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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桑梓情深
第三节 宝岛情思——散文创作
张我军归台后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在游记散文上，用他那支朴实而流畅的笔，描绘着宝岛的风土人情，抒发着对生他养他的故乡的爱意和依恋。偶尔，他也用曲折或者象征的手法写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心中的苦闷及对光明前途的向往的文章。如《当铺颂》和《春雷》就属于这方面的散文。
《当铺颂》写于1947年12月23日，当时正是他办六合书店入不敷出、生活拮据的时候。张我军一生生活坎坷，特别是他初回台湾的两年，始终处于半失业的状态。就像他在文中所说的：“既未带回金钞之类，老家又没有谷子可收，所以只好把自己对之有些感情的东西陆续‘死别’净尽了。……可是后来卖到太太心爱的东西，就难免踌躇一番了。结果虽然还是卖掉，但这种时候总不由得想起北平生活的二十余年间，当铺的方便对我的恩惠。”当然，颂当铺是反讽的说法，但也说出了他在多次和当铺打交道的辛酸苦辣中对当铺的深刻了解和独特的体验。一般人提起当铺都会想起高利贷者或乘人之危勒索抢劫的强盗，但作者却详细分析了当铺对不同阶层的人的不同的意义。“第一种人是穷人。第二种人是商户，他们遇到周转不灵的时候也会找到这个方便之门。第三种人是旅行人，他们或者寻亲找友寻找不着，或者等候差使过久，盘缠用罄，无法打发房饭钱，回不了家，便可将随身所带之物送到当铺换钱来应付。……若在没有这种方便的地方，遇到这样的时候，那么无论你是惟一爱人的惟一纪念品，或是任何心爱的东西，也只有卖掉的一条路了。……第四种人。这种人是有钱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有的是好皮袄，到了春回大地已经穿不着皮袄的时候，便把它送到收藏设备周全的当铺去，当头越小越好，因为目的不在换钱用，只是让当铺代为收存，所以付些利息，在这种人看来只当是保管费。这样一来，那些皮袄既不怕虫蛀，又不会受潮而至掉毛，且不致为小偷所觊觎，真是一举数得。”当然作者不是替高利贷的罪恶辩护。而是借“颂赞”当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替天下像自己一样的穷人鸣不平。
《春雷》写于1951年清明之夜。文章从自己童少年和青年时期盼望春雷写起，引出现实情况下对春雷的期盼。小时候因为听大人说春雷一响小蚕就会从卵壳里钻出来，所以喜欢养蚕的他总是急切地盼着春雷的一响。青年时代生活在北京，严冬的肆虐只有春雷响过才能退避三舍，所以每年立春后便焦急地等着春雷的一响。而眼下的台湾却是淫雨连绵达四五个月之久，没完没了的令人起烦。“每个人的周身毛孔甚至五脏六腑也都长了霉似的。半个冬天和整个春天在愁云苦雨中度日，几几乎乎不见天日。……真够叫人郁闷得喘不过气来！尤其是一年只有一度的大好春光竟惨遭云锁雨打。”“清明节突然一声清脆的春雷给我带来了晴天的希望。因为春雷响后毛毛雨变成了骤雨，依经验骤雨过后便是晴天。”“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曾经给我带了希望来的春雷，现在又在苦雨已久的今天给我带了晴天的无限希望来。入夜，雨越发下大了，然而我仍然由衷相信明天是可以一亲久别了的阳光的。”笔者和张光正先生谈起张我军的散文创作，张先生认为写得最好、最能表现作者当时的内心世界的就是《春雷》。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篇可以看成是作者以散文的形式留下的一篇遗言。他联系当时弟弟张光直无辜坐牢，接下来祖母又去世一连串家庭悲剧以及张我军抗战胜利前后曾预备去晋察冀革命根据地考察并和八路军干部甄华会面等事实，认为这是作者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下郁屈已久的心情的吐露。“是他憎恶黑暗现实，憧憬光明未来，渴望国家统一和两岸亲友重聚的心灵呼唤；也是他在自己晚年，以文学作品形式留给后人和世人，剖白心迹的遗言。”确实，本文用象征的手法，委婉曲折地表现了对当时“愁云苦雨”、“几几乎乎不见天日”、“叫人郁闷得喘不过气来”的政治气候的不满和自己内心的苦闷以及对美好晴朗的天——光明的期盼。
