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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读书人”所具有的清廉正直操守，也有士大夫不恤下情的习性。他自知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却又保守固执，坚持己见。终其一生，以不变应万变，永远与现实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根据族谱，我们是宋儒朱熹之后，明朝张献忠乱起，先祖聪一公由安徽婺源迁居湖北黄冈西乡（黄冈又名邾县，传为周武王封侯之地，后人去“邑”为“朱”，遂成朱姓）。父亲是第十九代，为“万”字辈，这是依传统族谱之“辈名”所定：
聪寿元文允，金廷守自光；继国承天庆，丰功泽“万”邦。
逢时明大道，秉义启忠良；纯仁钟懿宪，长发世恒昌。
举凡用做族系辈名的诗，既要用吉祥的字汇，且不可重复，又要有意义，以激励子孙向上。中国的社会就维系在这种重视家世、代代薪火相传的精神上。这种精神并与汉字的特色紧密结合，形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情结。
父亲生于一八九一年（民国前二十年），名万荫，字怀冰。
祖父早逝，又无恒产，家境非常清寒，因为父亲自幼喜好读书，曾受同乡望族周氏接济助读，后娶周家女为妻，是为我之“大娘”。大娘生一子二女，子名邦保，长女名众生，次女名敏生，都较我年长甚多。
父亲十七岁就读“汉黄德师范学校”时，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首义，策名学生军，司城防巡逻及库藏守卫。民国二年，以公费考入保定军校第四期就读。
民国成立之初，各地军阀割据，内战频仍，兵马倥偬，而全国仅有保定军校一所国立的军事大学。在黄埔军校取代其地位之前，保定毕业生一直是天之骄子，军权在握，叱咤风云。父亲在民国十四年参与北伐，任总司令部参谋处上校科长，十九年为湖北省民政厅长。这时年岁方轻，而功名事业一帆风顺，心骄气傲，不可方物。
民国二十年，先总统蒋公主持南昌行营，父亲任第四厅厅长，主管情报及先总统之行事日程，权倾一时。当时政学系之首脑杨永泰、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等，为了扩展政治势力范围，极力拉拢父亲加盟。然而父亲怀抱着满腔“国家理想”，兼以出身军旅，不悉政情，反而规劝杨永泰等人以服务国家为要，不应结党营私。
杨永泰为我国近代史上最工心计之政客，父亲严词峻拒后，他一面表示敬佩，一面向先总统蒋公进言，认为父亲是个人才，理应重用，并推荐其兼任江西省民政厅长，先总统欣然同意。不久，杨又进言总统，表示父亲能力卓越，江西倚重极深，希能专任民政厅长。时正值国内党争昌炽，先总统为了安抚各界，遂免除了父亲第四厅厅长之职。
在官职上，民政厅较行营第四厅为高，然而中国向以人治为主，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南昌行辕是当时的权力核心，尤以第四厅在职责上最接近先总统。不论何人，要面谒先总统，必先通过此关。父亲为人耿直，不假词色，为此树敌甚多，一旦远离君侧，前途自是堪虞。
待父亲查知系杨永泰调虎离山之计时，命令已然布达，在杨氏蓄意阻挠下，父亲累次想面见先总统，禀报解释均不得逞。父亲怒不可遏，竟不自量力，愤然挂冠而去。先总统生平最忌部属之不忠，为此，在父亲之档案上批示“永不录用”。
父亲官场失意之余，遂西行游览苏杭风光，途经江苏溧阳，买了一位年方十八的贫家女汪氏为妾，并携回家乡，这位贫家女便是我的生母。
当时三妻四妾乃社会所容许的风习，父亲除了大房周氏外，还有二房桂氏。桂氏为贵州某一名门闺秀，生了三女，为宁生、汉生、雨生。父亲常年在外，大家庭中争宠夺权，时起勃溪。我的母亲无钱无势，无亲无友，地位低贱； 以致沦为仆役。
世态炎凉，为了生存，无人不设法攀龙附凤，排除异己，故而弱者永远是残酷现实的贡品。母亲受尽欺凌，唯有忍气吞声，每日以泪洗面。不久即因“呕气伤肝”，体弱操劳而罹患肺病，直到弃世，始终没有康复。
民国二十一年，母亲生一女，名峨生。在过去传统家庭中，不论妻妾，不生男儿就得不到应有之地位。此时又因父亲失去上欢，无人敢于任用。贺国光掌四川省政，多次举荐父亲，皆为先总统所拒。家人更怪罪母亲，认系不祥之祸水，境遇不堪想象。
在保定军校第八期时，父亲为学校助教，曾担任陈诚之分队长，彼此相知甚深。民二十四年，陈诚任陆军整理处处长，特向先总统竭力担保，父亲始得出任副处长。此后数十年间，父亲始终与陈诚保持着部属及相知至友的特殊关系。
