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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此而感到惋惜。接替他的工作的是哈奇同志，一个奥塞特人。他参加过西班牙
内战，娶了一个外国女人。哈奇是个结结实实的人，有一个光秃秃的脑袋，一双黑
眼睛和一张圆圆的，常常显得狡猾的面孔。
非常能干的情报员伊万·维纳罗夫在他那本《无形战线上的战士》一书中关于
他的描写，比我的描述好得多，这本书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出版社出版的，
在181页以后有这样的描写：
乌马尔·奇奥洛维奇·马姆苏洛夫，即哈奇，当年在高加索反对白色近卫军匪
徒的革命斗争中就积累了丰富经验。乌马尔是被米哈依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发
现的。1922年，加里宁在一次穿过当时尚不安定的国家的旅行中，在高加索一个村
庄里遭到一股匪徒的袭击。当时乌马尔就在这些抗击匪徒的红军当中。在返回莫斯
科的途中，加里宁带上了这位年轻的，尚不满20岁的受伤的共产党人，并把他推荐
给别尔辛 ＇注＇ 。这位令人注目的苏联情报员的生活道路，就是这样开始的。
维纳洛夫在205页以后，描写了一段有趣的插曲。他曾经在西班牙遇见自己的朋
友哈奇，当时他正在那里与游击队员们进行卓有成效的活动，后来又成了诚实的战
斗的无政府主义者杜鲁提的顾问。那时作家、新闻记者海明威正想结识一位游击队
领导人，于是便找上他来，可哈奇却总是避而不见。
海明威的朋友米哈依尔·柯尔左夫和伊利亚·爱伦堡为他们促成了第一次会面。
哈奇拒绝讲话。“他酒喝得太多，我不信赖这种人，”哈奇说。“况且，他在什么
时间写作？”他问柯尔左夫，后者恳求他，让他当一次外交官，至少把他的经历的
一部分讲给海明威听。“海明威写的好，他那些关于西班牙的报道，是西方报纸上
发表的最真实、最优秀的作品，你们不能伤害这样一个人。”
哈奇是尊敬柯尔左夫的，经过一番劝说，他表示同意并耐心地回答了海明威提
出的关于游击队的斗争、炸毁桥梁、拆毁铁路等许多问题。
我要补充一句：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海明威关于西班牙的那本书《警钟为谁
长鸣》会获得成功。
我与哈奇的关系不像与安德列那样密切，但是我也很尊敬他。他和安德列都是
能干的上级领导，在那个并不轻松的时代，他们都是好伙伴，正派而勇敢的同志，
我相信，他们都亲自保护过我。
多年来，我一直在怀着美好的感情想念这两位同志，关于他们的遭遇我一无所
知。后来我听说，哈奇在第二次大战当中，曾经作为将军在俄罗斯西部战线参加过
战斗，几年之前才去世。安德列在战争当中也当上了将军，他逝世于1972年。我多
么想再一次见到他们呀。
1937年或者1938年，我在莫斯科逗留时，当时的军事情报局长唤我到他那里去。
他询问了我在波兰的经历，他对我们为取得居留许可证所做的努力特别感兴趣，例
如提了些什么问题，我们如何回答的，我们以什么身份在官员机构中谈判的，在波
兰有什么样取得合法身份的可能性，地下工作者怎样以最合适的方式出现，人们相
信你们什么样的经历。我回答的时候，局长手里拿着我那本盖着许多延长居留期限
公章的护照说：“索尼娅，我知道单单是在这里就包含了一种什么样的斗争，使你
们在那里坚持下来。”
我怀着高兴的心情，就这个话题指出罗尔夫的功劳。这位同志给我留下了非常
深刻的印象，可是我再也不曾见到他。处于领导地位的同志们在当时是经常变换的。
我要进莫斯科附近的一所学校，在这里除了训练情报员之外，也训练游击队员。
我在那里开始上课之前，哈奇同志来找我，他通知我说：“你的一个好朋友在莫斯
科，他想见你，条件是，要取得你的同意。”
这个朋友就是恩斯特。
哈奇把他带到我这里。这位职业革命家的第一句话便是：“多么漂亮呀，你还
像从前那样苗条。”我搂住他的脖子，什么话都未说。
恩斯特在同一所学校里学习，我们在一起的这三个月里，又恢复了我们的老关
系，既没有矛盾，也不去思考未来的事情。只有一次，恩斯特给我讲述了这中间所
发生的一切事情之后，他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生活。
他的容易激动，他的严厉和不宽容，即使它们是一个品质高尚的人的特点，也
比从前变得更严重了；尽管我在苏联期间并未亲身体验过这些特点，我还是给了他
一个否定的回答。
恩斯特与我在同一个班里学习。我保留了在莫斯科的住房，在学校里我有一张
弹簧床，工作时间久了我可以住在外面。所有其他的学生，包括恩斯特，都住在学
