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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民族，终究是无法真正站立起来的；恨的是袁世凯们总是占据着这个民族的优势地位，他们从来就不放过宋教仁们。而今袁世凯们，多少大大小小的军阀、官僚都已化为粪土，只有宋教仁依然站立在历史的风尘中，默默地凝望着我们。
胡适与泰戈尔
？ 孙宜学
胡适晚年说过：“我的相很难画”，这确是自知之明之论。他的身上，可以说浓缩了现代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和政治特征。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胡适拉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大幕，但是，作为旧时代的最后一位送葬者和新时代的最初的一位先知，胡适在走着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时，难免要带上过渡时代的鲜明印记，注定要被新旧两个时代的人误解。无论是他活着还是在其身后，真可谓是“天下何人不识君？”但“真识君者有几人？”长期以来，在他那巨大的身影的压迫下，在某种外在的批判标准的笼罩下，我们竟不敢直视或故意斜视他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曾被称颂为“圣人”、“当今孔子”，也曾被痛骂为“国贼”、“人民公敌”，而事实上，他既不是鬼，也不是神，而是像我们一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有感情有理性、有欢乐有痛苦、有优点有缺点的活生生的人。但他这个普通人与一些普通人不同的，是他渴望真诚的理解，渴望与人开诚布公的交流，渴望与人肝胆相照，渴望人人都能选择他自己的人生道路，也就是说，他历来是宽以待人，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为此他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也为后人留下一个个难解的谜，但这才是真正的胡适，若我们能把胡适还原到这样一位普通人的立场来看历史上的这些谜，就应该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容易使人接受的答案。一九二四年四月泰戈尔来华前后胡适表现出的矛盾态度，也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了。
一
泰戈尔是应中国讲学社的邀请来华访问的，他当然是抱着文化交流的良好目的来的，没想到到了中国之后，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以陈独秀、瞿秋白、茅盾等为代表组成了“驱泰大军”，“激颜厉色要送他走”，而梁启超、徐志摩等人则组成了“保泰大军”千方百计为他辩护，一时间双方唇枪舌剑，一场鏖战。在这场论争中，胡适所扮演的角色显然是令人费解的。
泰戈尔是先到上海，然后经由南京、济南、天津到北京的，自泰戈尔到京后，胡适的名字就常常出现在关于泰戈尔的报道中。在京期间，胡适虽然没有象徐志摩那样与泰戈尔朝夕相处，但北京各界欢迎泰戈尔的重大活动他都参加了，如到火车站去接泰戈尔，陪伴泰戈尔游北海，参加北京学界为欢迎泰戈尔在海军联社举行的公宴，与徐志摩、林徽因一起陪诗人在草坪散步，开茶会，主持泰戈尔六十四岁的生日和命名典礼，称他是“代表印度的最大人物”，后来徐志摩为表示对反对泰戈尔者的抗议决定罢译（泰戈尔在华讲演基本上都是徐志摩翻译的）后，胡适还承担了翻译的任务，对泰戈尔可谓恭敬之极，执尽弟子之礼。泰戈尔原计划在北京讲演六次，但没想到第一次公开演讲时就有人散发传单要撵他走，使得宾主都很难堪。在这种情况下，胡适“挺身而出”，对批评泰戈尔的人进行反批评。
五月十日上午，泰戈尔在真光影戏院对北京青年学生进行第二次公开演讲。在正式演讲前，胡适慨然登台，对国内的这股反泰力量进行警告。他说：“外国对于泰戈尔，有取反对态度者，余于此不能无言。余以为对于泰戈尔之赞成或反对，均不成问题，惟无论赞成或反对，均需先了解泰戈尔，乃能发生重大之意义，若并未了解泰戈尔而遽加反对，则大不可。吾尝亦为反对欢迎泰戈尔来华之一人，然自泰戈尔来华之后，则又绝对景仰之，盖吾以为中国乃一君子之国，吾人应为有礼之人。今泰戈尔乃自动地来中国，并非经吾人之邀请而来，吾人自应迎之以礼，方不失为君子国之国民。同时泰戈尔为印度最伟大之人物，自十二岁起，即以阪格耳之方言为诗，求文学革命之成功，历五十年而不改其志。今阪格耳之方言，已经泰氏之努力，而成为世界的文学，其革命的精神，实有足为吾青年取法者，故吾人对于其他方面纵不满足于泰戈尔，而于文学革命一段，亦当取法于泰戈尔。”（1）但胡适的警告似乎并没奏效，因为在泰戈尔这次演讲过程中，还是有人散发驱逐泰戈尔的传单，名为“送泰戈尔”。泰戈尔因为国内这股反对的力量太强而决定提前结束自己的北京之行，把原定的六次演讲缩减为三次。五月十二日，他发表了在京的第三次演讲，实际上也等于他对北京的告别辞。在泰戈尔正式演讲前，徐志摩先登台作了对反对泰戈尔者进行谴责的演说，随后作为配合，胡适针对在讲演场上多次出现的反对泰戈尔的传单问题进行了辩护性的解释。他直截了当地说：“前天会场中发现‘送泰戈尔’的传单，我见了很感觉不快。
