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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面提及过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张我军的这种做法再次表明张我军对这两次会议的态度，表现出张我军这种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他的这种做法是十分令人感动的！而且在论及这些日本作家的时候，张我军也是从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对这些作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介绍和评价，有着自己独到的眼光和见解，既没有贬低他们，也没有过分的溢美之辞，保持了一位学者的独立人格。
虽然现在我们能够透过历史老人的面纱比较清晰地看到这些史实。但是，在当时，这件事还是给张我军带来了很大伤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生活道路。历史就是这样，有些事在近距离之内是很难说得清的。不过当时的张我军并没有也不可能有过多的时间和机会去思考这些，他在为生计奔波忙碌于各个学校的课堂之余，依然活跃在当时的华北文学界。
其实，在张我军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之前，他参加各种文学活动也是很频繁的，除了上述的与好友张深切主编的《中国文艺》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外，在其他文学活动中他也是比较活跃的。当然，这也正如前面所说，既因为是他自己有着对文学由衷的热爱，也有着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1941年1月，华北沦陷区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文艺团体华北文艺协会成立，张我军是这个团体的主要发起人，并在其中担任了组织部的工作。由于各种原因，这个文艺团体在活动了近半年的时间之后自行解散了。1942年9月，又一个文艺团体华北作家协会在华北沦陷区成立。较之华北文艺协会这个团体规模要大许多，组织也比较严密，而且与当时的日伪当局关系十分密切。值得注意的是，在组织华北文艺协会时十分活跃积极的张我军并没有在这个团体中担任任何职务，甚至连普通的会员都不是。即使是在张我军参加了两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之后，他也没有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1944年9月，华北作家协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新的机构和人事安排，各个部门的组成人员中仍然没有张我军的身影。目前已经不能详细地考察其中的原委，但是根据张我军的一贯表现，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张我军在有意地进行回避。因为这个团体与日伪当局有紧密的联系，而张我军却不想和日伪方面发生过多的往来。但是，由于张我军的名望以及他的日本籍台湾人的特殊身份，他还是身不由己地参加了这一团体的一些活动。尤其是在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召开以后，日本的许多从事文学活动的人频频来华北地区进行视察等活动，张我军在无奈之下参加了许多招待、应酬的活动，也与一些日本作家有了更多的接触，有时还被冠之以华北作家协会的评议员的头衔。如：1943年5月13日，张我军参加了华北作家协会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欢迎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林房雄与河上彻太郎的招待会；1943年6月4日，张我军列席了华北作家协会第十一次干事会。这次会中的一项决议是准备在北京的各个报刊杂志上开辟“学术讲座”专栏，并决定由张我军担任在《国民杂志》上设立的“日本事情讲座”的主讲；1943年6月24日，张我军以“本会评议员”的名义和华北作家协会的全体干事、书记一起参加了日本协会在北京饭店为小林秀雄举行的欢迎会；1943年8月12日，张我军又以“本会评议员”的名义列席了第十三次华北作家协会干事会；1944年1月3日，张我军参加了华北作家协会招待报道部关系人物的招待会。
当时的媒体对这些活动只有一些浮光掠影的报道，没有记录下其中的详细情节，我们无从知道张我军当时的具体言行和心情，但也不难想象当时他身不由己的无奈和慨叹，这种活动必定是张我军所不愿参加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能虚与委蛇、敷衍了事。