民国二十六年，抗日圣战开始，父亲调任第九十七军军长，并兼河北省民政厅长及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七七抗日圣战方起，我于十月呱呱落地。父亲原来期望大哥之出生得以“邦保”，战事既起； 遂将我命名为“邦复”。由于生了男孩，母亲才算在家庭中有了地位，人情冷暖之余，朋友也多了起来。
在记忆中，有许多亲友常说我呆头呆脑，尤其是母亲，她总担心我会成为白痴。原因是在我三岁时，有一个勤务兵突然良心发现，坦承受到唆使，常喂我吃朱砂。传说吃了朱砂后神智受损，人会变得痴呆。父亲知道后，为了避免家庭纠纷，训令母亲带着峨姐及我北上，到太行山军营居住，同时并邀了舅舅汪泰荣同行。
在军旅中，父亲曾着《孙子十三篇阵中笺释》，于民国二十七年出版，并被选定为国军指定教材。当时在太行山战区除父亲所率之九十七军外，尚有共军朱德、刘伯承之部队。父亲自负文武全材； 于民国二十九年二月某日，竟然单骑赴共军总部，与朱德等将领辩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优劣”。
不料共军乘父亲不在，立即向国军发动奇袭。由于事出不备、变生肘腋，主帅又身陷敌营，自是溃不成军。在荒乱中，母亲被一小队卫士救走，峨姐与我则人各一头，睡在滑竿中，由竿夫抬着逃命，兵慌马乱之间，大家都失去了连系。不幸的是一颗流弹击中峨姐的左肩锁骨一侧，竿夫怕受责备，竟将我姐弟俩弃置荒郊，逃命而去。
所幸大舅汪泰荣骑着马到处找寻我们，后来在路旁一处发现了滑竿，我尚在熟睡中，峨姐则是满身是血。大舅以为她已经死了，不得已，仅将我一人带走。
峨姐乖巧可人，深得母亲疼爱，母亲坚信在菩萨保佑之下，峨姐不会死，便派人到处寻找。过了数月，居然发现峨姐为一农家所救，创口已合，但弹头深陷胸腔，再也无法取出。到九岁时，终于死于弹伤之并发症。
事件发生后，国府中央大为震怒，而共军则解释说是一场误会，为了抗日救国； 双方遂不再追究。经过这次变故，父亲深痛政治斗争之尔虞我诈，无视真相以及国家利益；灰心之余，遂向中央提出了辞呈，打算隐居山林。
同年八月，父亲改叙第六战区长官部参谋长，但他已无心军旅，坚决请辞。时陈诚任湖北省主席，又身兼军事重责，南北转战，以致省政荒驰。陈诚力劝父亲应以国事为重，旋调父亲为湖北民政厅长，代摄主席职务。
由于祖先世代务农，兼又出身寒微，父亲深悉民间疾苦。早年虽然曾经多次担任民政厅长，但因阅历不足，且对军事及政治尚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故少有建树。这次与朱德等人讨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优劣，使他憬悟到仅仅空谈理论而不实践，再好的主义也只是动人的口号，很难让别人信服。
辛亥革命以来，整个中国分崩离析，内战连年，民困兵疲，国力斲丧。原有的势力瓦解了，新生的凝聚力则尚未成形，民族自信心早已散似落絮。主流论者常把责任推给各地的军阀，认定军阀据地自大，国家因此不能统一，三民主义遂不能实现。
所谓的“军阀”，不过是掌权的中央，对拥有军权的地方敌对势力所下的定义。政治上一向是成者为王败为寇，谁被视为军阀，就表示即将成为俎上之肉。于是乎党同伐异，便成为名正言顺的口实。千千万万宝贵的生命，就这样轻易地断送在无情的战火中。
实际上当时中国人的知识水准不高，兼以中国五千年来菁英式的士大夫观念已经根植人心，革命所标榜的三民主义，了解的人寥寥无几。要想让全国人民放弃自己的意识型态，团结在毫无所知的主义下，那才是不可思议的奇闻。
二十世纪中，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都异口同声地强调“民主”，且基于相反的意识型态，彼此敌视。其实“民主”是社会上中产阶级壮大后，人民知识水准齐一，而且权威力量式微后，人民自然而然产生的自主方式。
虽然双方都主张民主，但两者的着眼点背道相驰。资本主义主张资本的自由运作，从而激发人性的物欲，从事生产竞争，政治仅仅是经济的附庸，故可由人民自行决定。共产主义则认为资本易受少数资本家垄断，强调物质分配的平均性，坚持中央集权，人民仅能在一个集体力量组成的机构下，间接选举代表，以行使其权利。
由于对人性缺乏真正的认知，这两种理论都忽略了人与人性的互动关系。因为人有私心，主义只是一种工具，只要有利于己，利益既得者可以任意阐释之。换句话说，主义不过是一种糖衣，里面可以包里任何药品。不论拥护也好，反对也好，说穿了，人人着眼于私利，不过有先来后到、能力高低之分而已。
资本主义放任人性，漫无止尽地追求物欲，很能满足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共产主义则控制人性，抱着平均分配的理想，颇受能力不足的社会大众支持，但是却因对知识分子的疑虑及受到知识分子的排斥，而失去了他们的服务，以致物质生产的水准低落。
刚巧，二十世纪的知识爆炸，一举赋与了知识分子无以伦比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