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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领域的是 “新批评”在德国的变种“文本批评”（werkimmanentc
Textkritik）学派。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如维尔利（M。 Wehrli）、沃斯勒（K，Vossler），凯瑟尔（G。 Kayser）和施泰格尔（E。 Staiger）等，强调文学
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将作品（“诗作”）视为一种“自在的、全封
闭的存在”和客观的认识对象，声称作品是文学唯一的实体，其价值仅仅蕴
含在自身之中，因此，任何理解、批评、评价和研究都只能以此为出发点，以它为唯一的对象。离开作品这一“本体”，一切都将失去依据和意义。在
这一学派看来，每一部文学作品即“诗作”，是一种完整的语言构造，都包
含了客观的认识与审美的前提和结构，其总体形态、价值和意义是它自身所
固有的，超越时空并永远不变的，其社会和审美效果以及历史地位亦由它自
身的性质所决定。由此出发，文本批评主张文学批评和研究必须“非意识形
态化”，摒弃一切历史的、社会的、传记的背景材料，排除一切“主观的心
理因素”，对作品的文本进行“无任何前提”的观照，才能获得“客观的科
学性”，因为，所有这些背景材料和主观心理因素都将损害文本的绝对独立
性，将“非美学的判断”带入文学批评，妨碍人们正确地、不带偏见地、公
正而客观地认识和评价作品。维尔利称：“假如我们承认，诗作是文学理论
研究的核心对象，那么，我们就不但应该，而且必须把作品的产生过程、它
与作者的关系，它的来源、作用和影响、它在时代潮流中的意义和地位等等
①
统统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这一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凯瑟尔亦宣布：“文学
批评是一种发现诗作的固有性质和价值的科学性工作，不容许批评者有丝毫
的主观偏见，不论这种偏见源于何处，来自批评者个人或是社会。”②
文本批评学派将文学作品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孤立出来，割断了作
品与文学传统的纽带，既否定了它与它的创作者和接受者的联系，也否定了
社会存在对文学作品的制约。更为严重的是，它作为统治着高等学府的文学
教学、支配着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方法论，严重地压制和阻碍了新的批评
和研究方法的产生。到五十年代末，它已经僵化、凝固为一种经院式的理论
教条和刻板而繁琐的研究程式。它不仅不能容忍对作品的不同解释，而且不
容许在解释中出现的任何差异。正因为如此，在六十年代爆发的“反权威”
浪潮中，它首当其冲地成为文学领域内叛逆者攻击的对象。
六十年代初，由于国际和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西欧各国的公众意识日
益活跃，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对政治的关心大大加强，整个社会生活迅速“政
治化”。六十年代中期，在法国、前联邦德国等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
在学术领域，出现了一股强烈的革新潮流，猛烈地冲击着陈旧的治学方法和
沉闷的学术空气。在这种形势下，文学批评和理论领域也发生了剧烈的反叛。
在前联帮德国，越来越多的文学工作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作家和批评家，对以文本批评学派所代表的学院式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合理性提出了强烈的怀
疑。他们认为，这种极端形式主义的理论和过时的方法论严重脱离文学创作
和批评的实际，早已不能适应新的时代、新的现实的需要，文学批评和理论① M·维尔利《文学科学导论》，维尔茨堡1948 年，第17 页。
② W·凯瑟尔《语言的艺术作品》，1952 年伯尔尼和慕尼黑，第23 页。
界应当进行一次彻底的“自我反省”，开展一次广泛的讨论，以明确文学与
社会存在的关系以及文学的本质、功能和效用；在方法论上，必须克服客观
主义的倾向，从本体论形而上学的封闭圈子里走出来，在文艺与社会的广泛
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前提下考察文学的进程、存在方式、作用方式和结果。
以文本批评学派为主体的旧的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由于自身的缺陷，终
于抵挡不住时代潮流的冲击和年轻一代文艺理论革新者的挑战，逐渐丧失其
统治地位并日益衰落、解体。在随之出现的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危机中，许多
人开始探索新的道路，试图突破旧的理论框架，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构
想。
接受美学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创始人之一伊瑟尔1987年底在
