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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派小说虽然推翻了传统小说的表现原则（模仿现实）和方式（叙述故事），在小说的结构、技巧和语言方面作了大胆而成功的试验和探索，但仅限于小说形式的“内部革新，”并未动摇这一形式作为一个文学“品种”的地位。换言之，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其整体性、封闭性、“类”的纯洁性并未被触动。后现代小说则不然，它不但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内部形态和结构，而且对“小说”这一形式本身及其叙述方式便产生了怀疑。后现代小说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而是对小说这一形式和“叙述”本身的反思、解构和颠覆，无论在形式或语言上都导致了传统小说及其叙述方式的解体。因此，后现代小说被冠以“反小说”、“元小说”、“关于小说的小说”等名称。萨特的一段话对这一特征作了恰当的概括：“我们这个文学时代最古怪的特征之一是到处出现生机勃勃却都具有否定性的作品，人们可以称之为反小说……反小说保留了小说的外表和轮廓，但这样做是为了使我们更加失望：作者们旨在用小说来否定小说，在它产生之时便在我们眼前将它毁掉，写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这种奇特的而难以归类的作品并不说明小说这一品种的弱点，它仅仅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思考的时代，小说正在进行自我反省。”
自法国“新小说”产生以来，这类对小说写作过程、小说的形式和叙述本身进行反思、解构甚至自嘲式的模仿和剖析的小说日趋流行。按照传统的定义，它们似乎很难归入小说的类，无论在内容、形式和语言上都是对传统小说的破坏。这类小说的作者声称，现实是语言造就的，而虚假的语言造就了虚假的现实。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便是虚假现实的造就者之一：它虚构出一个虚假的故事去“反映”本身就是虚假的现实，因而把读者引入双重虚假之中。小说现在的任务是戳穿这种欺骗，把现实的虚假和虚构故事的虚假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促使他们思考。
二、经典的现代派小说不仅恪守小说形式的“外部边界”（它仍然保持着这形式封闭的独立性和单一性，与其他文学形式和体裁界限分明，不容混淆），而且注重其“内部媒体”（如叙述技巧、作品的情境、结构、语言等）的纯粹和高雅。在这一点上，它仍然残留着传统小说的印记。后现代小说则力图突破小说形式的外部边界，模糊它与各种文学体裁的分野，破坏小说的叙述常规。许多作品推翻了“纯小说”的概念，大量采用其他文学体裁的表现方法和技巧，如戏剧式结构、新闻报导式文体、政论式风格和语言等。在一些作品中，虚构故事、哲理、古代神话、民间传说、政论甚至报刊摘录融合在一起，时间跨越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物不断地变换名字和身分。德国评论家伯恩哈德·格莱纳认为：“对于后现代写作来说，‘类’的概念已经消失……过去关于体裁、文类及其表现手段等种种流行的规范仅仅是人为设置的禁忌，强加在作者身上的枷锁。而现在，这种禁忌已经打破，枷锁已经腐烂，再也不存在应该如何写的统一标准了。从根本上说，一切仅仅是单纯的刺激材料而已。”
后现代作家们怀疑有一种“实体的、客观的、可以用元语言历史地加以固定的文学质量，”否认“文学性”是一种先验的自在之物，而认为它只不过是人为的语言艺术的效课。这种效果并非永远不变，在任何时代都适用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变化不定的，没有一种客观的判断尺度能将其穷尽。文学质量的衡量标准始终是多元的，换言之，没有一种普遍的、统一的、对任何时代、任何文本都适用的文学质量的判断标准，所谓普遍适用的质量标准只不过是权威化了的欣赏趣味而已。
三、现代派小说虽然在语义上的确定性和明晰性已大大降低，但仍然提供了产生某种意义的暗示，或赋予它所表现的对象以某种形而上的意义，如世界的荒诞、人生的无意义、主体的失落、人的异化等等。现代派小说描绘了一幅阴暗的世界图像，叙述了一出人生的悲剧：人被抛到一个不可理解、无法逃脱的荒谬的世界上，存在失去了一切根基，丧失了一切意义与价值，一切理性的理想与信仰都已崩溃，人与世界的全部关系都已动摇。在这种状况下，人成了被遗弃者，陷入了孤独和绝望。然而，现代派文学虽然哀叹意义的丧失，价值的解体，主体的失落，但仍然流露出对这一切无可奈何的留恋与怅惘，仍然怀着对它们最终复归的梦想。
