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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的同志们说：“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尖锐复杂的夺权斗争，就不能当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主席的好战士。”他们不愧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派。把夺权斗争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上来，这是每个革命造反派必须思考的头等大事。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是东北的新曙光。
黑龙江省夺权以后，除了《人民日报》报道以外，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其他中央舆论工具也用各自特有的形式作了报道。《人民画报》在重要位置转发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勤务组在一起学习的照片。一时间，中央新闻单位的记者云集哈尔滨市，黑龙江省夺权前前后后成了中国的新闻热点。
毛泽东对黑龙江省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做法十分重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及时地进行了总结，此后，发表了一系列最新指示。
我在夺权后的第三天到《黑龙江日报》社去检查工作时，《黑龙江日报》社的负责人高兴地翻指着新华社的电讯稿向我介绍说：“中央对于黑龙江省大联合大夺权大会的报道有四个方面是空前的。一是作出报道时间抉择最快，1月31日开会，2月1日晚间，新华社就发出了电讯稿；二是电讯稿全部采取双行快速电传；三是大会的各种文告和领导讲话都是全文照发；四是要求上述电稿必须全部抓紧时间在头版和其他显著位置转发。”
中国共产党十大政治报告说，继上海一月风暴之后，毛泽东“继续总结了黑龙江等一些省、市的经验，确定了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参加的，实行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全国的夺权斗争。”这说明，黑龙江省第一个搞了“三结合”之后，毛泽东很快发现这个办法好，把它确定为一种基本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推动措施。
如上所述，黑龙江省建立“三结合”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当晚，总理办公室打电话问我潘汪的职务安排；新华社1号很快转发了黑龙江省的消息；接着通过《解放军报》社驻哈记者站，于2月初推动我们造反派头头总结夺权经验，并于2月9日，通过《人民日报》全文转发新华社《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一文。
毛泽东通过“两报一刊”传到了他对前一段夺权斗争的理论概括：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为什么毛泽东这么重视黑龙江省的经验呢？当时我和任万新、董学章等一些同志做了这么几点分析：
其一、打倒一切严重。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是从《五？一六通知》开始的，毛泽东在5月改组了中央文革，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以后，各单位群众联系实际揭发本单位领导的问题，差不多的领导遭到了炮击；而从6月5日开始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刘少奇主持中央决定派出工作组，并且发出了《中央八条》，对各单位的群众运动实行了高压，数以千万计的群众，被打成“反革命”、“右派”、“混水摸鱼分子”。但是，这些被压制的少数派，并没有被压服，而在《十六条》颁布以后，他们组成了各种不同形式的造反派组织，产生了比6月初要大得多的反劲、冲劲，各单位的党组织由于执行了《中央八条》，而全面受到了冲击，变得十分被动，致使各级领导全面陷入瘫痪。到了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之后，造反派开始夺权，加上领导层分化，各单位造反派组织门派林立，山头四起，就使打倒一切更加泛滥。除了党中央，全国各级权威丧失殆尽。毛泽东认为必须解放一批干部，逐步贯彻干部政策。黑龙江提出了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契机。
对此，《红旗》杂志在1967年第四期发表社论，题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文章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中，怎样对待干部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关键问题。”文章重申毛泽东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文章说，经过半年多以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考验，证明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文章引用1942年在《整顿党的作风》这篇文章的一段话说，“对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同志，也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接着，文章长篇引用毛泽东1944年在《学习与时局》中一段关于对待陈独秀和李立三路线的两个教训的论述，苦口婆心地要求当时的造反派引为借鉴。
其二、无政府主义严重。这是打倒一切的必然结果。由于各级组织瘫痪，各种党政机关有名无实，不知所措，无政府主义泛滥。如何建立新的革命权威，黑龙江省的三结合结构值得借鉴。对此，《红旗》杂志于2月4日，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一篇专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文章论述为了造走资派的反，必须不管他们的“纪律”之后接着论述道：“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来说，必须粉碎反革命的纪律，同时，必须自觉地遵守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于是文章大段大段引用列宁、毛泽东的有关革命纪律的论述，提出必须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化，反对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文章说：“半年多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运动，冲垮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纪律，这是天大的好事。但是，我们绝不是不要任何纪律，绝不是提倡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又说，“不克服这些东西，不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性，就不能组成坚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就不能同敌人战斗，就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些话说明无政府主义是多么严重而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文章转而论述了建立革命权威的问题。
显然，在这种背景下，黑龙江省的经验就显得十分宝贵。
第一、黑龙江省的经验是通过三结合建立临时权力机构，把军队首长和原来有影响的革命领导干部置于这个临时领导机构的领导核心，同当时最具革命权威的造反派头头相结合，这就在新的条件下树立了革命权威，成为众多的群众组织和广大干部的新的号令中心，解决了无政府主义的泛滥，推动了社会秩序尽快地走向正常，保证了工农业生产的进行。
第二、黑龙江省的经验是全国省级夺权第一个在夺权机构中有革命干部的省份，提出了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使一些在群众中享有威信的领导干部有机会站出来工作，这就为逐步引导群众向着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向发展，为解决团结干部大多数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第三、黑龙江省的造反派自觉地提出了造反派自我教育、自我整顿的问题。所以，《人民日报》《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特别提到我在前面引用的学习毛主席老三篇、《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以克服错误倾向的那段文字。造反派内部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方面的问题，是关系文革成败的大事。应该说，这是许多人引以为忧的事情，何况明察秋毫的毛主席。
第四、黑龙江省的经验解决了夺权之后，怎么命名一个全国可以统一的临时权力机构的问题。上海叫人民公社，山西，贵州也有自己的不同名字。这些地方也叫临时权力机构，但缺乏稳定的结合机制，不容易形成革命权威，一些地方因而出现了反复夺权的现象。黑龙江明确提出军干群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这就是黑龙江省夺权经验的可贵之处。基于上述几点，毛泽东当机立断，及时地肯定了黑龙江省的做法，快速转发了黑龙江省的经验。
在那些日子里，我一方面，觉得自己和师院的同志们一道，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即进入社会的第一仗，出师大利，并有所贡献，见到战友们，一个个伸出热情的手，同我握手致意，备感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对于开展省里的工作，又觉得脑子一片空白，茫茫然，不知所措，感到寝食不安，自觉有点傻傻乎乎，很不自在。因为自己原来只是个学生，虽然一直当学生干部，当过教员，前一阶段当了造反团头头，从少数派发展到多数派，积累了一些群众工作的经验，但是省里工作，千头万绪，方方面面，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特别是进门或重大集会，总要我走在最前头，感到很不自在，很别扭。直到红革委机关搬到一0七，还有人因为这一点，对我在背后指指点点，用双关语讥笑我没有官架子，这时就有人出来批评，要他们见我不要嬉皮笑脸，对我放尊重一点。我听到这些话，也感觉很不是滋味。感到遭熏烤、受熬煎。
同我在学院工作相反，我担任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一把手期间，因为怕犯错误，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不搞大篇讲话，自觉地夹起尾巴；工作起来主动性差，不能推出系统性、系列性的工作安排。有的同志还为我捧场，美之曰“大智若愚”，教我哭笑不得。
当时我们作了这样的分工：我负责运动，刘雪锋负责生产工作，游兴懋负责组织建设；潘复生协助我主持全面工作，汪家道负责支左和社会治安。那个期间的工作是在大家推动之下开展的，主要抓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件事，主持总结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当时驻黑龙江省的解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