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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陈诚，府、院、党三大秘书长张群、唐纵、谷凤翔，“司法院长”谢冠生、“检察长”赵琛、“国防部军法复判局局长”汪道渊、“外交部长”沈昌焕以及陶希圣、曹圣芬等十四人，“尽管‘监察院’‘雷案调查小组’后来在调查报告中列举与警备总部处理该案诸多‘不合或失当之处’，并提出纠正案，但仍然无法改变初审的判决……在强人政治威权独断之下，司法和监察体系乃聊备一格，遑论独立公正”〔13〕。据2002年9月12日146期《台湾新闻·总合周刊》一篇文章透露：当年陈诚在“雷震案”中的处境亦十分尴尬。由于他与雷震的私谊，事前并不知情。直至下令逮捕雷震那一刻，才由警总司令黄杰与参谋总长彭孟缉一起向他作了汇报；“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亦为雷震之好友，开始时也是“不闻决策”，一度成了局外人，尽管后来这些人也都介入了对雷震的审判。王云五这位对中国近现代文化有着杰出贡献的出版家，当时虽然身任台湾“行政院”副院长一职，但在台湾威权政治的棋盘上最终不过是一个“摆设”而已。且不说当年他对“雷震案”无能为力，即便是想做点什么，其结果大概也不会比他的学生胡适更好一点。十五年前，为雷震被捕这件事，胡适自美返台后与蒋介石有过一次长谈〔14〕，最终也是未能说服蒋介石改弦更张。因此当雷震提出王对此亦“不无责任”时，确实也让王云五感到了某种不安，但似乎又找不出更多的理由来反驳雷震，只好“不欲再有所言”。针对王云五的第二封信，雷震的反应似乎更加激烈，尽管他对“绝交”是“有其附加条件的”这一点表示了“道歉”，但坚持认为，针对政府蓄意制造“雷震案”，而身任“行政院”副院长的王云五对政府的这种倒行逆施“自然应负责任矣”。雷震始终强调自己一直是“反对”行政干涉司法的。为证明这一点，特意附上在《自由中国》时期所写的社论《今日的司法》和专论《行政不应干涉司法》两文。同时再次提及当年所谓“具保”一事实在是违法的。之后，雷震又说：
……公如此高龄莅临军监来帮忙，我只有含泪写成……内情我公当时实不明了也。我写完后，立将军监交来的条子塞在裤子口袋内，警备总部做贼心虚，恐其欺诈手段揭穿，立即大肆搜查那张条子，并一再向我询问。……公看看这种政府还有“道德”可言吗？……我主持《自由中国》半月刊十年，我所受的打击和痛苦，真是一言难尽。惟有一言堪为我公告者，我是为国家、为民族讲话，从来没有为着自己一己来打算也。而且我们总是从正面讲话，从不避重就轻，或则指桑骂槐。我虽坐牢十年，受尽辛苦，而个人则心安理得也。
雷震写这封信是在4月26日。他不仅在信中附有《自由中国》社论两篇，还有其女雷德全、其子雷绍陵在雷震入狱之时写的伤感家书。5月6日，王云五发出第三封信，以其抱病之身“不惮辞费，再一申说”，主旨仍为自己是否应对“雷震案”负责以及行政不得干预司法等作了解释，同时又针对雷震“所具之结，仅具名见证，并非具保”一说，作了这样的回应：“记忆所及，确曾在监狱起草一文件，声明对于阁下出狱后如有言行失当，应负劝导之处，此事叔常（谷正纲，作者注）、修平兄或亦能记忆。弟虽老耄，以亲自起草，为文约数百言，尚不至善忘，断不止仅书‘见证’二字已也……”王云五所说也许并非虚言，可能确实有过一份不为雷震所知的“具保书”存在。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能够确保雷震如期出狱，朋友们违心地写下一点什么也是可能的，而以雷震的个性还是不知道的为好。这一年，王云五八十八岁，雷震七十九岁，两位老友就这样因一个“意外事件”而打起了一场笔墨官司，知情者不无痛心疾首。雷震曾对胡适说过，王云老是一个“极爱面子的人”，可他最终也未能给老友一个“面子”。当年雷震含泪签下“誓书”确实出于一种无奈。对王云五来说，当年已然不能阻止“雷震案”之发生，十年后则挺身而出以“具保”，无论如何亦为一“仗义之举”。问题在于出狱后的雷震是否可以自由发声，而那张“誓书”的效力果真就“法海无边”，抑或有悖于宪法之处？雷震当然可以质疑之。王云五在发出第三封信之后，因其不愿再触痛老友的伤心之处，更兼身体每况愈下，便缄默不语。这时，雷震又写了第三封回信，费时四个多月，但最终没有发出，实际上也无法发出。此信长达三百多页，即为后来《雷震全集》的第二十八册。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封私人信函了，其内容包括自“雷震案”爆发以来及至雷震出狱之后当时所有报刊杂志有关这方面报道的文字剪报，均汇集于此，仿若一部洋洋大观的“雷案始末记”，可见雷震晚年时的一种不甘心情。
