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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平子一直生活在农村老家，由于战乱没有学校可读，家里又没有能力送他到城里读书，到40年代初他已经失学三年了。但是他非常渴望能够上学读书，为这件事十分烦恼。张我军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提出让他来北京上学，并负责承担他在北京期间的全部生活费用。这样，叶平子得以于1940年夏天来到北京上学，由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当时叶平子准备报考北京市立第四中学，由于多年失学，未能如愿，只考入了当时的河北通县师范的初中。为了报答张我军的培养之情叶平子刻苦学习，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于第二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四中二年级插班生。张我军又亲自为他安排住校。叶平子更加努力地学习，有了更大的进步，1943年初中毕业后以第一名的成绩免费升入高中。张我军一如既往地供给他生活费用。1945年12月叶平子带着张我军为他准备的路费去大后方求学。此后两人还有过短暂的交往和接触。
此外，张我军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示了自己对光明的向往。这一切还要从张我军的长子张光正先生说起。张光正生于1926年8月28日，当时张我军夫妇刚刚由台湾重返北京不久。到40年代张光正已经是一个有着明辨是非能力的少年了。张光正从小受父母的为人和爱国思想的影响，中学时期又受进步思想影响并且亲身感受到的沦陷区人民的种种苦难，使他年轻的心中充满了爱国之情和对日本人的痛恨。在那个非常时期，他在家庭中肩负起了长子的责任，承担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为父母分忧解愁。但是，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他一直向往到敌后根据地去从事实际的抗日工作。张光正当时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自己的父母。因为他觉得父母一定会认为他现在的任务是应该好好读书，将来要做事养家，是不会支持他弃学离家参加抗日斗争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张光正的想法是错误的，张我军对于他的行动是支持的，这是当时的张光正所没想到的。为了能够顺利实现自己的计划，张光正的一切行动都在暗中进行，没有让父母知道。几经周折，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1945年3月25日，他和这几个同学在有关人员的安排下乘火车来到当时也是敌占区的河北定县，并于当晚午夜在党的地下交通员的带领下秘密出城，绕过日本侵略者的炮楼和封锁沟，穿过“无人地带”和抗日游击区，最终来到了当时晋察冀边区的首府阜平县。在那里学习了三个月之后，张光正又带着党的指示在交通员的护送下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定县，从这里坐火车回到了家里。到家之后，张光正并没有和家人说明自己这一段时间的真实经历，只是找了一个机会和父亲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告诉父亲自己这几个月的去向和经历，向父亲详细介绍了自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并向父亲转达了中国共产党请他去晋察冀边区参观考察的邀请。张光正考虑到当时沦陷区的严酷社会局势及父亲的声名和身份，认为父亲不会很痛快地答应前往根据地参观。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张我军竟然十分痛快地答应了，并告诉张光正他曾经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国民党，后来因为对国民党的失望，拒绝重新登记而脱党。多年以后，张光正又了解到，父亲对于共产党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在其青年时代也读过不少日文版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翻译了许多日本无产派作家的作品。在父亲的书房里还珍藏着全套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日译本。这些都充分说明张我军对光明的向往之情。同时，张光正还告诉父亲自己回来的任务是要进入当时日伪在昌平县清河镇创办的“绥靖军清河军官学校”，从事瓦解伪军的工作。父亲也表示了支持。据张光正先生回忆，这座学校是由日本教官控制的，执行法西斯式的管理，军训十分严格，待遇十分低下，目的在于培养侵华日军的帮凶。当时他的家人及亲友对他到那里去都表示不理解，甚至对他产生了误解。而且，他进入那里不久就感染了疥疮，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还要坚持出操。只有父亲一个人知道他从事秘密的抗日活动的真相，并几次从城里来到学校看望他，带给他一些药品和食品。虽然父亲十分为儿子的处境和身体担心，却从没有劝他离开这里。对于父亲的支持，张光正终生难忘。从张我军对张光正的行动和态度中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张我军的真实心态，他的确是一个开明而又深明大义的父亲。
第八章 桑梓情深
第一节 回归故里