然而，在“后现代”小说中，这个乌托邦的幻想已不复存在，这种意义的承诺已被取消。在“后现代”作家眼里，所谓的意义、价值、主体等等，统统是人的主观设定。这种意义和价值仅仅产生于人造的语言符号的差异。换句话说，语言符号在被运用 （说、读和写）的过程中创造了意义，这种意义即符号的排列组合所产生的效果。因此，写作 （特别是虚构文本的写作）仅仅是一种语言的游戏。有人甚至声称，写作就是运用符号这副牌来创造意义，每一张单独的牌并没有意义，但通过一定的方式排列组合就产生了意义。其次，按照后现代语言哲学——“话语理论”——的一个重要论点，在当今的时代，语言符号日益失去其“表征”能力，即再也不能切中意义本身。我们说和写的话语，包括写作本身，都迷失在无穷无尽的“能指的链”中。任何文本都没有统一的意义核心，没有一个文本是带着“意义”的嫁妆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由于文本中心意义的缺乏，阅读和阐释便不是一种“发现”（因为发现是以一种尚未找到，但确实存在的东西为前提），而是一种“发明”。阅读活动为文本“发明”或“创造”的意义是无限多的，因此，没有一种衡量文本意义的同一性、本真性的客观、统一的尺度，阅读和解释在严格的意义上成了一种无法判断其真伪、优劣的活动。另外。一些人认为，对于后现代写作而言，每一个文本都不再与外部世界的现实发生关联，而仅仅依存于别的文本 （与它们的区别与联系），特别依赖于读者的释读活去。只有读者的释读活动才能使文本产生意义，写作和阅读是两种同等重要的创造活动。文本不经过阅读只不过是无意义的符号组合，而阅读则使一个本来无意义的文字组合获得了某种意义。因此，不存在一种完成了的、封闭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开放的，未完成的。
基于上述观念，后现代小说不仅不提供关于某种特定意义的暗示，甚至拒绝承担任何意义的许诺。它们可以说仅仅是脱离了“所指”，即常规意义的“能指的链条”，而“所指”则在这一链条下不断地“滑动”。这样的文本彻底破坏了读者的期待，从中要读出某种意义是徒劳的，即使读者自以为把握到了某种意义，那也并非作品本身所固有的，而是他自己赋予作品的。
四、现代派文学仍然注重其语言、形式和艺术表现技巧的纯粹和高雅，因此，它是一种“纯文学”，真正的“象牙塔内的文学”，其对象仅仅是受过教育，具有较高审美素质和欣赏趣味的阶层，广大的普通读者是无法理解和欣赏的。而后现代文学却试图超越“纯文学”与“大众文学”、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把作为“有教养的知识分子的特权”的文学变成“读者大众的文学”。美国作家莱斯利·菲德勒称：“关于存在一种‘有教养者’的艺术和一种 ‘未受过教育者’的次等艺术的观念是工业化大众社会的一种恶劣区分的最后残余……后现代主义为读者大众树立了一个榜样，它填平了批评家和读者之间的鸿沟，弥合了艺术家与读者的裂痕，取消了外行与内行的界限。”许多后现代小说体现了这种“通俗化”倾向，它们情节离奇、怪诞、曲折、可读性较强。如意大利小说家翁贝托·埃柯的《玫瑰之名》（作者将它称为“后现代”小说）和德国作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香水》，叙述了引人入胜的故事，充满了怪诞的想像，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事件发生的时代和地点难以确定。书中艺术性与消遣性、语言的优美和易于理解融为一体，不但层次较高的读者，而且文化水平较低的人也可以欣赏。
五、现代派小说最常用的艺术手段如意识流的内心独白、时空错位、联想、象征等等在后现代小说中虽未被全盘抛弃，但已退居其次，而另一些新的表现手法则得普遍运用，如讽仿（Parodie）：许多后现代小说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对古典文学名著的题材、内容、形式和风格进行夸张、扭曲、嘲弄的模仿，使其变得荒唐和滑稽可笑，从而达到对传统、对历史和文学范式进行批判与否定的目的。此外，蒙太奇（Montage）也是后现代作家常用的一种手法，他们将一些在内容和形式上毫无联系，处于不同时空层次的场景和事件衔接起来，或将不同文体、不同风格的文字、段落重新排列组合，以增强对读者的感官冲击。除了以上两种手法，拼接（Collage）和拼贴（Pastiche或Bricolage）在后现代小说中亦得到广泛使用。通过将不同的文本（如文学作品的片断、日常生活中的俗语对话、报刊摘录等等）组合在一起，甚至将各种广告、票据、招贴画拼贴起来，使这些似乎毫不相干的东西构造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从而打破传统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