1944年3月，为了响应日伪方面筹划组建沦陷区统一的文学团体的活动，华北作家协会于9日和10日这两天召开第19次干事会，推举人员，准备把华北作家协会改组为中国文学协会华北总会，这样一来，沦陷区的文学将要被日伪方面更加严密地控制起来。张我军名列其中，在这次会议中被推举为评议员。接下来，分别于3月22日、28日和4月7日、18日召开了四次筹备会议。张我军出席了其中的第一次和第四次筹备会。在前三次会议中他们决定将这个新的组织正式定名为“中国文学协会华北分会”，通过了预算草案和理事会的人选，准备在4月23日召开成立大会，并拟定了成立大会的日程安排，写成了报告，由张我军和柳龙光将这份报告面呈给了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和教育总署备案。但是，在最后的第四次会议上，张我军提出了两点建议，直接影响了这件事的进程和结局。他提出：成立大会应该延期举行，华北作家协会须在成立大会召开之前解散。因此，即将就绪的“中国文学协会华北分会”的筹备工作就此停顿下来，最后随着局势的发展而不了了之了。而且，正在筹划中的“中国文学协会”南京总会和上海分会的活动也被推迟了。柳龙光：《编辑后记》，《中国文学》第5期第72页，1944年5月。从根本上讲，沦陷区筹建统一文学组织的活动的流产是当时社会大形势造成的，日本侵略者已经走在了崩溃灭亡的边缘，对于有些事情已经无暇顾及了。但是，就华北沦陷区来讲，本已就绪的活动突然停止了，张我军还是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这也许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使然吧。总之，北平沦陷时期，虽然他不可避免地与日伪方面发生了许多交往，但是，整体来讲他是经受住了时代和历史的考验的，没有丧失民族气节。
第七章 北平沦陷时期的张我军
第五节 信念坚定向往光明
身处在沦陷区艰难的社会环境下，张我军的生活是十分苦闷、压抑的。他不仅面临着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的由于对日伪当局的抵制态度而带来的巨大政治压力，还面临着个人生活的巨大经济压力。
由于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的残酷的经济压榨、剥削和掠夺，张我军虽然在多所大学里兼任教职，却只有十分微薄的收入，甚至不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只有靠翻译日文作品来补贴家用。尤其进入4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侵略战线的扩大以及在战场上的溃败，他们对沦陷区进行了更加残忍的掠夺，这就更加重了包括张我军在内的沦陷区人民的生活压力。尽管张我军辛勤的教书和翻译。有时还难免要找人借钱或是典卖家具，才能维持一家人十分简朴的生活。1943年2月4日是旧历大年三十，在这一天他也不得休息，在庆祝新年的同时他抓紧时间开始写作《北原白秋的片鳞》一文。在随后的三天里，他既要与家人团聚，又要和亲朋好友往来致贺，还完成了这篇文章的写作。可见其工作的辛苦程度。这一年的旧历年年底，张我军得到了一本书的版税和学校的年终加俸，因此得以还清了以往的债务，并有了三百元钱的富余。但是形势不容乐观，当时他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物价上涨的危机。于是，在完成了《北原白秋的片鳞》的写作之后，他立即南下上海、南京去寻找工作。这次南下历时二十多天，工作没有找到，反而白白浪费了三百元钱和二十多天的时间。等他回来之后，发现母亲已经卧病在床两三天了，物价也已经翻了几番，弄得十分狼狈。学校开学之后，事务更加繁忙，而且不仅母亲的病没有好转，妻子和孩子也相继病倒，最后连自己也病了。等到家人和自己的病陆续好转后，张我军的债务已多达一千五百多元。除了教书、写作和搞翻译之外别无“生财之道”的张我军，只好选择比较好翻译的作品，加紧时间工作。由此不难看出张我军所面临的巨大的经济压力。生活的重压使张我军十分疲惫、憔悴、心情抑郁。在张我军的长子张光正先生的记忆中，当时年仅四十出头的张我军就已经眼花背驼，呈现出不堪重负的老态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经常借酒浇愁。有一次，他在家里独自饮酒，大醉之后伤心痛哭，声称要出家去当和尚，在醉意朦胧中尽情地倾吐着自己极度苦闷抑郁的心情。
但是，张我军并没有真的丧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日本必然会失败，中国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信念支撑着他勇敢地面对黑暗的社会和艰难的生活。在当时严酷的社会环境中，张我军也曾经对人倾诉过自己的这个坚定的信念。据张我军的学生宿白先生回忆，1984年他去日本访问，曾经会见了过去在沦陷区北京大学教授日本史的冈本坚次。冈本坚次和宿白先生谈起了在沦陷时期北大文学院的旧相识，特地提到了张我军。冈本坚次告诉宿白先生他和张我军有过一些私人接触，说张我军在沦陷期间就敢于公开表示只有日本撤兵才会有和平。张我军还和冈本坚次说过“从历史上看，外族占领中国的时间不会太长，最长也长不过百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张我军还和冈本坚次见过一面，他对冈本坚次说：“你看，我过去预测的时间太长了，仅仅强占了八年，从九一八算起也不过十几年！”就连身为日本人的冈本坚次也不禁感慨地说：“张先生正直爽快，不畏强暴，是一位真正的爱国学人，让人敬佩……”宿白：《北平沦陷期间有关张我军先生的二三事》，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46页。而且，即使在自己的生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张我军仍然坚持资助他人，帮助亲朋好友。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张我军无私地资助叶平子到北京来上学。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叶平子一直生活在农村老家，由于战乱没有学校可读，家里又没有能力送他到城里读书，到40年代初他已经失学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