在未发出的第三封信中，雷震考虑到王云五“今年已八十有八矣”，为免彼此劳神，本不拟再复，可又“惟心中似有一事未了”，于是在连天阴雨之中，读《论孟》一书。当读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也”之句时，他“心中颇有感触”，故勉力来作此书……之所以用如此冗长的篇幅将往事重提，实因王云五对雷震坐牢的内幕不甚明白，“故将我手中所存的资料，择要复印或剪贴几份给我公一阅，正如孟老夫子所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这封信确实太长了，即便发出了，精力衰弱的王云五恐亦无力阅之。应当说，雷震后来的这一决定还是相当明智的。在信的末了，雷震以自挽二联为结语：“一、生荣死哀，阿谀者极其歌功颂德之巧言令色；盖棺论定，历史学家自会尽忠职责而秉笔直书。二、雷案的黑幕，天下人尽皆知之；冤狱整十年，历史上自有交代。”雷震写完这封信时已是九月下旬，其间又分别给陈启天、谷正纲和王世杰各具一函，以明示自己的态度。王是雷震的老上司，也是《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起人之一，于雷震有知遇之恩，故给他写信也在情理之中。雷在给王世杰的信中坦承了自己之所以要与王云五较劲的真正原因：“由于我于六十一年向政府的建议，今年一月二十八日美国的《台湾青年》发表了，王云老责我不该泄漏出去，他不详察即严厉责备我，要和我绝交。我复书谓：‘法院判案必须问明原被两造，不可仅凭一面之词！’但我说，我为什么坐牢十年？主管军法机关的‘行政院’不能逃避责任。他复信说我主张干涉司法，我将《自由中国》我反对干涉司法的文章给他看。但他第三次来书，又提到军法，我不得已只好详复一书。……王云老是我出狱的保证人，我坐牢十年还不算，出狱时还要保，这是一个什么局面？”〔15〕雷震这一问，王世杰心里不会不明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国民党一手遮天的白色恐怖时期，当局在政治上对异己者施行无情打压绝不手软，雷震首当其冲，遂成为反抗专制与极权的一种精神象征。由于雷震给王云五的第三封信没有发出，给陈、谷、王三人的信也就“按下未表”，这场未公开的“笔墨官司”至此总算告一段落。雷震在接到“绝交信”时虽也说过王云五“老气横秋”之类的话，但信中所论正是对威权政治体制之下“法之不法”的一种质疑和批判，因而是严肃的、甚至发人深省。不过，就《救亡图存献议》而言，无论是秘密建言也好，公开发表也罢，这毕竟“是雷震呈现晚年政治思想、政治蓝图与忧国忧时的结晶。同时，也显示他终生对民主制衡理念的坚持，与对现实政治的批判”〔16〕。对于这一点，连王云五本人也承认，“无论其内容是否正当，本天下兴亡，匹夫为责之义，未可厚非”〔17〕。只是雷震在晚年与老友王云五痛失数十年之厚谊，未免有点可惜，或正如傅正先生所说：“雷、王两先生已先后谢世，后人自可冷静地看这一段公案，同时认识两人的性格和观点。”古人云：“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但雷、王二人“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均能以坦诚而相争，不为名节和私利，只求“以守至正”（非朋党）的态度。说到底，此过程中的许多因素是非个人的，因而他们两人最终还应是“同道相益”意义上的朋友。
注释：
〔1〕〔2〕〔8〕〔11〕〔12〕〔15〕〔17〕傅正主编：《雷震全集》第２８册，台北桂冠图书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76～77、92～93、70、93～98、100～102、439、92页。
〔3〕〔5〕〔7〕〔16〕任德育：《雷震与台湾民主宪政的发展》，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9年版，第301、304、308、314页。
〔4〕〔6〕〔9〕〔10〕傅正主编：《雷震全集》第45册，台北桂冠图书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35、187、163、141页。
〔13〕《雷震案史料汇编——“国防部”档案选辑》导言，台湾“国史馆”2002年8月出版，第19页。
〔14〕参见《胡适日记全编》第８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22页。
“性博士”张竞生
？ 王开林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编纂《性史》的张竞生，主张在美术课堂中公开使用人体模特儿的刘海粟，以及谱写“靡靡之音”《毛毛雨》的黎锦晖，被传统势力斥为“三大文妖”。卫道士们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以他们的青光眼看来，“三大文妖”及陈独秀、蔡元培、鲁迅、胡适等人无疑是罪魁祸首，要对世道人心的日益败坏负主要责任。所幸时间是最好的裁判，它使喧嚣归于寂静，使重出炼炉的黄金展露灿烂的笑容。
在“三大文妖”中，张竞生遭到最深的误解、最多的诟骂、最狠的攻讦，不仅旧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