校里。除了我和恩斯特，那里还有5位同志，都是从前的西班牙战士。
其中有一位我记得最清楚，他是一个高大而健壮的同志，名叫费利克斯。他是
个波兰人，会讲德语，在西班牙受了伤，一只胳膊不能活动，尽管经过医生治疗，
仍然不能弯曲。他勇敢而聪明。第二个西班牙战士，他的好脾气和迟钝给我留下了
深刻印象。
我们的教师是个苏联上尉，他训练我们如何从事游击队活动。他参加过西班牙
内战，红旗勋章获得者。他和妻子，两个孩子住在学校里。我们学习的是一个游击
队员在敌国必须知道的事情，特别是如何利用炸药。我的化学基础比无线电理论好
得多，也许是由于我在奉天接触过的缘故。我学习了用所谓的安全炸药硝酸铵、氯
化钾以及各种添加物如食糖、高锰酸盐、铝粉和氧化铁所进行的一切混合。大多数
我今天都忘记了，我在这里所重复的可能都是错误的。我们用大炒勺在火上把潮湿
的硝酸铵烘干，我们摆弄这些化学原料的态度是相当轻率的。我们用丙酮、硫磺和
盐酸制造了一种爆炸性的，异常敏感的混合物（我的配方可能是错误的），还制造
了具有腐蚀性的危险气体。每一次我们都迅速离开教室，待气体散尽，我们便把剩
下的刺激性固体并不十分谨慎地装入雷管。事先我们已经把空雷管和电动点火器焊
接在一起。我们在外面露天里把炸药放在一截钢轨旁边，我学习正确地切割和点燃
起爆线。除了电动点火器之外，我们还制作导火索点火器。我们及时跑开，并卧倒
在地上。
我们用燃烧剂点燃炸药，燃烧剂是通过一条橡胶装置传过去的。
我们把一只表装在炸药箱上充当定时炸弹，把炸药箱装上压力点火器，爆炸行
驶中的火车。我们采用木箱，是为了使炸药保持防磁功能。所有这一切都是1939年
以前的东西，与今日的技术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我很愿意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令我不快的只是，恩斯特对我们的教师评价不高。
并对他表示蔑视、恩斯特已经是第二次学习这门技术了，他以自己那顽强认真的精
神学到了许多东西。也许他真的一比我们的教师知道得多、总而言之，他们之间的
关系颇为紧张。我总是设法使恩斯特平静下来，免得产生公开对立。我离开以后，
由于他的麻烦。人们把恩斯特调离这所学校。
学校大概是在新建的运河附近，因为我们小组经常到那里游泳。那年夏天特别
干燥。最初我们还为经常照耀的太阳而高兴，但是当草开始发黄的时候，一我们便
叉为农业担起心来。
其他人都知道，恩斯特和我早就相识，不过，我们当着他们的面还是互相克制
的，谁都不知道我们有一个女儿。
我在1937年9月24日给父母的信中曾经写到，我从莫斯科返回波兰。是绕道斯堪
的那维亚各国走的。共飞行了12个小时，与恩斯特分手，我的心情是沉重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住的那栋房子，被房主卖掉了。由于罗尔夫经常在克拉科夫从
事职业工作，而我也是一直在那里与保加利亚的同志见面，我们便决定离开华沙。
我们搬到扎科帕内，在那里租了一栋我们非常喜欢的木房子。“五月别墅”就坐落
在900米以外的高岗上，用眼睛可以望到2000米以外的高山。附近的风光十分美丽，
我以极大的乐趣学会了滑雪。我们穿着滑雪鞋去远处郊游。
我写给家人的信中不再有任何政治性的内容，全都写的是家庭生活，并且总是
那么高兴。
1937年冬天
雅尼娜十分讨人喜欢……她是我们的一首歌曲，只可惜这首歌没有歌词。她还
根本不会说话。米沙最近表现了一种统计学的天性，这一点现在今我十分开心。每
天都提出许多问题：“世界上有多少孩子上学？今天吃菠菜吗？”然后突然又问：
“在一只跳蚤看未，我们的房子是什么？”我发现他在测量我们的火炉，结果是
“火炉对于一只跳蚤来说，就像对于我们来说一栋房子有98层。我们的房子对于它
来说有多高，只要我会两位数乘法表，就能计算出来。”
……我得了轻微的感冒，几乎未睡觉，但是我喝了糖水。我们的报纸上说，这
是一种非常管用的催眠剂。此外，我们的报纸上现在连续登载一部小说《我是一个
丑姑娘》。说的是一个少女去理发馆，让人把前边和后边的头发烫了，涂上颜色，
抹上油。一下子她就漂亮了。
罗尔夫说：“这正是你所缺乏的。”于是我找到一位女美容师，她在我的双眼
下贴上报纸，在睫毛和眉毛上涂了一种黑色液体。烫得厉害，但是我闭着眼睛强忍
着。这一切都像那部描写丑姑娘的小说一样，所以我也期待着变得美丽。当我可以
睁开眼睛的时候，从我那烫得通红的眼睛里流出来的是黑色的眼泪，混杂着真实的
泪水。我根本未变得更美。我简直不敢回家，当我走进屋里时。罗尔夫看了我一眼，
便笑得在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