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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关于西班牙的事情，谈了德国的形势、谈了共产主义少年运动，他对此一直怀有
特别大的兴趣。
1941年他在法西斯主义后方的斗争中牺牲了。
有一天我走在阿尔巴特大楼的走廊里，一个年轻士兵从一个门里走出来，通过
门缝我看见从上海来的保尔坐在办公桌旁边。我闯进屋去以我那重逢的喜悦拥抱住
他，对于这栋房子里的规矩来说，这是一个过分不拘形式的动作。保尔穿着一身高
级军官制服。他像我一样高兴，请我这天晚上到他家里去。
我从阿路普卡回来不久，安德列通知我准备接受我的红旗勋章。我穿上我那套
质地优良的灰色礼服，皮鞋擦得锃亮，从未花过这么多时间梳理我的头发，我忘记
了从什么地方登上一辆敞篷卡车，车上都是苏联军方人士。我们坐在既无油漆又无
靠背的板凳上，呼吸着灰尘，风吹散了我的头发。在克里姆林宫里我们经过许多岗
哨，穿过许多走廊，来到一间小厅里。我们等待了几分钟，然后一个灰头发的老同
志走进厅来。这是加里宁。我要从他的手里接过我的勋章，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
非常特殊的荣幸。我读过他的许多东西，我尊敬他。革命前，加里宁坐过14次监狱。
后来他成了苏联第一任总统。现在他已经60多岁了。虽然对于他来说授勋只是一种
例行公事，但他却往自给人一种热情、真挚的印象。我们是按照字母顺序被召唤起
来的，加里宁长时间地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红军官兵们长时间地鼓掌，也许是因为
我是他们当中惟一一名妇女吧。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加里宁的慈祥和他的面部表情。
我的勋章是994号，当时尚无别针，为了佩戴勋章，我不得不为它那粗粗的螺钉
在我礼服的衣领上穿一个洞，再把一枚两厘米宽的螺母拧在上面。
同一天我遇见了弗莉达·鲁必纳，在德国时我就认识她。她是一位老革命家和
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弗莉达亲自见过列宁，还把他的某些作品译成德文。
她看见勋章，拥抱了我。我只在这一天佩戴过我的奖章，当我再到外国去的时候，
把它留在了苏联。
我在莫斯科又遇见一位同志，在1924年到1928年之间我最初参加工人运动时对
我发生过影响，他就是埃里希·库尼克。在柏林时，他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过，当时
他住在柏林采伦多夫，我是在10区做党的工作时认识他的。埃里希是个聪明的，长
得很漂亮的共产党人，非常理解年轻人。在莫斯科时我去他家里拜访过他，他和妻
子、儿子住在那里。我和他立即又熟悉得像在德国时一样。
在波兰时我曾经尝试创作一部小说，这是完全违背地下工作纪律的。从14岁开
始我就梦想着当作家。许多“作品”都存放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书桌里。
与弗兰茨的经历启发我创作这样一部小说：一个白俄女人在上海结识了一个德
国男人。她爱他并和他结婚，却不知道他是一个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在去欧洲
的旅途中她才知道这一切。途中丈夫把真实情况告诉她，并说他们要留在苏联。面
对可怕的未来，她颤抖了。但在苏联的经历的强烈印象和丈夫对她的影响，使她发
生了转变。作品结尾之前，她成了共产党人。
我偷偷地把手稿带到莫斯科。不论写作还是运输，都是不符合地下工作基本原
则的。我非常希望哪家出版社会对它感兴趣。
再次离开苏联之前，我在1937年10月11日致于尔根的信中谈到这个问题：
手稿是完全不成功的。六个人读过它，五个人认为素材是很有趣的，但许多地
方写得不够流畅，尤其是应该写一个相反的结尾，才符合今日的实际情况。
那姑娘不应该接受大夫的观点，相反她应该使他走向毁灭！
经过彻底加工或许会有人愿出版它。临出发乏前不久我放弃了这个决心。为此
我带要花费三个月的劳动。阅读过这部手稿伪第六个人是埃里希·库尼克，我曾经
多次拜访过他。他说。他读了这部手稿的一半，我应该平心静气地把它都进火炉里，
它绝对没有用处。他妻子（有人转达给我的意见完全不同）称这部手稿是“侦探式
的低级趣味小说”。我同意前五个人的意见。埃里希的意见，我认为太尖锐，他妻
子的判断，我认为毫无意义。
我的手稿在弗莉达·鲁必纳那里得到了最多的赏识。她把它交给一家出版社，
这家出版社答应作些修改后可以出版。但是我没有时间进行修改，我寄希望于某个
天才的想法是完全不现实的。看样子，这部手稿的确是毫无用处。我把它留在了莫
斯科。
所有六位读者的意见恰恰反映了那迅速怀疑年代的特点：共产党人和第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是不允许白俄女人（俄罗斯流亡女人）转变的，而是她一定要停留在敌
人的地位上，她要拖着自己的丈夫走向毁灭！
