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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对于北京政府的极度失望，导致了“教育独立”（具体表现为高等教育独立）的构想和诉求，其中固然有受到欧美教育理念影响的因素，但此时提出这样的方案，却是现实中被逼无奈的结果。作为国立大学而与政府划断关系，另组学校董事会，可谓相当大胆之举，具有教育家和革命家双重经历的蔡元培，此刻彰显出其深具“革命魄力”的一面。不过，独立运作的董事会究竟能否组成，“民间人士”如何独力支撑国立大学，实在也不过是“未经实证的假设”而已。至于在董事会成立之前，由学生出资筹措大致每年七十余万的学校经常费，更属异想天开。殊不知，仅仅在半年前增收一元几角钱的讲义费尚酿成在社会上颇令北大当局尴尬不已的校内风潮，如今以“爱国爱校”相号召就能实现如此幅度的飞跃，而使诸教授可做“有米之炊”并保证校务运作如常？蔡公一生理想色彩颇重，其成事在于此，其失败亦在于此。北大师生接获蔡校长的建议后作何感想，不得而知，但有了这番根本交代之后，蔡元培便于7月下旬“乘桴浮于海”，远走法国了。
蒋梦麟最初以蔡元培的个人代表身份代理校务，然而几个月过去，这种临时过渡的办法终不能没有期限。蔡在前述解决方案中提出用“合议制”代行校长权力，又为他的北大同事们所不能接受，评议会决议：校长职务仍属蔡元培，蔡校长回校前，代理校长职责者，或由个人担任，或委诸集体负责，请蔡校长择其一决定之。蔡元培随即通过函电表态：“元培愿取消前议，主张请个人负责”，“仍请总务长蒋梦麟教授任之。蒋教授所任之总务长将满期，照章不能再连任。但现值危急之秋，骤易生手，必多窒碍。拟请修改校章，将总务长只准连任一次之条文删去。总务长代理校长期间，支校长薪俸”。北大评议会基本同意了蔡校长的主张，只是对校长薪俸作了如下决定：仍付蔡校长原薪六百元，而以其中三百二十元分给蒋梦麟教授〔5〕。这样，蔡元培居校长之名、蒋梦麟代理校务的局面，就在“法度”和技术层面确定下来。同年底，北京政府教育部发布部令：“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欧洲考察未回校以前，派蒋梦麟代理校长。”教育部以行政“追认”形式认可了北大的既成事实。其中蔡在欧洲考察一节，则是蒋梦麟运用行政智慧与教育部周旋“商洽”的结果，所援引的是北大教授连续任教五年可享受出国休假待遇的有关规定，其用心何其良苦！蒋氏代理校长达两年半时间，适值政潮汹涌、办学艰难之时，梦麟虽无发展之力，却有维持之功，其间的繁难苦涩，盖可想见。他的频频呼唤蔡先生归来，实在是摆脱苦境的一种顽强努力。此段经历，无疑也造就了他日后连续担任北大校长十六年之久的厚重根基。
四
1923年8月末，蔡元培偕同妻儿到达巴黎。这是他第五次踏上欧洲的土地，与前几次旅欧不同的是，五四以后北京大学到此留学的教师和毕业生几乎构成了一个小小的华人社会，他们对敬爱的校长的关照可谓无微不至。蔡应邀出席在柏林举行的纪念康德诞生二百周年学术会议，罗家伦等留学生代为预订旅馆、翻译讲稿、安排行程。蔡到英国呼吁其朝野退还庚款用于兴办中国教育文化设施，更得到傅斯年等人的大力襄助。其时，刘半农、朱家骅、陈启修等北大教员均在此研修，他们与蔡校长之间也有不少感触心得需要交流，蔡元培几乎沉浸在海外北大人的眷顾之中。他除了照顾妻女就地入学外，也开始着手编写《哲学纲要》等书，以回馈商务印书馆的慷慨资助。就在他启程登船的前夕，张元济送来三千六百元，作为蔡担任商务印书馆撰述及顾问的全年薪水。显然，蔡元培与商务草创时的渊源关系以及他与张元济的交谊，促成了此项经济支出。不过，蔡氏希望静心读书写作的计划仍不断受到诸多社会活动的牵扯，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再要回到当初在莱比锡大学专心苦读时的“佳境”已不可得矣。可能是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介绍，蔡元培结识了两位不凡的留学生——陈寅恪和俞大维，并为二人办理了将来到北大执教的预任聘书。显然是应陈寅恪的请求，蔡元培专函给蒋梦麟，请他设法收集苏俄科学院的出版物，因其中有许多关于回纥、蒙古、吐火罗、突厥研究的文献，并且嘱陈寅恪抄录有关目录以便续寄参阅。他也通过段锡朋等留学生而确切了解到在海外求学的罗家伦、傅斯年等人经费拮据的窘况，曾致函国内有关人士设法予以纾解。这期间，他还接受北京教育部的委托，赴荷兰、瑞典出席世界民族学大会。蔡元培晚年的学术兴趣已经集中到民族学研究上来，为此他采纳德国学者的建议，迁居到此项研究条件较好的汉堡拟作专心研究。
