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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民族主义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我们可以大致把它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的，它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点，但并不排斥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一种是消极的，它一味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即便这种所谓的优越性很值得怀疑——并盲目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鲁迅先生曾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１８〕这后一种心态正是消极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表现。
因此，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在一定的限度内也许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一旦越出了这个限度，就可能成为阻碍人类进步的桎梏。归根到底，文化应当为人类而存在，而非人类应当为某种文化而存在。我们决不应该把某种文化置于高高的祭台上却用成千上万活生生的人来做献祭的牺牲；把不合乎时代精神的东西放进博物馆或者抛进历史的垃圾堆才是真正的人道精神。
五
实际上，世界主义所崇尚的普世原则有个前提性的理论假设，那就是人类有一些共同的需要，比如说，自由主义者会认为，自由是人类的一种共同需要，自由不能转让，没有人不需要自由。按照人类学中功能学派的观点，文化的产生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如果人类有共同的需要，那么，为了满足这些共同需要，不同的文化中就应该有些共同的内容，这些共同的内容就构成了普世价值。
崇尚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者、理性主义者通常都反感民族主义。波普尔说：“民族主义诉诸我们的部落的本能、情感和偏见，诉诸我们试图摆脱个人责任之压力的欲望，试图用集体或群体的责任来取代它。”〔１９〕伯林甚至说民族主义对一切事物都会构成一种威胁，因为“民族主义就等于我们对自己说，因为我们是德国人或法国人，所以我们是最优秀的人，我们完全有权做我们要做的事。一旦你把一切行为的根据放在民族这个超越个人的权威上，那就会扩展到政党，到阶级，到教会，通向压迫的道路便从此打开了。”〔２０〕事实上，现实中的民族主义在大多数时候的确意味着一种狭隘的感情和对集体意志的盲从，因此它含有内在的非理性的倾向。而且，由于民族主义思想广泛流行，其破坏力也就非常强大。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流血冲突、纷争仇杀都与民族主义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只要人们心中还存留着强烈的民族情绪，这个世界就不会太平。
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民族的形成实际上是对以往更为狭窄的地方情感（比如村社、城邦）和团体情感（比如家庭、部族）的超越，那么，我们也许应该把世界主义看做是民族主义的一种扩大和延伸。马志尼就有这个意思。个人太弱小，人类太庞大，因此，同一个民族的人民应该结合成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我们劳动的地方，我们的劳动产品必须由此出发为全球的利益服务……我们按照真正的原则为我们的国家劳动时，就是为全人类劳动。我们的国家是我们必须为了共同的福利而运用的杠杆的支点。”〔２１〕如果这么理解民族主义，那么它就是迈向世界主义的阶梯，而世界主义则是民族主义的前景。也许有一天，欧·亨利的小说《世界公民》中那位“世界公民”的话真的会成为现实：“我们都是兄弟——中国人、英国人、祖鲁人、巴塔哥尼亚人以及住在考河湾的人都是兄弟。将有这么一天，一切为自己出生的城市、州、地区或国家的自豪感将一扫而光，正如我们理当如此的那样，都是世界公民。”
注释：
〔１〕《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６４页。
〔２〕〔１５〕〔１６〕（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７３、５７～５８页。
〔３〕Ｈａｎｓ Ｋｏｈｎ，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４６）ｐ．１２．
〔４〕（英）阿克顿：《自由史论》，胡传胜等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４２６页。
〔５〕（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０７页。
〔６〕《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８６页。
〔７〕鲁迅：《且介亭杂文附集·半夏小集》，中国人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８〕〔１９〕（德）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９７、９５页。
〔９〕转引自：（德）Ｅ．Ｂ．伯恩斯著：《简明拉丁美洲史》，王宁坤译，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６０页。
〔１０〕（美）Ｓ．Ｂ．坦塞：《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涂光楠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８页。
〔１１〕（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版，第１２９页。
〔１２〕（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３８页。
〔１３〕〔１４〕秦晖：《天平集》，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５６页。
〔１７〕Ｍａｒｃ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ｅｄ．），I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Ａ Ｒｅａｄｅｒ，（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ｔｄ，１９８９），ｐ．４５．
〔１８〕《坟·看镜有感》，《鲁迅全集》，中国人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２０〕（伊朗）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杨祯钦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９６页。
〔２１〕（意）马志尼：《论人的责任》，吕志士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版，第８７页。
说到“英雄”一涕然
——陈其美及其时代
？ 黄 波
起首便引“诗曰”，诗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十年薪胆余亡命，百战河山吊国殇。霸气江东久零落，英雄事业自堂堂。”此诗系为陈其美而写。说到陈其美，也算是近代史上声名赫赫的人物了。陈旭麓先生等编于１９９０年的《中华民国史辞典》“陈其美”条说：陈其美（１８７８—１９１６），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字英士。早年为当铺学徒。１９０６年（光绪三十二年）留学日本东京警监学校，是年冬加入中国同盟会。１９０８年奉命回国，往来于浙沪及京津等地，联络党人，结识蒋介石，加入上海青帮。１９０９年（宣统元年）创办《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并协助于右任等办《民立报》，宣传革命。１９１１年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被推为庶务部长。武昌首义后，在上海积极响应，事成后被推举为沪军都督。次年元月为派系权力之争，派人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于上海广慈医院。３月委为唐绍仪内阁工商总长，迟未就任。旋被解沪军都督职。二次革命时，被推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事败走日本。１９１４年中华革命党成立，任总务部长。１９１５年１０月被孙中山委为淞沪司令长官，准备反袁；１２月与杨虎等发动肇和舰起义未果，为袁世凯忌恨。１９１６年５月１８日被张宗昌遣人刺死于上海寓所。
好的辞典应该是只叙事实少发议论的，《中华民国史辞典》“陈其美”条是典型的辞典写法。但对于陈其美这样一个在纷纷扰扰的清末民初政治中上演过无数好看大戏的人，旁人看来，自然会各有各的侧重、各有各的观感。１９１７年４月，陈其美殉难周年前夕，孙中山向中华革命党党员发出《为陈君英士醵资安葬之通告》，其中称其“功业彪炳志行卓绝……为吾党惟一柱石”〔１〕。蒋介石取得政权后，为这位昔日把兄弟采取了多种纪念形式，包括建纪念馆、发行纪念邮票、出版宣传资料。时人评价“在辛亥革命先烈中，在国民党政权时期，受到如此崇高待遇者，惟陈其美一人”。而１９４９年后，大陆加诸陈其美头上的则多为“流氓政客”、“买办阶级的代理人”等帽子。直到１９７８年大陆中华书局出版《民国人物传》丛书，《陈其美》一章中也多带贬抑，要点有三：一是军事冒险主义，二是个人权欲，三是指责其在二次革命时挑拨孙中山和黄兴的关系。而到了１９８５年，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了建国后大陆第一本《陈其美传》（莫永明著），据说其学术贡献端在于“如实评价了陈其美为推翻清政府和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所建立的功绩和勇于任事、百折不回的革命精神”〔２〕。１９８６年５月，在由浙江社科院、杭州大学等五单位联合主办、京沪等九省市专家学者参加的纪念陈英士先生殉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与会代表则宣称对陈氏其人要“重新认识重新评价”，认为“从主流与整体来说，陈英士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英雄、功臣”了。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较具权威性的《辛亥革命大辞典》许之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