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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鼓励我，常借故离开，把我们单独留在甲板上。每到这种情况，我就头脑昏沉，既紧张又兴奋，手足无措。
我记得娜塔夏喜欢穿雪白的连身长裙，那是我最欣赏而又不敢亵渎的颜色，我总觉得自己的衣服很脏，身上发臭，即使天天洗澡，也洗不掉那种心理的自卑。不错，我看得出来她在寻求爱的滋润，我也期望有一位如花似玉的知心伴侣。在这无涯的海上，漫漫的旅程，没有外来的干预，两颗心已经连系在一起，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但对我而言，该怕的实在太多了，首先我觉得这份甜密来得太容易，我们才认识几天，而我又不是英俊潇洒型，她这样快就爱上我－－假如我的直觉没有错的话－－是不是因为旅途寂寞之故呢？万一有一天，当有第三者闯入我们的天地，她也同样能轻易付出情感，那时我该怎么自处？
也许有人不在乎，大不了另起炉灶，反正只是各人追求自己的快乐。我的看法却不然，如果男女之情真是这样简单，那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异性间的吸引力只是生命延续的本能，在那种力量的驱使下，一时冲动的发泄，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真能得到快乐吗？人生真正有价值的事物并不多，唯有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上，男女之间所建立的互信互谅、持久永恒的感情，才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我太珍重这种情谊，不愿轻易付出。一旦付出了，我会毫不保留，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彻底投入。在这种情况下，我怎能不谨慎小心，以免误人误己？
其次，她实在是美，美得令我目眩，她有着欧洲人种的轮廓，明朗而匀称。又有着东方人的柔和，娇巧而可爱。她应该高高在上，任我供奉、瞻仰、膜拜，可是我知道绝无这种可能。要达到那种地步，必须要有钱，我不会赚钱，也不愿自作践，把自己的生命化为甘露，只为了灌注一朵美艳的鲜花。
还有，就是每当她有意无意地靠近我时，那阵蚀骨的清香，酥溶了我无助的灵魂。她的眼、她的唇、她那脉动的心跳，在在吸引着我颤抖而难以控制的手，想要搂住那向我靠近的纤腰。这一剎，我感觉到手心冒汗，我忘不了手上的泥垢，我怎能在她雪一般纯白的身上，留下一片片掸之不去的污垢？
我痛恨自己的迂腐，每次在她的眼中都看到了自己的无能、无用，老天，我该怎么办呢？眼睁睁的看着这段美妙的良缘错过吗？人生又有多少机会容我浪费？我所怕的，难道不是自己的幻想吗？假如她真爱我，愿意陪我吃苦受罪，支持我，鼓励我，并肩迈向追求理想的前途。我怎能仅以一己的主观，就认定她不适合我？
我决定先把自己的观念灌输给她，而且在这段时间内尽量保持距离，以免被感情的洪流所吞噬。
最初，她好奇地听着，偶而也会问上几句。但是，她究竟太年轻了，憧憬的是充满欢乐、无忧无虑的美满人生，她并不同意我的看法及做法。渐渐地，她开始避免与我独处，在失望与懊恼的啃噬下，那种熟悉的哀伤又开始向我袭来。正当我还想再次努力，与感性妥协时，船上一位制服白净的二副，已经与她俪影双双。我知道，又是该品味那种铭心的苦涩果实的时候了。
对这件事，我除了有一丝遗憾外，心里并不懊恼。难怪尼采给女人下了“长头发，空脑袋”的定论，为什么女人外表看来灵慧乖巧，大脑却是一窍不通呢？如果找不到一位能够了解我的女性，我宁愿打终生光棍。总不能只为了眼皮的供养，只为了性的需求，就把自己的信念埋葬在长发堆中吧！
十月十日船过印度洋，船上的中国籍船员主办了一次“中华民国庆生会”，凡是从香港上船的中国人都出席了。奇怪的是从台湾来的，只有一家姓刘的大小五口，和我一个人参加。
我问主办的船员，是不是有人没有通知到，那船员说：
“怎么会没通知到！前几年还好，最近一次比一次糟，你们台湾人实在很奇怪！”
另一位忙过来打断他的话：
“管他们呢！别多说，免得又闹出纠纷。”
我一头雾水，由于会场中大家都很忙，也就将这事置之脑后。
谁知晚会刚开始，门口就一阵大乱，我听到前面有人喊道：
“快把门关起来，他们要冲进来了！”
刚才那位船员则躲到一边，直说：
“真丢脸，真丢脸。”
当时我与佐治正在准备摄影器材，一看情形不对，手里还拿着照相机，便跟着一位荷兰籍的大副和与娜塔夏要好的年轻二副，一同走了出去。
