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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现代人学：启蒙与救亡
1919年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序幕，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反封建的使命是启蒙，反帝的使命是救亡。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固有的封建统治者与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共同压迫中国人民，这便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与反封建相一致的基础。同时，不应讳言，反封建的启蒙与反帝的救亡又有一定的内在矛盾。由五四发端的现代启蒙运动反对封建专制所运用的思想武器，是此前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已经借鉴、弘扬过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个人主义。而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义愤和由帝国主义入侵引发的爱国救亡运动则往往导致国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时候也把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所形成的民主启蒙观念一道排斥掉。因此，中国现代人学史便交织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有时启蒙压倒救亡，有时救亡压倒启蒙，开始两者还统一得比较好，后来两者便处于一种割裂状态。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而且是一场民主启蒙运动，并且它一开始是以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启蒙运动）的面目出现的。这场中国人学史上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继承明清启蒙思想家和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对封建传统的批判，并且在批判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如果说明清启蒙思想家和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在批判传统的同时对传统人学中一些合理的成分还有所保存和吸收，那么，五四启蒙思想家则全盘否定传统，对包含许多民主思想的孔子学说一概打倒。由此所产生的思想真空由什么来填补呢？那就是全盘西化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而这些思想恰恰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译介、发挥过的，所以五四启蒙思想家在思想上与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有着更多的传承、相似之处。同时，五四启蒙思想家又受到二十世纪初西方思潮，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从而在借鉴中形成了时代特色。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胡适等，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启蒙这点上是一致的，但在运用的批判武器上则有所不同。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是一位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士。他运用资产阶级“个人本位主义”、“新道德”来批判古代封建社会的“奴隶道德”，改造奴性十足的“国民性”。他的“个人本位主义”，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个人主义”，这使他很快接受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不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然而即便他成为共产主义者后，也没有放弃资产阶级的“个人本位主义”，在他制订的北伐路线遭到失败、未担任总书记职务乃至党籍被开除后，他对自己确定的大革命路线也决无悔意；在国民党政府将他关了五年大牢，出狱后又许以高官时，他也没有改变社会主义信念；正是这种“自主”、“独立”的“个人本位”，使他在三十年代党内对十月革命后苏联的一片叫好声中发出了截然相反的声音：“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轻率地把民主制与资产阶级一同推翻。”“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的吗？”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应当包含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在人性问题上，他认为人人都有自私自利、好逸恶劳的“恶性”，即便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用法律加以“束缚”和限制。李大钊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他的人学思想中既有社会主义的成分，又有资产阶级的东西。他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指出人的道德由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封建专制的道德已不适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因而他竭力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道德，主张用“个性、权利、自由”挣脱专制束缚；在此基础上，他又呼唤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建立，确信这种社会主义的道德就是不同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利己道德的“互助”道德。由此出发，他认为利己是恶的，利人才是善的。这种“互助”的道德建立的基础，是克鲁泡特金杜撰的人所具有的“互助”“协和”天性，李大钊甚至称之为“动物的社会本能”。人人互助相爱，就是“人道主义”，人人互助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以“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相通，都以反对利己的个人主义为特征。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就是推翻现存的专制制度和私有制度，实现“互助”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途径。受克鲁泡特金影响，李大钊还认为人都有爱劳动的天性，人都以劳动为乐，进而提出“尊劳主义”和“劳工神圣”的口号。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劳工本位论，克鲁泡特金建立在“互助”、“爱劳动”的人性论之上的无政府主义，就这样在李大钊身上共存。鲁迅在五四时期是一个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1927年之后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论，然而直到生命的终点，他仍然是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保持着他一生追求的“个体精神独立”。鲁迅的人学思想一言以蔽之，即“立人”。“立人”即“把人当做人”。人活在世上，“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生存温饱”是物质追求，“发展”是精神追求。而“吃人”的封建社会不仅扼杀人的精神自由，而且连人最起码的生物欲求也扼杀了。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人”格，只有“奴”格，乱世中国人“做奴隶而不得”，治世中国人则“暂时做稳了奴隶”。要之，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没有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活过。于是，“把人当做人”，摆脱奴隶地位，争取最起码的生存权利，获得“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就成为鲁迅毕生的人学追求。凭借“个体精神独立”，他批判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专制暴行，也对革命队伍内部出现的新的“奴隶总管”、“工头”提出抗议。五四时期的周作人不仅领导过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新村”试验，而且在文学领域掀起过一场“人的文学”的讨论。如果说他的新村试验流于空想，而“人的文学”讨论中提出的人性思想却弥足珍贵。依据进化论，他得出对人性的两点认识：第一，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所以人具有“兽性”；其次，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所以人具有“神性”（灵性）。“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可惜“大家都做着人，却几乎都不知道自己是个人”，或者活得像个动物，“或者自以为是‘万物之灵’……却忘记了自己仍是一个生物”。胡适一直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五四时期，面对风靡中国大地的各种各样的“主义”，胡适不以为然地提出：“多研究些（实际）问题，少谈些‘主义’。”因此被毛泽东称为“非革命的民主派”。他在二十年代批判北洋军阀的专制，三十年代批判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并赞同“剿共”以“安内”，四十年代对学生民主运动的同情与支持，都出于他对做人、对时局的独立思考。不依附于任何政治集团、党派，保持自己的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是胡适为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奠定的传统。由于独立地对任何党派、政治发表批评，所以，自由主义是把双刃剑，在激烈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年代两面都不讨好。五四之后，1924年12月创刊至1928年12月终刊的由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主办的综合性周刊《现代评论》，1928年3月创刊至1933年6月终刊，仍然是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主办的文艺月刊《新月》，随着抗战爆发迁入昆明，前后生存了九年的西南联大教授通过《当代评论》、《今日评论》、《战国策》发表的自由思想和自由言论，1946年9月创刊至1948年10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把胡适所开辟的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对任何政治和由此产生的人权状况都敢于发表独立评论的自由主义传统（亦即民主启蒙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
在这种民主启蒙的时代氛围下，二十年代还产生了留法博士张竞生掀起的一场性启蒙运动。他痛感封建礼教下婚姻制度的不自由和性禁锢，高举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回归自然”的旗帜，首倡婚姻自由和性解放，认为“全裸体是极道德的”，主张以“试婚制”、“情人制”代替“婚姻制”，公开从事性调查，出版《性史》，普及性知识，进行性启蒙，并身体力行其性学观念，为当时社会所不容。尽管他的性调查有很多不够科学的地方，他的性启蒙也未能持续下去，但他的性启蒙毕竟给当时中国的封建禁欲主义当头一棒，作为中国第一代性学家，他的性调查也为世纪末当代中国的性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基础，积累了教训。
这里说一说毛泽东。毛泽东一生跨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的两个时代。从他的思想在全国的影响来看，应当把他列在当代更为合适。然他在建国以后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实际上建国前就形成了，因而将他列入现代叙述更为合适。但在现代，毛泽东的思想前后又有一个转折。在1920年以前，毛泽东是以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面目登上五四历史舞台的（这时期的代表作有1914～1915年的《讲堂录》、1917～1918年的《伦理学原理批判》、1919年的《体育研究》）。从1920年冬到1921年初，可视为他思想的转变时期。毛泽东的人学思想前后变化很大。前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