1924年秋，北京政局发生激变，贿选总统曹锟黯然去职，与北大素有关系的黄郛出任总理并代行总统职权。北方政治似乎出现了转机，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也正在重新组合角逐政柄。随后，北大方面劝请蔡元培速归的函电便像雪片般飞来，蒋梦麟、顾孟余、李石曾等人及评议会力劝蔡校长返国。旅欧的北大师生也参加到这支劝归队伍之中，傅斯年、罗家伦均写来长信，刘半农则受命就近相劝。蔡元培只得以个人学术研究碍难中断为理由与之周旋延宕。他在回复傅、罗二人的信中相当坦率地剖白了心迹：
关于北大之问题，弟自忖精力实不能胜此繁剧，若以梦麟、石曾诸君任之，实较为妥当。校中同人往往误以“天之功”一部分归诸弟，而视弟之进退为有重要之关系。在弟个人观察实并不如此，就既往历史而言，六、七年前，国内除教会大学而外，财力较为雄厚者惟北大一校，且校由国立而住在首都，自然优秀之教员、优秀之学生较他校为多，重以时势所迫，刺激较多，遂有向各方面发展之势力。然弟始终注重在“研究学术”方面之提倡，于其他对外发展诸端，纯然由若干教员与若干学生随其个性所趋而自由伸张，弟不过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也。即就“研究学术”方面而论，弟旁通多，可实未曾为一种有系统之研究，故亦不能遽有所建设。现在如国学研究所等，稍稍有“研究”之雏形者，仍恃有几许教员、几许学生循其个性所趋而自由伸张，弟亦非有所助力也。然而弟对于研究学术之兴会，乃随年而增进。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无论有无成功，必欲尽一时期，一尝滋味。此次来欧，本已决脱北大关系而专心于此，后来因种种关系，不能不暂居其名。弟以为，既有其名，势不能闭门读书而不与外事，故对于教育事业或学术集会，不能不参与，事后思之深觉非计，自今以后，于此等关系亦将一概谢绝，惟对于北大居名而旷职，深为不安，当亦谋所以解决之，惟冀知我者能见谅而已。〔6〕
这是迄今所见蔡氏离开北大以后对自己的大学校长经历进行回顾的最早文字，亦是他几乎未作任何润饰的内心独白，为了说明自己何以不愿再回北大的理由，他甚至对在最高学府的一番“作为”也直言无隐地道出了内心真实的感受。惜之，这番向自己最器重的两位北大弟子所作的“真情道白”，却经常地为人们所忽略，可能这与后人赋予历史的“诠释体系”不相匹配有关亦未可知。
五
尽管蔡元培力求守护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但也不免陷入身不由己的困境，以致不得不做些变通甚至妥协。到1925年初，他终于应允暑假临时回国返京一次，以处理蒋梦麟“深感束手”的种种难题，不过他提出附加条件：暑期后再“续假一年”。行期初定于5月间，后延至9月，又改为11月，最后动身返国已是12月中旬。从这个时间表可以窥知，北大方面望眼欲穿，锲而不舍；而蔡元培则一再延宕，进退两难。在回国路线的选择上，李大钊曾经建议蔡走陆路，顺便在苏联停留参观数日，并请苏方事先安排。蔡未予采纳，仍走海路，于翌年２月初返抵上海。约一个月以后，上海《民国日报》披露了一则蔡给北京友人的电文：“去国数年，一旦返籍度岁，甚觉愉快。目前时局愈形紧张，拟暂不北上。”〔7〕此时，南方国民党已准备兴兵北伐，南北关系自然“愈形紧张”。不久，吴佩孚在汉口接受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采访时声称：中国有过激主义，始于孙文，北方则有蔡元培等人，年少之士被其所毒，必须加以遏制！此番言论经北京各报章载述，似乎更增加了蔡氏返京的难度。
不过，北大师生并不认为蔡校长即时返校有何危险，其“促归”声浪反而更高：几年来频频发送电函的人士和团体自不必说，连自称教课之外从不过问校事的周作人也致信蔡元培，对其滞留沪、杭深表困惑，直言：“北大近三年来，无日不在危疑困顿之中……先生似亦不便坐视，况实际此刻已至途穷日暮乎！”值得注意的是，来信还提到：“教授治校，此为北大之特长，使校长不妨暂离之原因。但以个人观之，成绩亦未可乐观，如教务长与总务长不能兼任，载在章程，最近改选教务长，乃即由现任总务长当选兼任，该项章程，在此次选举似已不发生效力，故北大法治之精神实已有疑问。不得不望先生之来而加以补救者也。”这里就触及到北大内部深层次的问题以致人事纠葛了。联想到前述为了适应非常之需，而提议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