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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做了汇报，他们清楚地知道我在美国逗留过。当我毫无顾
及而天真地向他们提出这个建议时，那些同志一定非常惊讶。到目前为止，我并不
显得多么能干。他们告诉我中国的形势是严峻的，做地下工作是严格的，在那里每
个共产党人都面临着危险。
第二次谈话时，他们告诉我，一俟我到达上海，便会取得联系。我把瓦尔特的
地址留下，最初我们想住在那里。
由于建筑师是在上海任命的，按照通常的惯例，在外国聘用人员，工作单位不
支付旅费，合同也得经过一段长时间试用期之后才能签订。这次旅行要耗费我们全
部积蓄，若是在上海不成功，我们连返程路费都没有。
1930年7月我们离开德国。我们先到莫斯科，从那里乘西伯利亚快车直达苏联东
方边境，我们不是像其他外国人那样乘坐一等车箱，为了节约，我们也不去餐车用
餐，而是在车箱地板上用一个小酒精炉，偷偷摸摸地烧点汤喝。除此之外，我们背
包里有面包、耐储香肠和猪油。
我们经常下棋，要么我卧在上铺上浏览从眼前闪过的风光：乌拉尔、斯维尔德
洛夫斯克、欧姆斯克、伊尔库茨克等城市，美丽的贝加尔湖、草原和一望无际的白
桦林。我喜欢在半路上进行意外休息。有一次我们在一座森林边的草地上停留了两
个小时。下车的踏板很高，可每个人都想活动活动，呼吸点新鲜空气。男人们从各
节车箱里跳出来，女人们跳进他们的怀里。周围充满欢笑声，有人拉手风琴，人们
开始跳舞。我们观看着，有人伸手拉我们，于是我们被人们的热情和快活所感染，
也跟着跳起舞来。
在满洲里开始乘坐中国东方快车，从长春开始是南满铁路。火车一共行驶了14
天，我们到大连，再从那里乘船，到上海大约有一千公里路程。
抵达码头时，我对剥削和贫穷的程度感到震惊，在这之前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情
况。纤夫们从船舱里走出来，一个紧挨一个地行走在斜搭在码头上的踏板上，他们
那担着沉重货物的竹扁担几乎互相碰撞在一起。赤裸的上身流淌着汗水，脖子上，
额头上，腿上都鼓满青筋。大蒜味和汗臭味从这条传送带的人们那里飘到旅行者们
一边来。乞丐坐在摇摇欲坠的小船里，围着我们的船只转悠；哭诉着的残疾人，有
的断臂，有的折腿，孩子们带着化脓的伤口，有些是盲人，有些人的癞痢头上没有
头发。
瓦尔特身着浅色麻布上衣站在码头上，软木遮阳帽盖着他那棕色头发，旁边是
他那时髦的太太，她手捧一把巨大花束表示欢迎和问候。家里有一名中国仆人接待
我们，他戴着白色手套端来冰镇饮料。
我们住在瓦尔特家里。我们那屋顶下的两间卧室空气闷热。睡床的蚊帐上爬满
蚊子。就这样，在陌生的国土上开始了第一个夜晚。
罗尔夫有一个体面的职位，我们常常被请去参加各种晚会，我们也必须回报人
家，有一些女士来拜访我，并且期待着我们回访；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厌恶这
样的世界，它与我迄今为止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我并不反对这些活动，我明白，
如果我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有朝一日从事地下工作，一种表面的资产阶级生活，是一
个重要保障。
我在一周复一周，一月复一月地等待着党的消息。 摘自给家里的书信：
……上海对于我这样一个总是闲不住的人来说，是无聊的，除非从事职业性的
工作。在家里无事可做，一切都由仆人、厨师和苦力们干。这里热得简直令人无法
忍受。不是炽热，而是潮湿的热。人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冒汗，汗珠子不是滚
动，而是流淌。
……星期六和星期天是在威廉博士家度过的，他是一位著名律师。一部分客人
打网球，其余人都在花园里的躺椅上躺着，喝茶，喝苏打威士忌，要么吃水果冰淇
淋。威廉博士的口头语是“下等人”。比如说：“那里是不能去的，只有下等人才
去。”完全是个符合我的趣味的人！
……首先再一次为欧洲人唱一首悲歌。女人们都是些不折不扣的享乐动物，既
无职业，又不干家务，对科学和艺术都不感兴趣，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照管。男
人们要好些，因为他们至少还有职业，至少做点工作……昨天去喝茶……总是老一
套，这种事情我和德国人、白俄（俄国流亡者）、美国人干过多次。开头是聊几句
关于桥牌和麻将的话题，然后便谈论最近一次赛狗，刚看过的电影等等，电影院充
斥着美国有声电影，大多是内容低俗的歌舞剧和说唱剧，它们倾倒了这里的所有人。
……最近上演了《小高尔夫》，在上海大受欢迎。如果我们学会了打麻将、玩
桥牌和斥骂雇员，我们就成了百分之百的上海人……
