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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对剥夺天下人私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君主专制发出了空前尖锐的控诉，指出那些“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以奉其一人之乐的君主是“天下之大害者”；陈确提出“天理正从人欲中见”；顾炎武肯定“人情怀私”，要求“利民富民”，并从“利民”的角度提出“均贫富”，主张言论自由，所谓“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王夫之认为“理在欲中”，“天理与人欲同行”，主张“尊性达情”，确保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利益，“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反对君主挟天下之公为一姓之私；唐甄主张人性平等，尊欲富民，认为“立国为富”，而“帝王皆贼”，所以“乱天下者惟君”；颜元、李恭主张义利统一，“利济苍生”，肯定男女之欲为“人之真情至性”；戴震认为“理存乎欲”，主张“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批判“后儒以理杀人”；龚自珍为了肯定“人情怀私”，提出“性无善无不善”，要求尊情尚欲，“定民生均贫富”；魏源认为“是非与利害一”，主张“仁利天下”……如此等等，汇成了一连串振聋发聩的巨响，闪现出耀眼的思想光辉，形成了中国人学史上第一次启蒙主义浪潮。这个浪潮的声势是如此巨大，以至其他的一切声音（如正统的声音，佛、道的声音）都被淹没了，可以忽略不计。这股浪潮的主声浪有这么几个：一是“尊情尚欲”。强调情欲是人天生的、客观存在的本性，欲与理、情与礼、利与义不是对立，而是统一的，义理应当是实现情欲的合理规范，而不应当是扼杀情欲的软刀子，应当将人的情欲从封建义理的禁锢、束缚中解放出来，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二是“公私之辩”。强调“人情怀私”，肯定人的个人利益存在的权利，指出“天下之大公”实际上就是天下每个人利益都能实现的“天下之大私”，反对损害别人私利、特别是“天下之大私”的极端自私行为。三是“利民富民”。既然人情怀私，人生有欲，治理天下者就应当顺性而为，使天下之欲无不遂，天下之情无不达，达到“利民富民”，天下大治。四是“君主论”。从汉儒至宋儒，无不为美化君主专制服务。明清启蒙思想家则截然相反，其“君主论”的批判矛头直指专制君主。其批判的理由是，既然人生而有私有欲，每一个人的私利情欲都有满足和存在的权利，天下大治的根本在天下之人饮食之欲遂而儿女之情达，那么，专制君主剥夺天下之大公以奉一人之大私的极端自私行为必然是造成祸民殃国、天下大乱的罪魁元凶，所以，“凡帝王者皆贼”，“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五是平等思想。这包括两方面：一是人性平等。不仅凡圣平等，而且男女平等、人君平等（唐甄：“天子皆人”），在具有情欲、自私的人性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二是利益平等。利益不平等，“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是造成天下不稳定的根源。为确保天下安定，统治者必须“均贫富”，否则，利益不平等积累到一定程度，要求重新划分财富所有权的起义就不可避免。明清启蒙主义人学与先秦诸子人学遥相呼应，是中国人学在独立自主发展历程中出现的光芒四射的双子星座，它对先秦人学中的合理成分（如共同人性论、性无善恶论、人欲合理论、因性治民论、富民立国论、人我统一论）加以吸收，又扬弃了其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如荀子的欲恶论、韩非的私恶论、孟子的道德意识固有论），在对传统（汉儒、宋儒）人学理论和现实人学问题的批判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六、 近代人学：借鉴与革新
鸦片战争以后到五四运动这段时期的中国人学，继承明清启蒙主义人学思潮的反叛特色，继续对传统人学中的荒谬之处展开批判；同时，这种批判又是在对西方资产阶级人学思想的借鉴中进行的，从而显示出这段时期人学思想革故鼎新的时代特色。无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人学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人学，都显示了这一特色。康有为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学说，称：“人道者依人以为道”，“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人的本性本无不同，“有性无学，人人平等”。凡圣差别，只是由于出生以后道德修养不同所致。人的最根本的本性就是“去苦求乐”，这种人性无所谓善恶（“性无善恶”）。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去苦求乐”、不断走向文明的发展史。“人道主义”就是要“因人情之乐而乐之”。顺应每一个人的人性（“民性”），使天下之人都能乐其所乐，就是孔子讲的“仁”、西方人讲的“博爱”，也是人的行为守则中最大的“善”。据此，他提出了“人人独立”又“人人相亲”、绝对平等、“人人极乐”的人类理想——“大同之世”。