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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以为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举人等朝廷。而朝廷可弃台民即可弃我，一旦有事次等割弃，终难保为大清国之民矣。民心先离，将有见土崩瓦解之患。《春秋》书梁亡者梁未亡也，谓自弃其民同于亡也。故谓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日本之于台湾未加一矢，大言恫喝，全岛已割。
诸夷以中国之易欺也，法人将问滇桂，英人将问新疆，德、奥、意、日、葡、荷皆狡焉思启。有一不与，皆日本也。都畿必惊。若皆应所求，则自啖其肉，手足腹心，应时尽矣，仅存元首，岂能生存？且行省已尽，何以为都畿也？故谓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此理至浅，童愚可知。而以议臣老成，乃谓割地以保都畿，此敢于欺皇上愚天下也。此中国所痛哭，日本所阴喜，而诸夷所窃笑者也。诸夷知吾专以保都畿为事，皆将阳为恐吓都畿，而阴窥边省，其来必速。日本所为日日扬言攻都城，而卒无一炮震于大沽者，盖深得吾情也。恐诸夷之速以日本为师也，是我以割地而鼓舞其来也。皇上试召主割地议和之臣，以此诘之，度诸臣必不敢保他夷之不来，而都畿之不震也。则今之议割地弃民何为乎？皇上亦可以翻然独断矣。或以为庚申和后，乃有甲申之役。二十年中可图自强。今虽割弃，徐图补救。此又可以美言欺皇上卖天下者也。
夫治天下者势也，可静而不可动，如箭之在栝，如马之在埒，如决堰陂之水，如运高山之石，稍有发动，不可禁压。当其无事，相视莫敢发难，当其更变，朽株尽可为患者。昔辛巳以前，吾属国无恙也。自日本灭琉球吾不敢问，于是法取越南，英灭缅甸，朝鲜通商，而暹罗半剪，不过三四年间，而吾属国尽矣。甲午以前，吾内地无恙也，今东边及台湾一割，法规滇桂，英规滇粤及西藏，俄规新疆及吉林、黑龙江必接踵而来，岂肯迟迟以礼让为国哉？况数十国之逐逐于后乎？譬大病后，元气既易，外邪易侵，变症百作，岂与同治之时，吾国势犹盛，外夷窥伺情形未洽比哉！且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讧，祸在旦夕，而欲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无日矣！今乃始基耳。症脉俱见，不待卢扁，此举人等所为日夜忧惧，不惮僭越，而谋及大计也。
夫言战者，固结民心，力筹大局，可以图存。言和者，解散民体，鼓舞夷心，更速其亡。以皇上圣明，反复讲求，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必当独断圣衷，翻然变计者。不揣狂愚，统筹大计。近之为可和可战，而必不致割地弃民之策，远之为可富可强，而断无敌国外患之来。伏乞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而已。
何谓鼓天下之气也？天下之为物，譬犹器也，用其法而弃其陈，病乃不存。水积于淤，流则不腐；户闭必坏，枢则不蠹。炮烧则晶莹，久置则生锈；体动则强健，久卧则委弱。况天下大器，日摩洗振刮，犹恐尘垢，置而不用，坏废故失，日趋于弊而已。今中国人民咸怀忠义之心，非不可用也，而将吏贪懦，兵士怯弱，乃至闻风哗溃，驯至辱国请和者，得无皇上未有以鼓其气耶？是以四万万之民，而不善用之也。伏念世祖章皇帝手定天下，开创之圣人也，而顺治十八年中，责躬之诏屡下。穆宗毅皇帝手定艰难中兴之盛功也，而同治元二年间，罪己之诏至切。天下臣民，伏读感泣，踊跃奋发。然后知列圣创定之功，所由来也。传谓禹汤罪己，兴也勃然。唐臣陆贽谓以言感人，所感已浅，言犹不善，人谁肯怀？今日本内犯，震我盛京，执事不力，丧师失地，几惊陵寝，列圣怨恫。皇上为人子孙，岂无有震动厥心者乎？然于今经年，未闻有罪己之诏，责躬咎厉，此枢臣辅导之罪，宜天下之有望于皇上也。
伏乞皇上近法列圣，远法禹汤，时下明诏，责躬己罪，深痛切至，激厉天下，同雪国耻，使忠臣义士，读之而流涕情发，骄将懦卒，读之而感愧忸怩，士气耸动，慷慨效死，人怀怒心，加报私仇，然后皇上用其方新之气，奔走驱驰，可使赴汤蹈火，而岂有闻风哗溃者哉？此列圣善用其民之成效也。故罪己之诏宜下也。皇上既赫然罪己，则凡辅佐不职，养成溃痈，蔽惑圣聪，主和辱国之枢臣，战阵不力，闻风逃溃，克扣军饷，丧师失地之将帅，与夫擅许割地，辱国通款之使臣，调度非人，守御无备之疆吏，或明正典刑，以塞其胆，或轻予褫革，以蔽其辜，诏告天下，暴扬罪状。其余大僚尸位，无补时艰者，咸令自陈，无妨贤路。庶几朝廷肃然，海内吐气，忭颂圣明，愿报国耻，此明罚之诏宜下也。