门口站着一个人，手持一面招牌，上面写着：“台湾国独立万岁”。另外还有一些人则围着船员吵闹不休，坚持要同时举行“台湾国庆生会”。这些人我都认识，只是平常不大来往。我觉得很奇怪，什么时候居然有了一个“台湾国”？
其中一位叫小魏的，毕业于台北工专，我们的铺位相邻，偶而也聊聊天。我正想过去问问他，哪想到他一看到我，竟然大叫：
“你们看！国民党还派了特务来照相！”
那伙人立刻挥臂喊打，我忿于小魏胡乱栽赃，立刻冲到他面前，质问他道：
“你刚才怎么说的？”
他一见我来势汹汹，气先泄了一半，说：
“你为什么给我们照相？好寄回台湾去？”
另外几个也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说：
“特务！”
“把相片撕掉！”
所幸底片刚装上，我立刻把相机打开，取出底片，高举着说：
“你们自己看，底片刚装上，有谁照相了？”同时我对小魏说：“你要不是有意栽赃，就是做贼心虚。”
“你敢骂我是贼？”
“那你为什么诬赖，说我给你们照相？”我一点也不示弱，这时场内的人也都出来了，我们人多势众，还有几个船员在一边磨拳擦掌。
“我没有看清楚。”
“那你就血口喷人？老实说，我相信国民党还不致于怕你们几个搞台湾国，你们哪一个没名没姓？我如果是特务，一封信就够了，还用得着照相吗？”
“你威胁我？”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国民党的特务做得的确成功，他后面撑腰的人都不敢出声了，一个个面有惧色。
“我是第一次听说天下有个台湾国，不过我佩服有种的人，你们要搞革命，搞革命就不要怕流血，不要怕迫害，不要离开革命地革命。要是怕，就不要充英雄，事情做了，迟早会被人知道的。”我狠狠地说，很瞧不起敢做不敢当的人。
前面那个招牌首先倒了下来，后面的人也窃窃私语，刚才那些勇气都不知到哪里去了。小魏只好解释说：
“不是我们搞革命，台湾国在日本……”他这话一出，香港来的那些中国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有人打趣说：
“原来是日本的傀儡政府，怎么？你们打算到巴西成立‘台湾国大使馆’？”
这时那位年轻的二副出面说：
“你们要办什么庆生会不妨自己去办，但是不要来捣蛋，在这条船上，我们有权维持治安。现在在国际公海上，不管你们是什么国的国民，我们都可以办！”
“你敢？我们花了钱坐船的！”有个人举着旗子要打那个二副。
那位荷兰大副见了，用他半生不熟的英语，大声恐吓，并且表示到了伊莉莎白港时，要将闹事的人赶下船去。
到底是外国人的话有效，此语一出，那些人只好偃旗息鼓，一个一个地走了。
我还是不懂，便把小魏拉到一边，问他：
“怎么有个台湾国？我从来没有听过。”
他的态度和缓了许多，但还是满心的不甘愿，说：
“你是内地人，当然不知道。”
“你是说台湾人都知道了啰？”
“我也是到了日本之后才知道，你们国民党太坏了，逼得我们要革命。”
“你要革命我不反对，国民党有缺点也是事实，可是中国永远是中国，你们是革政府的命，总不会是革中国的命吧？”
“我们不是中国人！”他斩钉截铁地说。
“你不是中国人？那么怎么才叫中国人？”我大吃一惊，居然他会有这种想法。
“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我也可以说‘我是湖北人’，但是，我却不能说‘我不是中国人’呀！”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有湖北国。”
“你的意思说，只要政府不理想，人人都可以任意独立成国了。”
“当然，现在是民主时代，为什么不可以？”
“我不懂，为什么民主时代就可以？”我诚恳地向他请教。
“因为我可以作主呀，我恨中国人！”
“恨中国人？老实说，我很恨一些官僚，但人怎么能恨自己的国家呢？”
大概是他看我态度还好，便也和悦地对我解释：
“你知不知道二二八事件？”
“不知道。”
“那你当然不懂了，二二八，是内地人屠杀台湾人的日子。”
“什么？屠杀台湾人？”我听了，觉得匪夷所思。
“是的，在日本时，我听他们说死了几十万人。”
“在日本听说？你原先也不知道？”
“知道一点，但是不清楚是为了什么，这次我才了解，原来是你们内地人安排的阴谋，打算消灭我们台湾人。”
“要消灭台湾人，意思是说把你们当作敌人？”
“是的，所以我们要独立。”
“那我又胡涂了，我从小学到大学，没有见到任何把台湾人当作敌人的例证呀！”
“我指的是过去，后来因为在日本有了台湾国，所以国民党就怕了。”
“这点我不能苟同，国民党的作为是有偏差，但是我不认为在一个家庭中，家长不好，子女就可以闹着要改名换姓。”
“那是你的看法，我有我的权利，我爱姓什么就姓什么。民主时代，人民才是主人，谁也管不着！”
这个时代，人人假“民主”之名为所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