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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黄老师便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两个英文字汇: LINE 及 NINE; 然后对我说:
“你念念看!”
我没有学过发音,当然不会,他又说:
“我先念一遍,你再跟着念。”于是他每个字念了两次,接着便叫我念。
老实说,那种舌音鼻音的分辨,正是做老师的责任,他应该先告诉我。虽然当时我的确分辨不清,但那与我是不是湖北人丝毫扯不上关系。
黄老师听我念完,笑着说:
“我说湖北人不能学英文,是吧?”
一时全班哄堂大笑,笑得我无地自容,我满腔愤恨,咬牙立下狠誓,就是不学英文。螳臂当车,其后果可想而知,不知不觉间,天边已聚集了一团乌云。
学期终了,英文不及格,补考时老师网开一面,勉强过关。
这时敏姐已经来了,父亲找了一位远房堂兄朱映斗来做管家。因为他曾经当过宪兵排长,在父亲面前夸下海口,对付一个小“匪谍”,简直易如反掌。
映斗兄的个性鲜明,较鲁迅笔下的阿Q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为人正直忠诚,是非分明,自信心极强,做事丝毫不苟。而他的成见之深,使他深信普天之下,只有父亲略胜他一筹,父亲的话就是唯一真理。
他满口道地的黄冈乡音,说起话来悠扬顿挫。加上那严肃认真的态度,每每令人忍俊不止。他称父亲为四爷,常说:
“四爷那不用说,这个世界上,别的人没哪个比得上我!”
最初我们以为他随便说说,后来才知道他所认知的“世界”,只限于他家乡方圆十里之地。由于他从小“进过学”(读过私塾),在“乡里”(也就是他对“天下”两字的谦词)是具有贵族身分的人物。过多的优渥导致他的思维固化,封闭执着,他所不愿听的话,一句也装不进耳朵里。
他很像停留在时空隧道中的木乃伊,透过对这个活标本的剖析,可以认知人性的模式。所以我从小就喜欢以他作为观察分析的对象,且往往大有斩获。
“那么你是怀才不遇了啊!”我也常调侃他。
“在乡里人人称我圣人,”他很笃定,一本正经地说:“我读祭文,谁都会掉眼泪!”似乎别人丧失亲友的伤痛都是他的功劳。
“读祭文算什么本事?”
“唉!你懂什么?”他那一副不屑的样子,真叫人觉得自惭,好象白活了一辈子:“祭文学问可大哩,那才是圣贤之道。”
他来了以后,对我们家里的陈设诸多不满,倒不是嫌家具旧了或是少了,而是认为摆的方向不对,风水不好。比如说,饭桌绝对不能放在房子中央,因为上下有序,父亲的座位后面,要留出很大的空间,而我们小孩的“下座”则要靠墙。
这种安排很不符合工作的要求,因为添饭上菜都是我这个“下人”的工作,而“下座”后面空间不足,每次进出都得挤来挤去,很不方便。
他又说一进客厅,就必须要有一些屏障,这叫“财不露白”。我们家客厅并不大,放不下屏风,他则坚持至少要放一些象征性的什物,哪怕是一张椅子、一盆花,只要能挡一点,就少露一点。这又造成了不少困扰,父亲老嫌走路碍事,我们也常不小心,碰倒了这,打翻了那。只有他,为了不露白,任劳任怨地随时动手整理。
后来,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些种子,说那是“桉”,他把桉“压碎”、“平平”地铺在柜子顶上。于是,不再管露不露白,他宣称我家已经“岁岁平安”了。
他这些小花样,和一些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禁忌,常弄得别人莫名其妙。如果有人无心中破了他的法,得罪了他,可得受他一辈子的埋怨。
有一年大年初一,他拿了些水果,在客厅中折腾了一上午。最后,他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兴奋无比地向全家宣布,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他更高明的设计师了。
谁也看不出屋子里有什么出色之处,他叫我们看案头的水果。那是三个盘子,中间一盘放了四个大橘子,两边则是瓜子。父亲摇摇头没有说话,别人也觉得无趣,都走开了。只有我这个楞人还不死心,一定要看出点名堂来。
看了半天,除了有个欲望,想把那个放在顶上又红又大的橘子吃掉以外,实在领会不了他的微言大义。我只好向他请教,当然,免不了要忍受他那份优越感。
他神气活现地说:
“你当然不懂!这是国粹,只有四爷看得出来。”
“你就教教我嘛!”
“这和诸葛亮的八阵图大同小异,”他得意地踱着方步,侃侃谈来:“最上面的那个又红又圆的橘子,代表‘一元既始’……”
“为什么不是‘一见就吃’呢?”
“唉!你们小孩子,一点鉴赏力都没有!那两盘瓜子,在橘子两边,叫‘二龙争珠’。三个盘子是‘三元及第’,四个橘子,表示四爷‘四海扬名’,这五样东西,是指‘五子登科’,那六……”
“哪里有五样东西?”我也跟着在数,这时忍不住打断他的话。
“你这不是吹毛求疵吗?瓜子加橘子再加‘三’个盘子,不正是‘五样’吗?更何况瓜子里面还有‘子’哩,有‘五’又有‘子’,再把瓜子放在牙齿中一‘嗑’,那不是‘五子登科’是什么?”
