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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在的问题是，历来在批判传统文化时非常激进、与梁启超等在东、西文化问题上又有过针锋相对的交锋的胡适为什么在欢迎泰戈尔时却又时时与梁启超互相配合，而且不但不借机落井下石，反而亲自出面为自己的“玄学朋友们说一句公道话”，而由他出面澄清这个问题，无疑比梁启超声明一千遍还更有说服力。难道泰戈尔的来华使胡适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立场？难道他对泰戈尔这个东方文明的鼓吹者真的完全认同了？我们显然很难找到足以让人信服的根据，在泰戈尔来华前后他的思想也不可能发生这么大的转变。泰戈尔在世界上赢得的大名与他在欧美演讲时大肆宣传东方文明因而大受欢迎很有关系，胡适对这些当然是知道的，但却颇不以为然，因为他认为西方人欢迎东方文明是出于一种“博物馆心理”，他们所乐闻的是太极、风水、八卦、命相这类带有神秘意味的东方精神文明，是为了满足他们在西方已很难满足的怀旧感，客观上是希望东方越落后越好。一九二六年七月，因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在英国开会，胡适取道西伯利亚，有欧美之行，有很多欧美团体准备邀请他去演讲，但他都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对东西文化的看法不会象泰戈尔那样受到欧美人的欢迎，这在他于这一年的九月五日写给韦莲司的一封信里说得清清楚楚：“要是我去美国，我不想作公开演讲。我惟一的目的是去看老朋友，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告诉美国人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我要在英国演讲的合适题目。……要是我发现自己假装有什么真知灼见要带给西方世界，我觉得那是可耻的。当我听到泰戈尔的演说，我往往为他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而感到羞耻。我必须承认，我已经远离了东方文明……一个东方演说者面对美国听众时，听众所期望于他的，是泰戈尔式的信息，那就是批评讥讽物质的西方，而歌颂东方的精神文明……相反的，我写了一篇文章（离开中国前刚发表），在这篇文章里，我指责东方文明是完全唯物而又没有价值的，我赞扬现代西方文明能充分满足人类精神上的需要。诚然，我所给予东方文明的指责，比任何来自西方的指责更严苛，而我对西方现代文明的高度评价，也比西方人自己所说的更好。这样出乎常理的意见，一定会让那些对泰戈尔这种人趋之若鹜，而又期望听到所谓‘东方’信息的人感到失望和震惊。”（5）胡适信里提到的文章是指他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六日完稿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在这篇文章里，胡适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国内外保守的思想界的病态心理与错误议论“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他以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的胸怀鼓励国人走出这些“老少人妖”散布的东方文明妙不可言的迷雾，对西方文明采取正确的态度。他针对东方文化的吹捧者批评西方文化的理论根据：西洋文明为唯物的，东方文明为精神的，具体而有说服力地指出这是一种偏见，其目的只是用来捍卫东方文化的吹捧者“变态的”精神上的优势，而实际上西方文明决不轻视人的精神和心灵上的种种要求，它能满足人精神和心灵上要求的程度，决非东方旧文明所能比。（6）胡适的这种观点和当时国内正激烈地批判泰戈尔的人，如陈独秀，是一致的，而后者刚开始也是把胡适看作自己的同路人，如一九二四年四月九日，陈独秀曾给胡适写信，要他为共产党办的刊物《中国青年》的“反对泰戈尔”专号写文章，可见陈独秀此时是把胡适看作自己文化宣传工作上的战友的。