大奸既黜，典刑既正，然后悬赏功之格，为不次之擢。将帅若宋庆、依克唐阿，疆吏若张之洞，李秉衡，谅山旧功若冯子材，皆有天下之望，宜有以旌之。或内综枢柄，或外典畿疆，以鼓舞天下。夫循资格者，可以得庸谨，不可以得异材；用耆老者，可以为守常，不可以为守变。不敢言远者，请以近事言之。当同治初年，沈葆桢、李鸿章、韩超皆以道员擢为巡抚，阎敬铭则由臬司擢抚山东，左宗棠则以举人员部赏三品卿，督办军务，刘蓉且以诸生擢四川藩司，逾月授陕西巡抚，用能各展材能，克佐中兴。若汉武帝之用才，明太祖之任吏，皆用不次之拔擢，不测之刑威，用能奔走人才，克成功业。伏读世祖章皇帝圣训，屡诏举天下之才，下至山林隐逸，举贡生监，佐贰杂职，皆引见擢用。此诚圣主鼓舞天下之盛心也。
今日变甚急，天下未为乏才，而未闻明诏有求才之举，似非所以应非常之变也。夫有非常变之事，即有非常之才应之。同治中兴之臣，率多草泽之士。宋臣苏轼谓智名勇功之人，必有以养之。伏乞诏下九卿翰詹科道督抚两司，各举所知，不论已仕未仕，引见擢用，随才器使。昔汉高之于樊哙，每胜增其爵级，其于韩信一见即拜大将。凡有高材，不次拔擢，天下之土，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咸致死力，以报皇上。故求才之诏宜下也。夫人主所以驾驭天下者，爵赏刑罚也。赏罚不行，则无以作士气；赏罚颠倒，则必至离民心。今闻日本要我以释丧师之将，是欲以散众志而激民变也。苟三诏既下，赏罪得当，士气咸伸，天下必距踊鼓舞，奔走动容，以赴国家之急。所谓下诏鼓天下之气者此也。
何谓定天下之本也？自古都畿皆凭险阻。自周公盛德，不敢以洛邑为都。故娄敬挽辂，汉祖移驾，宋汴梁无险，致敌长驱，徽钦之辱，非独失德使然也。方今旅顺已失，威海既隳险无有，京师孤立。自北塘、芦台、神堂、涧河，远自山海、抚宁、昌黎、乐亭、清河、蚕沙处处可入，无以为防守之计。此次议和即成，而诸夷窥伺，皆可扬帆而达津沽。《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既失矣，国何可守？故今日大计，必在迁都。请以前事言之。我朝当道光之时，天下全盛，林则徐督粤，邓廷桢督□，迭败英酋。朴鼎查额尔金之兵，而移师天津，即开五口，而偿二千万矣。其后道光二十九年，咸丰六年，咸丰八年，皆始战终和，藉京师以为要挟。诸口益开，巨款累偿。暨庚申之变，我文宗显皇帝，至为热河之狩，焚烧御园，震惊宗庙。至今万寿山营缮虽新，余烬尚在。由是洋人掉臂都畿，知吾虚实。此事非远，皆诸臣所鉴于五十年事，而尚以为孤注哉！独不畏徽钦之辱乎？或谓国君有死社稷之义，此尤不达经义之先导言也。
夫国君者，诸侯之谓，以社稷受之天子，当死守之，犹今地方有司，有城池之责比耳。若天子以天下为家，四方皆可建都立社，何一城之为？明庄烈帝既为迂儒所误，明社遂屋。岂可再以此误我国家哉！且一朝而有数都，自古为然。商七迁，周营三邑，汉室二京，唐世两都，及明祖定鼎金陵，永乐乃迁蓟燕，以太子留守南京、宫殿官僚。悉仍旧制，择有司扈从，行在庙社官署，随时增修，永分两京，可以为法。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热河、辽沈，则更迫强敌。南入汴梁、金梁、则非控天险。入蜀则太深，都晋则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道虽水利不开，漕运难至，然都畿既建，百货自归。若藉机器督散军，亦何水利之不开哉？
夫京都建自辽金，大于元明，迄今千年，精华殆尽。近岁西山崩裂，屡年大水，城垣隳圯，闾阎房屋，倾坏无数。甚者太和正门，祈年法殿无故而灾。疑其地气，当已泄尽。王者顺天，革故鼎新，当应天命，谓舍燕蓟之旧宅，京长安为行在。然人情乐于守常，难于移动。以盘庚迁殷，谕二至烦三诰，以魏文迁洛，世臣犹有违言。盖世臣大家，辎重繁多，迁徙不易，怒其恋旧，庶免阻挠，自非大有为之君，不易破寻常之论。魏文南征，永乐北伐，皆借巡幸留而作都。皇上既讲明利害，远之防诸夷之联镳，近之拒日本之挟制，急断乃成。亟法汉高，即日移驾奉皇太后巡于陕西。六龙西幸．万人欢庆。幸当讲和之时，民心稍静，择亲藩之望重者，留守旧京，车驾从容西狩。择百司扈从，以重兵拥卫，必不虑宵小生心。日人虽欲轻兵相袭，数日乃抵津沽，而我大兵云集都畿，犹可一战。彼岂敢深入内地，飞越四天门潼关之险哉？然后扼守函潼，奠定丰镐，建为行在，权宜营置，激厉天下，妙选将才，总屯重兵，以二万万之费改充军饷。示之以虽百战百败沿海縻烂，必不为和。日本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