我们话不投机,懒得听他数到什么“十全十美”了。
我仔细观察,家中来客,不论饱学之宿儒或是政府的显要,竟没有一个人能欣赏映斗兄的杰作。好在映斗也不以为意,他每次走到客厅,总要停下来,自我陶醉一番,由一数到十。数完了十全十美,才志得意满地走开。
我一直在打那个大橘子的主意,希望那个“一元既始”永远停在那里。到了晚上,可就能满足我“一见就吃”的欲望。不幸的是来了一位熟客,一边和映斗聊着天,一边先下手为强,把那个又红又大的橘子,“一手拿去,二剥三剥,四口吃光”。
不仅是我又急又恼,映斗的脸都气白了,两个铜铃般的眼睛直瞪着那位客人。显然那个橘子太好吃了,客人吃得赞不绝口,根本没有看他一眼。自后映斗兄把这位熟客列为最不受欢迎的人物,一提起此事,他就恨得牙痒痒地:
“什么玩意!人心不古!真是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映斗兄的自信心也是一绝,有次父亲下班回来,他对父亲说:
“四爷,动物园打电话给您老人家。”
父亲一头雾水,怎么也想不通动物园有人会打电话来。大家七嘴八舌地瞎猜,都推不出道理来。
最后父亲下结论说:
“一定是你听错了。”
映斗委屈得眼圈都红了:
“四爷,我又不是小孩子,动物园三个字还会听错?”
过一会,电话铃又响了,映斗接起一听,马上洋洋得意地对父亲说:
“四爷!我没有听错!动物园又来找您老人家了。”
父亲莫名其妙地接过话筒,听了一阵,哦哦连声。挂了电话后,映斗问:
“四爷,是不是动物园请您老人家去演讲?”
父亲一肚子气:
“胡说!刚才是行政院政务委员董委员打来的!”
董政务委员是东北人,满口京片子,“董委员”与黄冈土腔“动物园”发音雷同,谁叫他不入境随俗?怎能怪映斗分不清楚!
映斗是个绝对坚守原则的人,只是他的原则甚多,每一个都彼此泾渭分明,各自独立,绝不妥协。母亲过世后,映斗为了消解父亲的悲痛,经常怂恿大家陪父亲打卫生麻将,藉以消遣愁怀。
在大陆时,父亲最反对赌博,每到一处,辄立禁令。可能是年纪大了,人间事也看开了。也可能是心里烦愁难去,所以常常欣然就坐。
人人都知道这是陪老太爷消遣,也就故意放水。父亲赢了,不过哈哈一笑,把牌一推,钱都不算,皆大欢喜。
有次因三缺一,映斗便披挂上阵,坐在父亲的上首。某一局中,映斗打了一张“七筒”,父亲正要“吃”,映斗忙说:
“这张不能打。”立刻把牌收回,放在面前扣着。
大概父亲以为映斗迟早会打,便一直等那张“七筒”和牌。而映斗就是不打,结果那一局被别人和去。父亲便问映斗:
“你不是有张七筒吗?为什么不打呢?”
映斗得意地说:
“我晓得您老人家要和七筒,怎么能打呢?”
父亲大怒,离坐而去,牌也不打了。人人都怪映斗不是,但他振振有词:
“这怎么能打?一打四爷就和了!”
人又问他:
“我们来打牌是为了什么?”
“陪四爷消遣呀!”映斗的头脑显然相当清楚。
“那你为什么不打给四爷,让他老人家高兴呢?”
“这怎么能打?”映斗理由充足:“一打四爷就和了!”
十多年后,我们每次见面,第一个话题便是那张牌,而映斗的原则一直没有改变。不论我们以什么理由,用什么方法告诉他、讽刺他,说那时的主题应该是让父亲高兴,而他永远不能了解,为什么“一打四爷就和”的牌“可以打”。
我的少年时期就在这样的背景以及这种人物的错综关系下渡过,我不相信偶然,每一桩人们认为是偶然的事件,实际上在这事件发生之前,早已种下了必然的因。我正好生长在这个时代的断层夹缝里,相信在同时代中,具有类似遭遇的人一定不少。所不幸的是在各种机率的组合下,我所面对的人、事、时、空恰好都处于极端而已。
古老的中国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举凡社会形态、人物个性以及价值观念等,不仅早就凝固成型,且已僵化。二十世纪突然到来,在西方思潮猛烈冲击下,山河风云陡然变色,但却撼动不了深藏人心中的主观意识。只有我们这些幼苗,根浅干弱,激荡在巨大而无从抗拒的各种力量中。为了生存适应,不东不西、亦古亦今地渐渐成长。
敏姐初来时,与家中上上下下相处尚称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