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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青年会、上海台湾青年会外，还有中台同志社、台湾民主党等。他们都从事反对日本殖民的活动，并且力图寻求国民政府的资助。这些有着火样热情的台湾青年学生，为了实现台湾的自由，不做异族的奴仆，组织了许多具体的活动。当时主要的活动有“反对台湾政府当局拘禁台湾议会请愿者”、“参加国耻纪念大会示威运动”、“反对在台湾举行始政纪念日典礼”和以“在华反全岛有力者大会”名义驳斥“有力者大会”。
一到上海，张我军接触的就是这些谋求台湾自决的青年斗士，他们唤起了张我军身上深藏已久却无从表达的民族自尊意识。和这些青年学生们一起，他不再独自默默地忍受被奴役的屈辱，而是吐出胸中的块垒，喊出一个台湾人的心声。上海台湾青年会使张我军的政治热情得到了倾吐。1924年1月12日，他出席了上海台湾青年会在务本英文专门学校召开的“上海台湾人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言。义正词严地要求民族自决，反对台湾总督的暴政。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声援台湾“治警事件”的受害者。“治警事件”是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不可分割的连续事件。1923年12月16日清晨，台湾总督府警务局针对台湾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对该会会员进行全岛性的大检举。结果四十一人被拘捕，五十八人被搜查或传讯，其理由是会员们违反了治安警察法第八条第二项规定。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蒋渭水、王敏川、蔡惠如等都被拘捕。蒋氏等十八人被起诉，在第一次公审中，针对检察官起诉的理由过于政治化，辩护团提出反驳，依法论法，以法律的手段反抗日本的政治压迫，为台湾人在日本人所主持的法庭上出了一口气，蒋氏等被宣告无罪。但是由于检察官深表不满，认为“此次判决被告无罪，必增长被告谩言，再赴东京肆言台湾检举的不满，而使内地人（日本人）误会，因此非再上诉不可”。于是1924年10月15日，高等法院开第二次公审，29日，其中十三人被判有罪。史称“治安警察法违反检举事件”，简称“治警事件”。这就是“治警事件”的由来，此事件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远在上海的上海台湾青年会也对此事做出积极的响应。
张我军作为上海台湾青年会的成员，参加了“上海台湾人大会”，会中严责台湾内田总督的暴政，呼吁台湾自决，声援在“治警事件”中被捕的台湾同胞。当天尚有谢廉清、许乃昌、连枝旺、陈满盈、甘文芳、李孝顺、林鹏飞、郑进来、林琼树、罗渭章、张桔梗等数十人出席。大会推选林琼树为主席，罗渭章、许乃昌、谢廉清、张我军、连枝旺、张桔梗等发表演说，并推举谢廉清、陈虚谷、林琼树、张我军为执行委员。决议“吾人认此次台湾当局拘捕议会请愿者六十余人为不当”，旋将决议文加附一份趣旨书，分寄总理大臣及其他有关台湾官衙，以唤起舆论，声援“治警事件”的受害者。
参加“上海台湾人大会”后，张我军便取道北上，前往北京。虽然他只在上海停留了短短的两个月，却与上海台湾青年会的成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为执行委员的陈虚谷曾经到北京与他相聚，同登长城。谢廉清与张我军也在北京有过相聚。
张我军在厦门、上海两地只度过了短短两年的时间，而在北京，他却居住了二十年。这几乎是他半生的岁月。北京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张我军前往，因为当时在上海求学的台湾学生并不多，而在北京台湾籍学子众多。北京大学于1919年颁布了《华侨学生入学通融办法》，由于台湾在当时已经属于日本管辖，台湾学生就被当作华侨学生对待，对他们入学提供了通融的政策。这些宽松的条件吸引张我军奔向北京。
此时，他在厦门结识的好友张钟铃正在北京求学。他在上海一起参加“上海台湾人大会”的新交的好友谢廉清也正就读于北京朝阳大学。有两位熟识的朋友在北京，张我军避免了异乡人到北京的孤寂无依。他到了北京就直接投奔了张钟铃。张钟铃1920年从台湾罗东公学校毕业，后经过淡水中学、厦门的英华书院，1923年秋进入北京新创办的世界语专科学校学习。这时，张钟铃即将从北京世界语专科学校毕业，准备转学东京明治大学。与他一同寄居在后孙公园泉郡会馆的是洪炎秋。洪炎秋，台湾彰化鹿港人。1920年3月自日本体育会荏原中学四年级肄业，1923年1月由台湾来到北京，经半年补习，6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为正式生。张我军到来之时，他正在北京大学就读。张我军的到来，使他们又添了一位好友，从此三人居住在一处，形影不离。此后一段时间内，这三个从台湾来的青年便互相帮助扶持，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张我军本是通过张钟铃结识洪炎秋的，但在张钟铃去日本后，张、洪二人反而成了最亲密的朋友。