胡适这篇文章写成的时间距他发表为泰戈尔辩护的言辞还不到一个月，所以若说他当时对泰戈尔的欢迎是毫无保留的恐怕不实，至少他说这些话时内心是有矛盾的，但是否就能据此说他对泰戈尔的欢迎是违心的；或者就象郭沫若所批评的那样是出于一种慕名的冲动，一种崇拜偶像的冲动；（7）或者说是附庸风雅，甚至可以说他虚伪，两面派，这些说法显然都不符合胡适的学问之道和做人之道，倒是他其中的一句话暗含了他欢迎泰戈尔的一个真实动机：中国是礼仪之邦，而泰戈尔又是世界上伟大人物，并且是自动到中国来的，出于一番好意，所以不论欢迎还是反对，在礼仪上应该符合“礼仪之邦”的身份。这才是生性宽容，又受过美国自由主义文化和政治训练的胡适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这就象他既激烈批判中国旧的婚姻制度但又遵母命成婚并且一生不渝一样，就象他既说过赞同“全盘西化”的话，但最爱钻的还是中国的国学旧纸堆一样，都是一个懂得人生的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人在正常的心态下所采取的正常的人生态度和学术态度，是一种求真、求自由的做人原则，虽然因此被人冠以“胆小君子”的桂冠，但本性难移。不论任何争论，“主张尽管不同，辩论尽管激烈”，但却不应伤和气，不应拒绝别人说话的权利，“容忍比自由还重要”，而现在反对泰戈尔者连别人说话的自由都要剥夺，当然就谈不上什么容忍，这决非君子所应为也。他这种做法就象中国人待客，虽然心里可能不完全乐意，但出于礼貌照样还是把客人照顾得满意而回，这当然不能说是虚伪，而是为中国人所广泛认同的最基本的做人之道，是一种“礼”。
但胡适毕竟是有自己的原则和思想的，他对泰戈尔的欢迎当然绝对不只是出于这样一种纯朴的待客之道，他有自己的欢迎“动机”和角度，这个角度当然不是泰戈尔所宣扬的东方文明，而是因为泰戈尔是一个实际的语言革新者，是文学革命的先驱，而胡适留美归国后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也是在文学革命方面，特别是在语言革命方面。胡适说自己当初“亦为反对欢迎泰戈尔之一人”，这也是实话，但泰戈尔来华以后他就是因为找到了这个认同点而一变成为泰戈尔的欢迎者。实际上，胡适欢迎泰戈尔的这个角度在当时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这些人往往受过西方的教育，认为泰戈尔是西方文明的敌人，是科学思想和物质进步的反对者，是顽固守旧的过时人物。所以当他们听说泰戈尔要来自己的国家游历时，第一个反应是敌意的，可当泰戈尔在中国与这样的知识分子见过面后，这些知识分子突然发现泰戈尔原来在某些方面是与自己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态度于是为之一变，由反对者变为积极的欢迎者，这一点连随同泰戈尔来华的英国人恩厚之都注意到了，他后来记载了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当我们与北京的学者相会时，中国进步分子突然感到他们与泰戈尔思想有着巨大的一致性。同那时代的但丁与乔叟一样，泰戈尔与胡适两人都决心采用人民的口语作为文学表达的普通工具，以替代掌握在有限学者阶层手里的经典语言。一位激进的中国学者从饭桌的另一端跃起，拥抱泰戈尔，并用充满激情的语调说：现在，他不仅同泰戈尔一道分担共同经历的痛苦，而且也分担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亲手制造的苦难。”（8）
三
胡适对泰戈尔的这种有保留的欢迎实际上表明了他对泰戈尔的思想有误解，至少可以说他对泰戈尔的理解是片面的。他也和当时国内的许多反对泰戈尔的人一样把泰戈尔宣扬东方精神文明与他排斥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科学等同起来，这在他给韦莲司的信中已经表达得很清楚。实际上，泰戈尔恰恰是因为坚持拒绝抑制科学文明而长期得不到自己同胞的原谅。早在泰戈尔访华的三年前，当时在美国留学的冯友兰问他对灾难深重的中国有什么拯救方法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对后者说：“我只有一句话：快学科学！”（9）实际上，他一直在主张东方人学习西方科学来摆脱被压迫的地位，他说过：“我们现在要和西方竞争，……要抵制他们的侵略，我们除非也把他们的科学学会了才成”，“若要求得真理的厚赠，我们一定先要学会那必要的科学”。（10）实际上泰戈尔也不是象胡适和国内的那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盲目排斥西方文明，相反，他并不主张盲目拒绝西方文化中的有利因素。他认为西方也有很多优秀的东西，但关键是不要模仿它。他也一再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