那是一个个人崇拜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时代。忽视这个时代是错误的，它在
许多人身上都产生过悲剧性影响。
当我去索科尔尼基拜访我的老朋友们时，只遇见了莉萨和孩子们，她丈夫被捕
了。莉萨心平气和而冷静地告诉我，她丈夫从未犯过反对党或者苏联的罪行。
我们俩人做出同样的解释。他在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是可能的。在这个时代，
帝国主义分子在反对苏联的激烈斗争中，会打进大量特务，因此对于那些负责的人
来说，区分诚实的同志的错误和敌人的行动，是不容易的，但这是可以澄清的。垂
死的资本主义在以特别绝望、残酷和聪明的方式进行反抗，在想尽一切办法损害苏
联，从内部破坏这个国家。
我像信赖自己一样，信赖这些朋友，一旦他们遭受到这个时代的结果时，我便
感到深深的震惊。我坚信他们是共产党人，不是敌人，当然，他们可能犯错误，结
果受到怀疑。我自己在一个军事机构从事地下工作，这个机构犯一个错误，可能危
及许多同伴，而犯错的人则必须为此承担责任。
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审判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法制，分辨清楚这件事情
并不那么容易。
卡洛什也是忧心忡忡，有一次他在告别时说：“唉，索尼娅，至少我在你这里
还能有个好心情。”后来我再未见过他。
这期间我有一段时光是在安德列同志和他的家庭里度过的，和他在一起我享受
到了聪明的交谈。后来我在一栋军队公寓里得到一个居室，住在那里时，我进了一
个情报员学校，学会了组装一种复杂的发报机，这种发报机叫推拉式发报机，我记
得德文叫反节奏发报机。一个名叫乔治的和蔼的美国同志给我上课，他是一个好教
师和好同伴。后来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莫斯科，1938年我第二次在莫斯科逗留
时，常去拜访他们。
在莫斯科我又遇到了来自上海的格里沙，我们经常见面。通往伏尔加的联系渠
道就是借他设在莫斯科郊区西米基的电台刚刚开通的。格里沙要做点令我高兴的事
情，于是便请我出去旅行了几天。他觉得我获得红旗勋章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并请
求我在秘密工作允许的条件下告诉他怎样才能获得勋章。由于我无法向他讲述什么
英雄业绩，使我感到颇为难为情，尽管如此，我还是什么也未跟他讲。他始终不知
道我曾在波兰，在他的故乡生活过。
我还记得，我们在电影院里时，他是怎样讥笑我的。一艘船遇到海难，通信兵
设法发出呼救信号，但发报机出了毛病。水浸入船舱，而且越涨越高。通信兵抓起
机器，在死亡的恐怖中激烈地摇来摇去。我悄悄对格里沙说：“我的发报机发生故
障时，我也总是这样做。”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格里沙。每当我到外国去时，总是与最好的朋友中断联系。
战争爆发以后，条件更困难了。
格里沙若是还活着，他一定会设法找到我，他一定会成功的。他知道我娘家的
姓氏。找到我父亲和哥哥是完全可能的，他们的书籍在同志们当中是出名的。其他
人利用过这些书籍。
又见到伊萨，令我特别高兴。我们立即又成了最要好的老朋友。伊萨与弗莉达
·鲁必纳也很熟悉。当我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便永远地告别了伊萨。50年代她曾
经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给于尔根写过一封信。
非常尊敬的教授！
不久前我买到您的书《德国帝国主义史》，从书（俄文版）的前言中我得知，
您在柏林大学任职。我给您写信提出下述请求：请您转告我您妹妹的地址。我们是
多年最要好的朋友，但是由于不幸的战争和战后岁月，我们失掉了联系。若能仍与
昔日的朋友再建立起联系，我会感到非常幸福的。
数周以后我才得以给伊萨写信，但未收到回信。那以后我去拜访过弗莉达·鲁
必纳同志，她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后给我写过信，她住在克兰马赫诺夫，她对
我的拜访感到非常高兴。她听说过伊萨的情况，但没有她的地址。
关于莉萨的家庭情况，我同样什么都不知道。1959年我去莫斯科为写作关于奥
尔嘉·贝纳里奥这本书搜集资料时，我曾经去过索科尔尼基公园。那些老住房尚在，
但我已经不记得她住在哪栋房子里。在这样长时间之后，若想找到这一家人，几乎
是没有希望的。
1938年我在苏联也见到了情报员学校时的凯泰，还结识了她的丈夫。每次与这
些有经验的同志和著名学者聚会都是一种收获。凯泰第二次怀孕了。我很高兴她生
活得很好。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上级领导和朋友安德列得到另外一种我不熟的工作，
我为此而感到惋惜。接替他的工作的是哈奇同志，一个奥塞特人。他参加过西班牙
内战，娶了一个外国女人。哈奇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