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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失望的不仅周作人，胡适应当亦有同样感受。蔡元培回到上海不久，即与南来的胡适会面。胡适北返后，不断致函蔡元培，促其返校，又托丁文江就近催促此事，甚至以若迟迟不来将“丧失资格”相警示。这期间，北大方面曾以评议会名义函告蔡校长：“本校经费，积欠已达十五阅月之久，最近三数月，校费之枯竭，尤为历来所无”，俄国退还庚款，为数甚巨，可用来接济国立各校，“先生为俄款委员会之委员长，如能及时北来，进行此款，益以蒋梦麟先生及其他本校同人之辅助，大概可望成功”。显然，北大方面此时迎请蔡元培回校，已经有具体目的：由他出面促成以俄款救济嗷嗷待哺的北大及国立各校。酝酿此事者，应当主要是蒋梦麟，胡适肯定亦参与其间。1926年6月下旬，胡适再次致函蔡元培，“报告各难得教员纷纷他就之警讯”，其中钢和泰先生亦可能将一去不还，因此请蔡先生以“从井救人”的气度迅即北上。然而，蔡元培对于所谓“俄款委员会之委员长”事由并不甚清晰，对蒋梦麟等人饥不择食过于热衷俄款的取得也持某种保留态度，更为关键的是，北京政府欲以他人取代北大校长位置，将蔡排入“先辞职”或“待免职”之列。故而，蔡元培采取主动，于该月末正式提出辞职。他给胡适的复信中申诉自己的主张，一再请“求恕弟之罪”，称：“弟对于先生不敢不求谅解，而其他则毁誉听之，不愿与辩也。”〔8〕从中可知，蔡氏再次辞职，原因复杂迷离，却使一些人感到失望也是实情。
蔡元培的辞职，又一次使北大动荡起来，教职员代表钟观光、谭熙鸿专程南下坚请蔡取消辞意，北京教育部面对各方压力也只得表示“慰留”。最后竟形成这样的默契：蔡不再坚持辞职，而北大也不再催促蔡返校，北京教育部则不轻易触动北大校长这个“敏感地带”。如此这般，蔡元培“暂居校长之名”的状况又延续了一年……事实上，蔡元培此时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奔走于江浙地区策应国民党北伐，重新回归其政治生涯。因而，有一种颇为苛刻的说法，认为蔡有“弃职北大之嫌”。然而，不论怎样，蔡元培虽然离开了北大，而他的治校精神却永远留在了北大，这是毫无疑问的。
当年章太炎曾评论说，蔡元培自民国以来，“国安则归为官吏，国危则去之欧洲”〔9〕。近人吴方的议论则表现出更多的“理解之同情”：蔡先生乃理想主义者，他的抱负，大到济世明道，小到自己的学术志向，似乎挫折多于实现。他的屡屡去国归国，表明他与现实的痛苦关系，他的不断辞职而又辞不掉，像是进进退退的角色，则显现出某种双重命运，既是参与型的“行动人物”，又是超越型的“观念人物”，这种两难冲突，造成他难以摆脱的心理焦虑和岁月蹉跎〔10〕。他们的评论，或许有助于人们深度认知蔡元培的“本真”。
注释：
〔1〕〔6〕〔8〕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63、708、758～760页。
〔2〕〔4〕〔7〕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41、643～645、723页。
〔3〕〔5〕《蔡元培全集》第十六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9〕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3页。
〔10〕吴方：《世纪风铃——文化人素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
“丁在君这个人”
？ 黄 波
中国的文字真是玄妙，以本文题目而论，若有心细究，便可以读出多种蕴含，既可以是赞叹，也可以是惋惜，更有一种“欲说还休一言难尽”的味道。“在君”，这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者丁文江的字。1936年，时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赴湖南调查煤矿，在旅馆睡觉时煤气中毒，不久辞世。丁文江不幸逝世后，近代著名政论刊物《独立评论》于1936年2月出了纪念专号，共刊登了胡适、傅斯年等人撰写的纪念文章十九篇。胡适的文章题目是《丁在君这个人》，胡适在文中借同期纪念专号中傅斯年的话为丁文江作了盖棺之论：
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1〕
胡适和傅斯年认为丁文江“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可事与愿违，在丁文江逝后是一个接着一个纷繁诡谲的时代，丁文江的印记被淘洗得越来越淡，也就是胡适勉力做了一本薄薄的《丁文江传》。倒是在大洋彼岸，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教授夏绿蒂·弗思女士在参考了大量资料后，于1969年著了本《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其中颇多精义，她指出：“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丁文江）是第一位这样的中国人，既从技术观点又从哲学观点研究西方的科学，感到根据科学的思想原则教育同胞是自己的责任……”“丁文江所渴望发挥的这种作用——科学家作为文化的和政治的领袖——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是前无古人的。”〔2〕