第一，传单中说，研究系因为去年玄学与科学的论战失败了，所以请这位老祖师来替他们争气。这话是没有事实的根据的。去年玄学科学的论战起于四月中旬，而泰戈尔的代表恩厚之君到北京也在四月中旬，那时北京大学因为种种的困难不能担任招待泰戈尔的事，所以恩厚之君才同讲学社接洽，我于四月二十一日南下，那时泰氏来华的事，已接洽略有头绪了。我也是去年参加玄学科学论战的一个人，我可以说，泰戈尔来华的决心定于这个论战未发生之前；他的代表来接洽，也在这个论战刚开始的时候。我以参战人的资格，不能不替我的玄学朋友们说一句公道话。
第二，传单中说：‘激颜厉色要送他走’。这种不容忍的态度是野蛮的国家对付言论思想的态度。我们一面要争自由，一面却不许别人有言论的自由，这是什么道理？假使我因为不赞成你的主张，也就‘激言厉色要送你走’，你是不是要说我野蛮？主张尽管不同，辩论尽管激烈，但若因为主张不同而就生出不容忍的态度或竟取不容忍的手段，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自己取消鼓吹自由的资格。自由的真基础是对于对方的主张的容忍与敬意。况且泰戈尔先生的人格是应该受我们的敬意的。他的文学革命的精神，他的农村教育的牺牲，他的农村合作的运动，都应该使我们表示敬意。即不论这些，即单就他个人的人格而论，他的慈祥的容貌，人道主义的精神，也就应该命令我们的十分的敬意了。”（2）胡适的这些话都是有所指的。泰戈尔来华引起的争论的焦点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西方文明与注重精神的东方文明的关系问题。而实际上早在泰戈尔来华前，中国国内已经就这个问题开始了激烈的论战。胡适始终是这场论战的积极参加者，并且态度始终是明确的。
一九二三年二月，张君劢在清华园作了一次题为“人生观”的演讲，他用西方的生命哲学来界定人生观问题，认为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是主观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包含着当时国内流行的对崇尚科学的风气的不满。对张君劢的这番言论最早提出反驳的是地质学家丁文江，他认为一切物质和非物质的学问，都能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主张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这场论争的实质，实际上是用科学还是用形而上学来指导人生和社会，要求社会走什么样的道路，而这个问题自五·四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化界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所以张君劢与丁文江的这场论争恰如一根导火索，又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许多思想文化界的名人都卷入了这场论战，如胡适、吴稚晖支持丁文江，张东荪、杜宰平支持张君劢，而陈独秀、瞿秋白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论战双方都进行了批判。在这场论争中，胡适始终是旗帜鲜明地鼓吹科学的人生观的。实际上，早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他就在北京的政法专门学校做过“科学的人生观”的讲演，明确表明了自己主张科学的态度，这比张君劢几乎早了一年。后来在为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的序中，他又借批判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出的“科学破产论”，明确表示自己要“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因为中国目前“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试睁开眼看看：这遍地的乩坛道院，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这样不发达的交通，这样不发达的实业——我们哪里配排斥科学？……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历数科学家的人生观的罪状，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3）泰戈尔最初答应讲学社于一九二三年十月来华，而这个时候科学派、玄学派以及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的争论正处于白热化阶段，一直到这一年的十二月，胡适与陈独秀还在就这个问题进行着激烈的争论，泰戈尔答应这个时候来华，有人把他与这场论战联系起来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作为研究系和“玄学鬼们”的精神领袖，欧游回国后的梁启超以及张君劢、章士钊、梁漱溟等一直在和胡适、陈独秀这样主张西化的知识分子进行着论战，很自然地，这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很快就又发展成为东、西文化的论战。当泰戈尔踏上中国的土地时，这新一轮的论战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了，而胡适早在一九二三年四月就已针对梁漱溟鼓吹东方文化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