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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就妇女解放的第一步而言，张我军是旨在唤起女性自觉，使女性从旧道德、旧礼数的恶习中解放出来，努力争得自己的解放，并进而共同为台湾的前途努力。
鲁迅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以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然而，梦毕竟是已经醒了，再要回到昏睡的状态，怕是也难。所以最紧要的，还是给梦醒了的人找到可以走的路。作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旗手，张我军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觉醒的心是不能完成妇女解放的重大使命的，还要想出根本的解决办法。因此，必须首先废止买卖婚姻的聘金制度，使婚姻成为真挚爱情的结果，“向着创造的结婚的路上去”。只有秉性相近、志趣相投的两个人才能走到一起，才能尊重彼此，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而要废止聘金制度，女性的自觉是必要的前提，但“目前的最大急务”，却是“打破大家族主义”。理由很简单，“在大家族制度底下的婚姻简直是女子的人身买卖”。高尚的婚姻沦落为肮脏的买入和卖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女子仅是“生儿育孙”的机器，是人家买来的仆从，与奴隶无异，还谈何平等，谈何人格？
家庭制度问题，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曾引起知识分子们的普遍重视。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大家庭制度社会，“四世同堂”一直被奉为模范家庭的理想。在农业时代，大家庭制度有效地解决了劳力供给的人力资源问题和由野兽侵害所带来的安全问题。然而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力和物力资源的丰盈，其流弊对人性造成的扭曲、扼杀就逐渐显现出来。而大家族制度下的婚姻却又是最泯灭人性的。所以，“我们如果承认我们是有人格的人，一定不能满足于这种灭杀人格的、机械的结婚”。要打破大家族主义，张我军认为必须由相爱的男女组成一个新家庭。对于双方的家庭“都不必负什么义务，他们的义务不在对于以往是在对于未来，他们要共同维持他们所组成的新家庭”。这里，张我军虽斩断了个人从属于大家庭的关系，主张小家庭的创造，却并不代表新旧家庭关系的终结，他并没有完全抹杀子女应对父母所尽的赡养之责，仍然主张“第三家庭指新家庭。对于第一家庭和第二家庭指双方的旧家庭。的扶养，如有必要时亦当负担全部或一部”。
“然而欲彻底地实行前面所说的话，必不可缺的是经济的独立”，尤其是女子的经济独立。“因为从来的女子大都生活不能独立，所以到处要受挟制，倘能自食其力则能自由行动这是不消说的。况且欲打破从来的恶习，欲反抗旧家庭的压迫和强制，只有靠经济独立才能彻底地实行。”张我军：《聘金废止的根本解决法》，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97—100页。这就又回到了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提出的问题。
可以说，张我军对于妇女解放这一问题，是着眼于现实实行的可能性并经过深思熟虑的。总体说来，他认为女子的解放应该是首先立足自身，女子自己自觉、自尊是前提，而最根本的则是经济的独立。
三、关于文化信仰问题
1。 对东西方文明的态度：取长补短，不拘执一方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就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随着传播、接受力度的加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渐渐成为社会的“流行语”。由坚船利炮振兴实业以富国强兵，到维新、革命来改变政体，再到从文化、心理的中西比较来要求国民素质，中国学术思想随之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知识界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也开始进行更自觉的、更理性的思索和探讨。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闭关锁国政策和儒家孔孟之道的弊端就显露无遗了。它不仅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道德，更限制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相形之下，世界各国文明进步日新月异，而古老的中国却依然沉醉在自己所编造的“世界第一”、“惟我独尊”的幻梦里。鸦片战争的利炮，炸开了中国关闭几千年的大门，惊醒了东方龙的迷梦。中国人从此睁开眼睛看世界，开始审视自己的不足。中国龙觉醒了，代价却是惨痛的，它带给中国的是史无前例的打击和无法弥补的耻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然而我泱泱中华、巍巍河山竟被八国联军肆意凌虐。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了深重的伤害。这种残酷的事实，迫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谋求中国开化文明的路途，逐步探索出西学东渐的改革方案。
