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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所做出的贡献。这篇记游性的散文除了记述和介绍茶园和台湾阿萨姆种茶的历史以及作者从城里来到山野的轻松而愉悦的心情之外，现在读来给我们感受最深的是作者在那时就注意到了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山不高而溪不深，诚然是不够构成美景的条件，但凡深山而林不密，尤会大杀风景。许多山，露出一片片赭土种植着香蕉，远远看去整像人头上的癞疮疤。……在几百尺的山峰也上去耕种的这些垦荒的勤苦耐劳的象征，我们只有对之肃然起敬，不应有所议论，然若自风景美的观点来说，山地还是以植林为宜。……远远看见几座山露出一条一条的肌肉似的赭土，仿佛像是巨人的泪痕。全山的树木被砍伐净尽，只剩些杂草，大雨一冲，处处山崩土裂便露出肌肉而构成了巨人的泪痕。人们这样乱砍树木，终于把身上所披的大衣被人剥掉的山大约也会流眼泪的。”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张我军就有这种环境保护意识，并用拟人化的手法把这种意识表现得强烈感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张我军最长的一篇游记散文是《城市信用合作社巡礼杂笔》。这是1951年12月3日至13日，他代表省合作金库到东港、屏东、高雄、嘉义、员林、鹿港、彰化、台中、新竹、桃园、基隆、淡水等十三个市镇信用合作社去走访考察后所写的考察记。文章分为“游历者的心情”、“南行途中”、“屏东之夜”、“晨奔东港”、“未定成的大高雄”、“古色古香台南市”、“玉容憔悴的嘉义”、“靠蜜柑著名的员林”、“现代化了的鹿港”、“八卦山麓彰化之夜”、“安静而不寂寞的台中”等十一节，详细记述了他的考察行踪以及台湾各地的自然状貌、历史变革和风土人情。对研究张我军本人及50年代初期的台湾社会状况都是殊为宝贵的资料。
张我军归台后的散文创作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游记散文；一类是带有象征或讽喻意味的抒情散文。其游记散文不事雕琢，不拘形式，潇洒、自然、奔放。总是用他那支朴实而流畅的笔，描绘着宝岛的风土人情，抒发着对生他养他的故乡的爱意和依恋。信笔所至，台湾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民风民俗、故友新朋等都融会着作者的情感展现在读者面前。真可谓“蹬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寓于海”。如观看采茶，作者就满怀激情地从记忆中想象出一幅诱人的田园牧歌式的采茶风景：“当那春色正浓的时候，丘陵上一排一排茂盛的茶树，翘起绿油油的嫩芽，等待着采茶女去一朵一朵地采摘。相思树的阴影底下，三三五五的采茶女，低着头指尖不停地在和嫩绿的茶芽接吻。……忽然一阵清脆的歌声在微风中抖擞起来了，大家都知道这是对自己的歌喉有把握的茶工开始向采茶女挑战的。不期然地便有女中音接着前歌唱了一句应战，这样地男一句女一句，歌词针锋相对，歌喉一句紧凑一句，煞是热闹而幽闲，比管弦齐备的音乐会还够味。……听着这歌声，令人深切地感到天下太平的幸福！”这就是作者怀念的理想化的颇具人性美和人情美的诗意生活。再如写到台南：“台湾有句俗话叫‘一府二鹿三艋牛馐且佬蛑赋龉ヌㄍ迦鲎畲蟮某鞘校褪翘希咕褪锹垢郏慌｛就是现在的台北市万华。台湾在清末尚未升格为省以前是隶属于福建省，设府治于台南，所以那时候台南是台湾的第一都市自属当然。后来台湾的政治中心移到台北，商业也随而北上，台南市面因之逐渐萧条。然而一二百年的首府传统根深蒂固地留在那里，我在二十五年前第一次到台南时，也觉得那里的建筑、服饰比较近于大陆，人们的举动也较为雍容大方。”自然而然地给读者介绍了台湾的历史沿革。张我军一生喜爱交友，为人热情诚挚，义气豪爽。早在北京时期，他就与连震东、苏芗雨、洪炎秋一起自称为“台湾四剑客”。苏芗雨、苏子蘅、徐牧生、叶平子及林海音家都曾得到他的帮助。所以忆友、访友、交友是他的散文表现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如在嘉义，他到老朋友、著名作家张文环家做客。“在文环君的家，除了尚须顾虑他的经济能力以外，我是敢于随便要吃要喝的。现在他虽然坐上了一个大公司嘉义分公司经理的椅子，生活安定些了，但是始终不改书生本色的他，收入仍是有限得很，所以今晚他请我一只鸭子一瓶酒，我受之如一桌宴席，吃喝得非常痛快，乘着酒兴把他家所剩的半瓶酒也喝光了。”彰化可以说是故地重游，二十五年前他曾以《台湾民报》记者的身份到此游览，与著名作家赖和、王敏川、吴清波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这些老朋友都已作古了，这使作者感慨万千。他抽空拜访了一些老朋友，其中有两位是医生。“医生之一是名医杨氏，我们已有二十五年不见面了。一踏进门我先问他认得不认得，他说不认得，当然不认得，若在路上遇见，我也不认得他呀。我报了自己的姓名之后，但见杨老兄大吃一惊似的大声说：‘唉，你怎么老得这样？’他这一惊叹倒把我吓了一跳，因为我以为我真是老态龙钟了。但是仔细一看，他周身的任何地方也不见得比我年少，于是我明白了，大约他印象中的我还是二十五年前乳臭未干的我，这才放心了些。然后从容地笑着说：‘你自己为什么也老得这样？’相对哈哈大笑。”真是文如其人，字里行间使读者认识了一位诚挚豪爽，童心未泯的性情中人！