张光直先生在论到父亲时说：“回台湾以后九年中，父亲的心情是复杂的。……对乡土的一切都有重新发现的喜悦。记得他有机会便给我们兄弟表演唱山歌民谣，用孔子白吟诗。父亲回台以后的创作，主要是在实业界杂志里面发表游记杂感一类，从这里面表现对乡土的喜悦和对台湾民众前途的期盼。”张光直：《“父亲可以放心了”》，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52页。写于1948年10月1日的《山歌十首》，可以印证张光直先生对父亲心理的揣摩是深入而又合于实情的。这篇散文开篇作者就表示：“话说那一年老童生逃出了日本治下的老家台湾，远远到了北方故都之地，住了二十有余年之后，回到了光复不久的故土一看，真是一草一木都觉得可爱可亲！连他过去以为是极鄙俚的‘歌仔戏’，听起来也觉得新鲜有味……”张我军在台中访友时在酒家听到一位客家族姑娘唱山歌，那婉转悠扬的声调令他深深地陶醉。于是他托台湾茶叶界的姜瑞昌先生选集收录了十首山歌并逐首欣赏。这种山歌有独唱的，有男女唱和的，每首七言四句，形式和内容类似竹枝词。我们抄录一首如下：“临江杨柳一条条，/拿起桨仔等来潮；/阿哥系船妹系水，/船浮水面任你摇！”再看张我军的讲解：“‘桨仔’即摇船的桨子，‘系’即‘是’。全首大意：江岸柳枝一条条垂着，手扶桨子只等着潮水涨满好摇船；娘子对郎君说：你我两人好有一比——‘郎是船来侬是水’，你这条船浮在我身上，你爱怎样摇就怎样摇吧！真是一首好极了的竹枝词！有景有情，有景生情表现朴素而又细腻，情景调和恰切。若有人说这是淫词，那么一定是他心里不干净。”看，这一素朴的俚歌经张我军这个文学家的手点拨使其充满了韵味和机趣。
《采茶风景偶写》一篇，作者用对比的手法，先写自己回忆中童年时代令人无比向往的田园牧歌式的茶园生活。茶工和采茶女幽闲而热烈地一面劳动一面对唱着山歌，伴随着这种静雅而甜蜜的生活产生了许多神秘而浪漫的爱情故事。再写现实中的采茶纯粹变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枯燥乏味，毫无浪漫可言。通过对比，表现了作者的“一种酸中带甜的乡愁”和对现代物质文明对人性挤压的慨叹。“是的，制茶的机械化，把采茶的情调俗化，把茶山的神秘罗曼丝驱进深山去了！”《在台岛西北角看采茶比赛后记》和《采茶风景偶写》写法类似，也用了先扬后抑的手法记述作者去淡水区参观采茶比赛大会。一开始作者也是满怀热情地想能看到一场热闹的采茶比赛，并顺便看看“别了将近四十年的小基隆，希望在那里唤起一些儿时的回忆”。然而比赛却只有十分钟就草草收场。作为台湾茶叶同业公会的干部，作者对采茶和采茶比赛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一、茶厂收买茶菁时特别注重‘质’，甚而拒绝收买不按规矩采摘的茶菁，使茶农在经济上获得好茶菁的实益。这样一来，他们自然会限制采茶女的胡采乱摘。二、要使茶农彻底明白：不按规矩采摘，茶树生长会缓慢，从而次回的收量一定减少。……任何一种比赛会都要劳民伤财的。若未因此而获得补偿的效果，则何异迎神赛会空热闹一场，有什么意思呢？所以采茶的比赛会，主办人应该借这种机会运用教化力，详细向选手们讲解纯正采茶的方法及其重要性，并授以技术，利用这短暂的时间训练采茶的干部人才，使她们回到各自的茶园去传播纯正的采摘法。”在主编《台湾茶业》期间，张我军最具游记色彩的散文是《埔里之行》。1949年元旦，张我军奉茶叶同业公会之命，利用新年三天的假期去埔里考察茶山。他搭乘长途汽车从台中出发，途经雾峰、万斗六、草屯等地到达埔里。在那里他参观了阿萨姆种茶园和东邦红茶公司的制茶厂。文章记下了这次短程的旅行并详细地介绍了台湾阿萨姆种茶树之父郭少三先生和他苦心孤诣地移植培育阿萨姆种茶树以及他对台湾茶叶的发展改良所做出的贡献。这篇记游性的散文除了记述和介绍茶园和台湾阿萨姆种茶的历史以及作者从城里来到山野的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