……伯恩斯坦（来自布莱斯劳）是个光棍汉，是个有点古怪的人。战争期间
（1914—1918），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死里逃生，“他的最美好的岁月”是作为平
民战俘在英属印度度过的，他在那里跟朋友们吃美食，从事体育活动。当和平到来
时，他们说“和平爆发了”。在他看来，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是个重要问题。但
是世界上也有一些人，对于他们来说，能否吃饱肚子更重要。这一点，他是不理解
的。他大量出卖火车头，并收获了许多“面包”，为奥伦斯坦＆科佩尔（柏林一家
企业，具有3600万马克资本。柏林工人称呼它为“奥伦猪油和干鼻涕”）。
……库克老师是一个青年人，棕色头发梳得光光的，中间分缝，一双张得大大
的眼睛，戴着一副角架眼镜。本来他想养牲口，现在却在带孩子（在上海一家德国
人学校里）。
每个星期天上午，他都去市交响乐团听音乐会，听得如醉如痴，边听边吃无花
果。每个星期天下午，他都去打曲棍球，跟德国队对大胡子细腿的印度警察。
还有一对夫妇姓勘，妻子是这里德国剧团的灵魂，丈夫是一家俱乐部（艺术家
俱乐部）的灵魂，职业是交易所经济人。照理他应该干自己的本职工作，因为这种
俱乐部根本不吸引人，遗憾。对罗尔夫可能是件好差事。
……希波 ＇注＇ 博士是法本公司的职员。据说他的父母很富有，在德国有财产或
者宫殿，或者类似的东西。他有大约300张唱片，在电影《雪橇的奇迹》中参与过滑
雪。他有一只眼球是玻璃的，好眼球在汽车赛时丢掉了。他喜欢罗尔夫，因为他说
话不多，安静与和谐给这个没有主见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星期六我们应邀去施图姆夫教授家里，他是中德大学的工程师。他在这里创立
了一家“德式武器公司”，现在结婚了，婚礼时还收到他那威廉二世皇帝陛下拍来
的电报。我相信，我们若去参加婚礼，可能会发生不幸。
……最近参加了温格伦一施特恩伯格家的招待会。妻子是凯塞灵伯爵的妹妹。
二人，她和他，都很有才华，过分的肥胖。温格伦一施特恩伯格的哥哥是波罗的海
白卫军的男爵，曾卷入反动的间谍案。
……我写信告诉过你们，罗尔夫是楚克迈耶《奎本尼克上尉》的导演。所有参
加演出的人都非常热心。为这事总领事吕德·封·科伦贝格·波迪希海姆还写来一
封长信，请求不要上演这出戏。“这出令人作呕的戏……剧团应该竭力保持高水平，
对于剧中所表现的那些可怜家伙，人们不可能表示同惰，只能引起反感。”
……这封信是不近情理的。罗尔夫和瓦尔特提出了抗议。剧团没有冒险上演这
出戏，人们也无法改变这老傻瓜。
……昨天晚上在切斯特弗利茨家里。他是这里最大的交易所经济人公司的老板，
他是个美国人，非常富有。
星期六我们举行了一个12人的茶话会，到会的有松本，这是一个漂亮的日本人，
住在伯恩施坦那里，他是乌发电影公司的代理人（我们觉得他是在为自己的政府工
作）。还有法本公司的魏灵和希波，科尔夫，梅尔询公司老板，福格尔博士，他是
驻当地德国商会会长。福格尔和科尔夫比这里通常人显得明智，我们将同他们进行
一次划船。詹姆松，市政局工程师部领导人，他是个疯疯癫癫的单身汉，送给我们
用于小花园的花肥，因为这是他的业余爱好。梅兰斯，罗尔夫的英国同事，我们的
三明治他一块都不动，因为它们是打开着的，而不是按照英国习惯把它们合起来供
人食用！童和普劳特都是远洋新闻处的，还有一个名叫索乌尔的美国人，他是市政
局的。他的妻子是一个葡萄牙人，生于本地，她讲了下面一段故事：有一次外出郊
游，他同一个农民说话时，那农民问她，“您讲中国话，可您先生只会讲三个字，
他在中国多长时间了？”“三十年”。“那么说，学会一个中国字，需要十年时间
喽。”这就是那个农民的惊讶的回答。
……你为我适应这里的社交活动感到高兴，遗憾的是，从未听见过狠嚎，只能
听见羊在咩咩叫。
在我写这些信的时候，我的真实生活内容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的样子。这是后
话。我回头再讲讲在上海最初几周和几个月的经历。除了忍受炎热、无聊和我在上
海“社交界”所遇到的困难之外，在最初几周同中国人丝毫未发生关系。我见到的
是肮脏、贫穷和残酷。我那实现兄弟般团结的愿望，我那很想接触人的努力，都失
败了。我们心自问，我是不是只能在理论上做个共产党人，不懂得这里的实践完全
不同于在家里？
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因为我不断的恶心。我天天呕吐，身体日渐消瘦。
医生们担心我不适应这里的气候，他们把一切都归咎于生活没有规律。直到10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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