张我军的另一类散文是带有象征或讽喻意味的抒情散文。如果说张我军的游记散文潇洒自如，不拘形式，表现的主要是他对故乡的爱意和依恋及他性格的纯真、热情、豪爽的一面，那么，他的抒情散文则立意巧妙，结构谨严，思理绵密，用象征或讽喻的手法，委婉曲折地表达对当时政治气候的不满，表现的是他性格中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一面。如《当铺颂》，表面上在称赞当铺给人们的种种便利，实际是发泄自己当时处于半失业状态，靠典当家私维持家庭生活的愤懑，是对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的谴责。借“颂赞”当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替天下像自己一样的穷人鸣不平。再如《春雷》，用“愁云苦雨”、“几几乎乎不见天日”、“叫人郁闷得喘不过气来”的天候来象征当时台湾令人恐怖窒息的社会政治气候，用春雷来象征作者期待的社会变革，用晴天和阳光来象征作者理想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文章立意构思都很巧妙，文字优美，看似平易而实蕴深意。
第八章 桑梓情深
第四节 父子深情
在社会上，张我军是台湾反对封建的旧文学、旧思想、旧道德，提倡新文学、新思想和新道德的急先锋；在家庭中，张我军却是集新旧道德于一身的父母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儿子们的好父亲。张我军自小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他少年时就用自己的勤苦、好学和聪颖智慧为自己打造了一片小小的天地，成了为父母争气的好儿子。他事母至孝。1922年父亲去世以后，当时尚在厦门担任银行职员的张我军，就把母亲从台湾接来同住。银行解散以后，迫于无奈，他将母亲送回台湾。此后，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大陆求学，除了在《台湾民报》工作的一年多以外，一直未能和母亲在一起生活。但是，他时刻没有忘记孤单一人生活在台湾的母亲。1929年，张我军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总算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生活一有保证，张我军就把母亲从台湾接来，一家三代在北京团聚，让母亲享受了天伦之乐。与妻子罗心乡的富于浪漫传奇色彩的“乱都之恋”，可以说是实践五四新思想、新道德的楷模。更难能可贵的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终生不渝，一直相敬如宾，伉俪情深。对儿子们来说，张我军是一个慈爱开明的父亲。在《关于岛崎藤村》一文中，他介绍了岛崎藤村描写自己与四个子女的生活情况的《岚》并说明了他翻译这篇作品的“特殊原因”：“我个人对于藤村先生的一生，最佩服的一件事是‘做父亲的岛崎藤村’。人世有所谓‘慈母’，却很少见所谓‘慈父’者；然而我们试读本篇，到处可以发见‘慈父藤村’的面目活现着。我读了本篇，不知有多少次感触于‘慈父’之心而为之暗洒热泪哩！老实说，我对于自己的孩子的教育，受教于先生本篇的地方着实不少。……我深信读了本篇的人，为人父母者可以知道怎样疼爱他（或她）的子女，为人子女者可以怎样敬爱他（或她）的父母。”张我军：《关于岛崎藤村》，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83页。其实张我军正是一个像岛崎藤村式的“慈父”。他对孩子的教育是浸润着父爱的关怀、理解与支持。他的强烈的民族情感，勤奋好学的奋斗精神及对朋友肝胆相照、对敌人疾恶如仇的是非分明的做人准则，这一切优秀的品质所形成的人格魅力，潜移默化地在塑造着儿子们的“正直诚朴”的品格和好学向上的奋斗精神，使他们日后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上取得骄人的成绩。
大儿子张光正更多地继承了父亲的反日的民族情感。早在1942年，在沦陷的北京的志成中学读高中一年级时，十六岁的张光正就如饥似渴地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政治经济学讲话》、《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斯大林传）、高尔基的《母亲》、《瞿秋白文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及鲁迅杂文等进步书籍，迫切地了解抗日救国的道理。1943年暑假中，他联合同学瞿家明、罗江一成立了“拓荒垦殖组”的秘密抗日组织，以社会主义为理想，以反抗日本法西斯殖民统治为目标，在同学中宣传抗日，并终于和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组织取得联系，于1945年3月秘密离开北京辗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