊派已经成了风气。广东省某地强行摊派每名党员干部捐资50元用以帮助穷困地区发展经济。表现上看来这是件好事,可是仔细分析是弊远大于利的,现在干部的收入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甚至维持生活都有困难。对于没有额外收入的干部来说,50元钱也称得上是一项不大不小的负担。干部帮助穷困地区发展经济的首要的方法不是捐那区区的50元钱,而是做好自己本职工作,满腔热情地,不是打着官腔地为当地的百姓和企业服务。这种服务精神恰好是穷困地区最为需要的,而1000名干部捐的几万元钱要想用来发展经济真是杯水车薪。摊派捐钱未必有助于改善官员们的服务精神。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经济桔据的干部受了硬性摊派的委屈,很可能是降低了他们的服务质量和贡献精神。各种摊派的经济负担如果强加给了企业,企业的反应可能将这笔负担转嫁给顾客,也可能鼓励他们通过偷税漏税来弥补。政府对这种活动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摊派最大的恶果是降低了政府的威信。搞摊派的政府机关自己破坏市场规则,和唯利是图的不法商人沦为同一类人,他还会有什么资格去维持市场秩序?能发号施令搞摊派的都是手中握有各种实权的党政单位。他安排的摊派别人不敢不屈从,因为如果不屈从就会有更大的麻烦等着你。摊派的背后有一根棍子在支撑着,这根棍子是用来揍人的。这些搞摊派的党政部门,利用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权力去破坏社会的公正。他们在群众的心目中已不再是一支维护正义的力量。真正需要他们出面主持公道的时候,他们已变得软弱无力。

  应该承认,有一部分摊派收入用在了支持正当的政府活动,只因为这部分活动没有正常的款源,所以出此下策。例如政府官员的收入过低,可是加薪水又受中央规定的限制,所以用这种产生巨大社会浪费的摊派办法来弥补。要取消摊派首先要将这些正当活动的款源落实,否则就是一句空话。然而要为一项活动设立名正言顺的经费来源却远不是简单的事。取消摊派之所以问题复杂就复杂在此。可是如果我们认清了摊派是以5倍以上的浪费为代价的筹资办法,或许会增加一点我们治理摊派的决心。

                             1995年10月5日

“不二价”和超级市场

  解放前,我国有不少老字号都用“不二价”来标榜自己诚实无欺,意思是说,他所提出的商品价格都是最低价,不允许还价,也不必要还价,这种“不二价”的经商规则实质上是商业行为的一种革命。因为过去做生意都有讨价还价的过程,现在变了“不二价”,这个过程不再存在了。大家都知道,讨价还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不小心还价高了,就会吃亏。越是大笔的生意这个过程越复杂。双方都要搜寻大量的价格信息,并从中定出自己的谈判策略,于是价格谈判成为耗时费钱的一项工作,这使得双方的交易成本上升,使一些本来可以成交的买卖做不成,极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谁也没想到,“不二价”的中国发明被西方的超级市场接了过去,并切实地付诸实行。老字号标榜自己“不二价”,但是不是真的“不二价”却很难说。只要顾客还了价,店家还得再认真想一想,于是“不二价”仍旧变成了讨价还价。可是在超级市场那里,顾客并不和售货员打交道,因为超级市场里根本就没有售货员,只有收银员。顾客只和收银员打交道,这时商品上称的价才名副其实地成为“不二价”。

  “不二价”有什么特点?它必定是接近于成本的最低卖价。有过出卖商品经验的人都知道,谈价格的时候总是捉摸对方可能出的最高价是多少,尽量把成交价抬到这个最高价。自己有一个最低价,它是接近于成本的价格,低于此价买卖就要亏本。但最低价是自己的底牌,决不泄露给对方。在超级市场中商品所标的价就是最低价,这倒不是因为超级市场的老板不想多赚钱,而是因为超级市场互相之间的竞争,只要你标的价稍微比别人高一点,生意就被别人抢去了。超级市场想赚钱,不能从价格上打主意,只能从改进内部效率降低成本上打主意。

  超级市场在第二次大战之前就己在美国出现,但它的大规模推广则是在60年代。凡是超级市场出现的地方,其他零售业很难与它竞争,所以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席卷了全美国,并迅速推广到了其他西方国家。外行人看到的,只是超市里商品的琳琅满目。其实它引起了一场商品经济的重大革命,即彻底消除了讨价还价这种非生产性的活动,大大减少了顾客受骗上当的风险。实际上在超级市场买东西几乎等同于在无人售货机上买东西。如果我们有机会到国外去,对当地的物价情况不了解,想买东西怕吃亏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光顾超级市场。

  当前我国商业秩序极其混乱,漫天要价,假冒伪劣,不守信用的陷井到处都有。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每一笔买卖都像自动售货机那样诚实无欺,顾客怕吃亏上当的心理障碍彻底消除,商业效率可以大大提高,一切贸易的机会全都可以利用起来,社会将得到巨大的利益。

  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有一共同的感觉,即美国的物价很低。一个非技术的普通工,譬如餐馆里洗碗的,一天可以赚40~50美元,而一个月的伙食费只不过120美元,所以打三天工就可以供一个月的饭钱。这种低物价水平和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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