一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他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先到日本留学，又于1904年转到英国学习地质学。回国后于1913年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长，开办地质研究班，1916年创办地质调查所。1921年6月就任官商合办的热河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1922年5月参与创办《努力周刊》。1923年作为“科学派”之主将，与后来成为国社党党魁的张君劢展开“科学与玄学”论战。1926应“五省联帅”孙传芳之请，任淞沪商埠总办（相当于上海市长）。1932年与胡适、蒋廷黻等合办《独立评论》。1934年，应蔡元培之邀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直至逝世。
地质调查所时期的丁文江是中国近代科技史上一个耀眼的名字，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在经费、人才奇缺的窘境中，能够一手创办一个纯学术的科研机构，进而把它培育成为西方同行眼中的“民国时期最出色的科学研究机构”，作为首任所长和筹办人，丁文江的人格和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按照胡适的总结，丁氏对地质调查所的贡献有三：一是他对于地质学有个全部的认识，所以他计划调查所，能在很短时期内树立一个纯粹科学研究的机构，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建立和按步发展的领导中心；二是他自己不辞劳苦，以身作则，为中国地质学者树立了实地调查采集的工作模范。而在丁文江之前，外国学者认为，“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国人自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三是他真诚地爱护人才，热诚而大度地运用中、外、老、少的人才〔3〕。鉴于胡适和丁文江的关系，这些话也许有私好之嫌，那么那些曾和丁文江合作过的外国专家的回忆文字无疑是最具感染力和说服力的资料了，像德国地质学家葛利普这样学问出众、性格古怪的著名学者，在和丁共事的过程中产生了真挚的情感，他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丁君之为人，非特具有过人之能力，且有远大之眼光，弘毅之魄力与勇气，识见所及，均能力行之而成事实！丁博士以超众之才识与能力为其祖国服务，从来不为私图。其生平最热烈欣慰之事莫过于亲眼所见某一个青年之中国地质学者成就某一件有价值之工作而能与欧美之同类工作比美之时。”〔4〕作为地质学家的丁文江除了个人科研天份，更通过筹办地质调查所显示出卓尔不群的组织和领导才能；他就任热河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之时，也有出色的发挥，他使北票煤矿在短短的五年之内成为了经济效益很高、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初步机械化的煤矿。这不能不说是近世中国知识分子中稀如星凤的一种类型，一如蔡元培所说：“普通科学家未必长于办事，普通能办事的又未必精于科学；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5〕
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使丁文江的名字广为士林所知。现在来看这场论战，双方本来都各有道理，甚至大家都心知肚明，有意思的是却偏偏要做出一种决绝的姿态。即使在科学派阵营中，即使是和丁文江走得很近的胡适，他也有意无意地透出反玄学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他表示只有科学发达的欧美才有资格讲讲玄学，言下之意岂不等于说等中国科学发达了再讲求玄学不迟吗？在这点上，丁文江和胡适们是有距离的，丁文江在科学中不仅找到了一种方法论，而且找到了世界观以及价值观念的试金石，科学于他已经是一种真诚的信仰。易言之，丁文江有泛科学倾向，基本上是一个唯科学主义者。这一点于他影响甚大，一方面是生活小节上讲究科学，蒋廷黻就说丁氏是他“一生一世所遇见的最讲究科学的一个人”〔6〕，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