1945年8月15日是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都应该永远铭记的日子。在这一天，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八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全国人民都处在了欢庆胜利的巨大喜悦之中；人们纷纷以各种形式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在北平，虽然日本侵略者到第二年2月才被全部缴械遣返，但此时他们早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神气。8月15日这天下午，北平的大街小巷中到处飘扬起国旗，成千上万的人在路上欢呼和歌唱，庆祝胜利。台湾也在这个时候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1945年10月25日台湾省的受降仪式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标志着与祖国分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正式回归祖国。对于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台湾人民由衷地感到欢欣鼓舞，在日本宣布投降而政府接收人员尚未到达台湾期间，台湾民众就自动争挂国旗、争相学习国语，自觉维持社会秩序，以实际行动表达回归祖国的喜悦之情。台湾学者王晓波曾经对这一场景有所描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台湾同胞仍在日本控制下，但都忍不住大肆庆祝，真可谓‘张灯结彩’。”王晓波：《台湾史与台湾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版，第214页。中国政府的接收官员和军队进入台湾时都受到了台湾同胞的热烈欢迎。受降仪式举行以后，全岛同胞都进行了热烈的庆祝，“家家户户，欢欣无比，家家户户，祭祖谢神，向先民冥中告知台湾已归回祖国”。林忠：《台湾光复前后史料概述》，（台北）皇极出版社1983年版，第39—40页。台北市更是热闹非凡，“全市三十万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欢呼歌舞，三天三夜都不断地举行火炬大游行，人民真正的高兴得要疯了”……而且，这些感人场面，是台胞“天真的热情流露”，“这完完全全是出于诚心诚意，既没有政府的命令，也没有保甲长挨门挨户的拖拉”。《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37—138页。台湾同胞真心渴望回到祖国怀抱的感情溢于言表。作为一名中国台湾人的张我军也沉浸在这巨大的喜悦之中，切身感受着这双重的伟大胜利，心中多年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他自然无比的激动和喜悦！
随着抗战的胜利和台湾的回归，整个社会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张我军也很快结束了教学工作，准备迎接新的时代的到来，而且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政府派遣第十一战区前进指挥所进驻北平。9月间，旅居北平的台湾同胞组织了“北平台湾同乡会”，主要负责把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侵略者征用到华北的三千多名台湾同胞遣返回故乡。这些台湾同胞急于返回故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返乡之举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同乡会的工作是十分辛苦和重要的。张我军的好友洪炎秋被推举为会长，张我军也被推举为同乡会的委员并担任会中的一名服务队长，竭尽全力为台湾同胞顺利返乡做了许多工作。此外，张我军还应第十一战区的接收人员的要求，为接收人员接收敌伪机关充当翻译和助手，为接收工作的顺利进行做出了贡献。
前一章说过，张我军曾经答应了张光正代表共产党向他发出的到晋察冀根据地参观考察的邀请。当时，他前往根据地参观的事情还没有安排妥当，但八路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挺进到了北平的郊区，张我军的学生甄华也在这支部队里，并担任了领导干部。于是，原本计划的参观根据地的安排就临时改为到这支部队去同甄华见面。1945年11月9日早上，张光正陪同父亲来到西单路口，指给父亲引导他去南安鹤村八路军驻地的交通员，要父亲跟在交通员的背后，并叮嘱父亲路上小心。然后他站在路边目送着父亲渐渐远去的背影。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为他们父子之间的永别。不久张光正随清河军校开赴保定，一年后又撤回根据地，父子二人以后无缘再相见。这在张光正心里留下了难以言说的感伤和遗憾。有关张我军与甄华见面的具体情况，在当时并没有人了解。多年以后，在甄华致张光正的一封信中曾经有所披露：“我出国留学之后，到日本投降以前，再没有和你父亲接触，但我总是想念他。日本投降以后，我和王乃天同志有一段时间住在（北平）西郊南安鹤村，我打问到他还在北京，故请他出来谈话。首先感谢过去他对我的教育和帮助，又向他了解离别后的变化情况；另外，我对他的爱国热情加以鼓励；并向他谈了日本投降后的形势和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我还劝他继续留在北平做些对党有益的工作，他当时表示同意。关于回台湾的问题，他也向我提出过，我表示他留平与回台湾问题，由他自己决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当时你父亲很兴奋，本来还想再见面，由于美空运国民党军队进驻北平，封锁日益加强，联系困难，我们逐步后撤，联系中断。”甄华：《甄华致何标涵》，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40—41页。这段珍贵的回忆真实地展现了张我军对于光明进步的新社会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