谭嗣同用“天赋人权”思想改造孔孟的“性善论”，认为人的自然属性都是善的：“言性善，斯情亦善”，“夫天理善也，人欲亦善也”，为他的人欲合理论张目；用资本主义商业竞争中的互利（“两利”）重新诠释孔子的“仁”；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思想反对传统的“不患寡（贫）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用资产阶级的平等思想批判扼杀人权的“三纲五常”，指出“三纲五常之惨祸烈毒”是对“仁”的最大背离，觉得“君臣一伦，尤为……无复人理”。梁启超受西方人是社会性动物的思想影响，提出人是“善群之动物”一说，故标尚“合群”，反对“营私”；又受西方人权独立和个人主义的影响，崇尚“独立”，反对“依赖”，崇尚“自由”，反对专制，提出“不自由，毋宁死”，在“自由”中，尤其崇尚“思想自由”，认为它是“自由之母”；由此他提出了“合群”与“独立”、“自由”与“服从”（“制裁”）、“利己”与“利他”相统一的道德观：“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己而立”，“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后己之利亦从而进焉”，并提出了“拿趣味做根柢”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严复认为，“人道所为皆背苦而趋乐”，苦乐是决定善恶的标准，“乐者为善，苦者为恶”；求乐为善的前提是“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同时，个人的自由又“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个人获利求乐必以他人不损害自己为前提，同理，自己获利求乐也应以不损害他人为准则，“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于是，在公私、群己关系上，个人的获利求乐与别人的获利求乐的统一才是善。王国维受叔本华的影响，认为人生的本质是欲望和痛苦，摆脱欲望和痛苦的途径是美与艺术。章炳麟受西方无政府主义影响，片面发展了个人主义，认为“个体为真，团体（包括国家）为幻”，倡导“人本独生，本无责任”，“依自不依他力”，同时主张任何自主的言行都要以“无害于人”为界。孙中山的人学思想起点是平等、博爱、自由，由“平等”引出“民权（政治地位平等）”和“民族（各民族地位平等）”的概念，由“博爱”引出“民生（民众的生存权利）”的概念，由“个人自由”引出“团体自由”和“互助”的概念。孙中山认为，“人类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是“互助之体”，“道德仁义”是“互助之用”，“互助”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人性”所在，在自由问题上 ，必须以“个人自由”服从“团体自由”和革命需要。蔡元培倡导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和“互助”的人性、“舍己为群”的人生观。如此等等。
这个时期人学的特征有如下几点：一是西学与国学结合。无论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都既有深厚的国学渊源，又有良好的西学根底，这便使他们的人论体现出中西结合的特征。康有为将“仁”与“博爱”结合起来，谭嗣同将“两利”与“相仁”、“性善”与“情善”结合起来，严复、梁启超将利己与利群结合起来，都体现了这一特色。这与后来五四时期一味用西学替代国学、打倒孔家店判然有别。二是旧瓶装新酒。由于他们用西学阐释国学概念，就使传统的国学概念具有了新的内容，如康有为、谭嗣同所阐释的孔子的“仁”，康有为、孙中山所说的“大同世界”就是例子。三是人学热点。这个时期的人学集中讨论的热点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首先是人性问题。人是有意识的动物（康有为），人是社会性、互助性的动物（梁启超、孙中山）；人性是意识与欲望、社会性（群体性）与生物性的统一；人性平等；人性无所谓善恶；求乐去苦是人的根本属性。其次是人道主义。为人之道在顺人性。人性求乐去苦，所以人道在“因人情之乐而乐之”。再次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中心是独立、自由、自利，而自己要独立，也必须尊重别人的独立，否则就成了独裁，自己要自由，也必须尊重别人的自由，否则就成了专制，自己要获利，也必须尊重别人的利益，否则就成了自私，于是，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人人为我与我为人人就这样走到了统一。复次是自由问题。这不仅包括获利求乐的自由，还包括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即既包括个人自由，又包括团体自由。比较而言，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人论比较成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人论具有较多的矛盾和偏激之处（如章炳麟偏重人的个体性，孙中山、蔡元培偏重人的群体性、互助性，孙中山甚至以人的生物属性为恶，并将人道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等等）。
七、 现代人学：启蒙与救亡
1919年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序幕，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反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