北京大学对台湾学生的宽松的入学政策，好友洪炎秋又讲述了北京大学开放的学风、久负盛名的教授、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这些都激发和坚定了张我军投考北京大学的信念。虽然他的正规学历只是小学毕业水平，但是他坚信自己能够通过自学跳跃两个阶段，直接进入高等教育的学府。青年张我军满怀对知识的渴望，以常人不能及的毅力坚持自学。这种奋发向上的精神感动了他的朋友，他们在各个方面都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
为了通过入学考试，张我军需要补习功课，于是他参加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办的补习班。补习班离会馆不远，与张我军同住的张钟铃和洪炎秋也想通过补习提高自己的国语水平。他们经常一同散步到那里去上课，路上三人有说有笑，充满了求学的快乐气氛。虽然张我军学历不高，也没有经过专门的国语学习，但是经过多年来刻苦努力的自学，加上半年多的补习，他已经跨越中学阶段，达到投考大学的水准了。
1924年9月19日，张我军报考北京大学普通旁听生的资格审查合格，23日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参加笔试及面试，笔试的科目有国文、外国文、数学三科。但让张我军失望的是，虽然准备充分，他最终还是没能通过这次考试。同年10月2日，北京大学决议取消“华侨学生入学特别办法”，不再对留学生的入学提供便利条件，理由是“实行以来，流弊滋多”。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对张我军关上了大门，他考取北京大学的希望，就此破灭。
虽然张我军读北京大学未果，但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设的夜间部补习班的学习经历，不仅提高了他的国文水平，更让他结识了生命历程中的伴侣——罗文淑。爱情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1924年3月25日，饱受相思煎熬的张我军写下了他的第一首白话新诗《沉寂》，后来这首诗在《台湾民报》上发表，为张我军赢得了很大的声誉。
第二章 辗转万里的情缘
第二节 辗转万里的情缘
1924年，张我军初到北京，就立刻感受到了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生机盎然的活力。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以包容的气度接纳了每一位来自他乡的学子。张我军在北京的每条大街小巷里都能看到人们亲切的笑容，在游玩的不经意间或许都能发现一间宅院大门后深藏的历史。北京的冬季风尘万丈，冰冻彻骨，张我军在凛冽的寒风中坚持按时到北京师范大学附设的夜间部补习班上课。每次上完课回家，天已经漆黑，他走在寒冷的大街上，刺骨的寒风吹得他瑟瑟发抖，他默默地复习着刚刚学到的知识，学到知识的成就感使他觉得恶劣的天气也不算什么了。北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白话小说和新诗已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张我军身处其地，受到新文化运动氛围的熏陶，在阅读了大量的新文学作品后，自己也开始了白话新诗的创作。
“诗缘情”在张我军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诠释，这位来自“T岛”的青年，受到爱神的指引，敏感的情丝被初春的风尘触动，他望月兴叹，思念着千里之外的故乡，孤独无聊中渴望着爱情的到来。他寂寞地想着心目中的恋人，记录下了真实的感受，这就是他的第一首白话诗——《沉寂》。
张我军心目中的恋人即罗文淑，后改名叫罗心乡，他们同在北京师范大学附设的夜间部补习班上课。罗文淑相貌出众，在班中是两朵班花之一，另一位叫林淑慎，后改名叫林素珊，先嫁给了著名的乡土派小说家焦菊隐，离婚后改嫁李石曾先生。初见罗文淑，张我军便为她优雅的气质而倾倒。他经常坐在教室的后排默默地注视着罗文淑的背影，仿佛只要能够看到罗文淑就是幸福的。青年人的感情是炙烈的，自从认识罗文淑后，张我军的心里就被她装满了，走路时想着她，吃饭时想着她，睡觉梦里也能遇见她。但是张我军还没有和罗文淑说过话，每次下课想要主动与罗文淑说话时，他总是犹豫畏缩，他的羞涩使罗文淑根本没有注意到他，这让张我军的心情更加沮丧。他在3月的一天，写下了自己一生的第一首情诗：
在这十丈风尘的京华，
当这大好的春光里，
一个T岛的青年，
在恋他的故乡！
在想他的爱人！
他的故乡在千里之外，
他常在更深夜静之后，
对着月亮儿兴叹！
他的爱人又不知道在哪里
他常在寂寞无聊之时，
诅咒那司爱的神！
这是寄托游子思念的诗歌，这思念既是对故乡，又是对心上人的。热烈的暗恋促使张我军设法向罗文淑表达爱慕之情。他大胆主动地将《沉寂》一诗和自己的一张照片装在信封里，当面交给了罗文淑。罗文淑与张我军本来不很熟悉，她疑惑地接过信来，张我军红着脸连句话都没有说，转身就跑了。罗文淑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张我军的背影，她又看了看手上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