为《阅读行为》的中文版而写的序言中回忆道：“接受美学产生的原因，无疑应当从六十年代德国高等学校所处的历史
状况中去寻找，它既有科学史方面的，也有政治方面的。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六十年代标志着文学研究中幼稚阐释学的终结。传统的阐释方法遭到了愈来
愈强烈的指责。这首先是因为，它不仅无视对文本的不同解释，而且不能容
忍解释中出现的任何差异。尽管事实证明，文学需求的不同必然导致不同的
解释，而这又会使同一部文学作品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但人们却往往把自己
对作品的理解宣布为唯一可能的解释。一旦出现与已相左的理解，他们总是
通过标榜自己阐释方法的“正确性”去否定对方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各
种为某一特定的阐释方法辩护的理论便应运而生。
以探究作者的本来意图和作品的意义，寻找建立在人物形像、寓意和各
层次间和谐的基础上的作品审美价值为宗旨的本体美学，便是其中最突出的
一种。这种简单的阐释方法之所以逐渐丧失其权威性，首先是因为，人们用
它所主张的标准去衡量现代作品时，或者根本无法理解，或者会作出荒唐可
笑的解释。在这一背景下，一种新的论点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过去似乎不言
而喻的文学解释方法只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已。”①“总之，在如何看待传统的问题上，人们的立场发生了根本变化。引起
这一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来自现代文学的挑战，另一方面应归于六十年代的
学生骚乱。现代文学首先是作为古典的艺术理想，如和谐、明朗、宁静、完
美的否定而出现的。这种否定性特征不断地冲击着制约我们社会行为的常
规，甚至颠覆着我们的日常知觉习惯。现代艺术一再使我们面临新的挑战。
问题在于，这种挑战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为了澄清这一问题，我们必须
更新文学研究的观念和对象，不再一味地沉缅于对 ‘意义’的探究，而应当
致力于对“反应’的分析。
现代的文学经验愈是深入人们的意识，那种 ‘造就阐释者的场所’的合
理性便愈是值得怀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样的场所仍在顽固地维
护着早已过时的阐释传统。在德国高等学府的讲坛上，以一种说教的口吻被
传授的、关于经典杰作的解释，有意无意地在听众中培养了对经典艺术作品
的虔诚崇拜。然而，人们在艺术作品中所找到的意义愈是不一致，不同解释
之间的争论愈是激烈，这种阐释方法的弱点便暴露得愈充分。从这种意义上
说，六十年代的政治局势为人们探索一条新的、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学研究的
途径提供了动力。在这一探索中，文学研究的基本对象经历了由作品的启示① 伊瑟尔 《〈阅读行为〉中文版序言》。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年，第18—19 页。
向它的反应与接受转化的过程。” ①
1966年，前联邦德国五位年轻的文艺理论家和罗曼语、斯拉夫语、英语
文学教授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曼弗莱德·福尔曼（Manfred
Fuhrman）、汉斯·曼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沃尔夫冈·普莱
森丹茨 （WolfgangPreisendanz）和尤里·施特里德（Jurij Strideter）自
愿聚集于德国南部新建的康茨坦茨大学，决心对传统的文艺理论和方法作一
番彻底的革新。后来，五位学者提出的理论便被称之为“接受美学”，并被
冠以“康士坦茨学派”的名称。“康士坦茨学派”的主要理论设计者是姚斯和伊瑟尔。前者于 1967年
发表了接受美学的第一篇论文《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此文提出了
接受美学的文学观和历史观，被认为是该学派的纲领性文件，后者于 1970
年发表了《文本的召唤结构》，构建了接受美学的文本理论和读者反应理论。
姚斯，1921年生于巴登——符腾堡州的格平根，1952年在海得堡大学以
论文《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的时间与回忆》获博士学位，1957年以《中世纪动物史诗研究》取得大学罗曼语文学的授课资格。1959
至1966年先后在明斯特和吉森大学任教，1966年被聘为康士坦茨大学教授。
1967年发表题为《什么是文学史，文学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的就职演说，此演说于1970年更名为《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正式发表，引起激烈
争论。在此后的十年里，这篇论文再版达十次之多，并被译成二十三种文字
在各国流传，产生巨大反响。姚斯的主要著作还有《审美经验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