西方近代的科学民主与中国封建的迷信专制水火不容。一面是先进文明，一面是保守腐朽。所以，在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中，“西学”与“中学”的根本对立凸现为非此即彼的存亡之争。一声“打倒孔家店”的呐喊，终于喊出了中国前进的希望。陈独秀提出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要求打倒忠、孝、贞操等一切非人性的旧道德；胡适提出“全盘西化”，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要死心塌地地去学人家；鲁迅说少读或者不读中国书，猛烈抨击种种所谓的“国粹”；吴虞在喊出“打倒孔家店”之后，接续鲁迅大讲孔教吃人。总之，必须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的旧文化，除此，中国不足以自救，自强和自新。
然而，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一开始就伴随着封建旧传统文化的拼死反抗。那些固守“中学治身心”、“中学为本”的宿儒，提出中国的“精神文明”或“东方文明”的优越性，并继而引发了东西文化论战。该论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涉及领域之广，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论战在回归传统与全盘西化的两极对立下展开，文人学者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从东西文化优劣的比较，深入到新文化的建设领域。
李泽厚认为实用理性是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特征。“所谓‘实用理性’，就是它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乐观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148页。因此，尽管孔孟文化在中国人心中已经积淀了相当深厚的情感因素，中国文化还是能够“用清醒的理智的态度去对付环境，吸取一切于自己现实生存和生活有利有用的事物或因素，舍弃一切已经在实际中证明无用的和过时的东西，而较少受情感因素的纠缠干预”同①，第1149页。，最终选择吸取外来文化来丰富、充实和改造自己。这是一种观念的解禁，是一个开放的大世界的文化观，只有吐故纳新，中国才能步入先进民族之列。
深受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影响的张我军，深感台湾当时的文化之落后、闭塞，因此积极致力于向台湾民众引介大陆的先进文化思想，倡导西洋文明就是其中之一。张我军认为：
从今日的社会看去，东洋文明的缺点比比皆是，而其不合现代人的生活，也是众人所公认而且痛感着的。日本之所以有今日者，一跃而为三大强国之一，与其说是东洋文明之力，倒不如说是东西文明之合力。与其说是东西文明之合力，倒不如说是西洋文明之力。张我军：《欢送辜博士》，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9—10页。
张我军的这种观念是他在厦门时受大陆新文化运动影响时便已经奠定了的。1923年4月，他在《台湾》杂志第4年第4号发表《寄怀台湾议会请愿诸公》，就曾呼吁“休将旧习守东洋”张我军：《寄怀台湾议会请愿诸公》，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226页。。因此当辜鸿铭秉承日方旨意，在台湾鼓吹“东洋文明”时，张我军毫不客气地说：“他的思想的腐败陈朽，在中国是老早就有定评了，所以也不用我来批评。然而他这次的渡日、渡台，说是带了一种新的使命，是欲在日本、台湾提倡东洋文明，鼓吹东洋精神。反过来说，便是要排斥西洋的精神、西洋的文明。而这层是我们所以不满意他的”。最后，张我军责问辜鸿铭，“还不觉悟东洋文明或精神之不合现代人的生活吗？……还不承认东洋文明或精神误了中国吗？要记得！输入西洋文明太迟的中国，是被东洋文明弄坏了的……”同①。由此可见，在张我军看来，西洋文明是与现代人和现代国家最相适宜的文明，西洋文明对于东方国家的益处不仅不能忽略而且应该大书特书的。
然而张我军虽是西洋文明的拥护者、倡导者，却并非主张全盘西化。只是因为身处现代社会，传统文化不免因僵化而形成流弊，并限制现代文明的发展，所以，他才特别强调西洋文明之功以突破困境的。张我军认为：
我们虽然不可无条件容纳西洋的精神或文明，但也不当固守着东洋的精神或文明来顽拒它。须知世间事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东洋文明有东洋文明的好处，而西洋文明也自有它的好处。我们处今日之时世，当取长补短，不该拘执一方，以致得此失彼，误己误人，误了社会。张我军：《欢送辜博士》，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9页。
在对中西文化有了深一层的认知之后，无疑，这种“取长补短，不拘执一方”的态度是比较科学的。
2。 对宗教与迷信的区分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孔孟学说是用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