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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有必要再补充一点：当时从中央到基层，有一批被党组织认定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被抛出来同“三家村”捆起来加以批判的对象，这时造反派不以他们为重点，并认为它是走资派“舍车马、保将帅”的一种伎俩。此时，这些人从心里很欣赏这种做法，认为这样替他们说了公道话，其中不少人后来转为支持造反派。这就使后来的运动更加复杂起来。这些被抛出来的所谓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同党内各级领导人往往有着千丝万缕难以说清的种种联系，全国各地都有，在黑龙江省，有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恒轩（其把柄是他的《诗话》）等，在哈尔滨市，有市委副书记郑依平（主管文教），宣传部长牛乃文（口实是搞封资修文艺）以及各高校等一些党内领导人（如哈师院的常杰民）。这些人就是前述中央领导人称其为“黑帮”者。
写到这里，恕我直言，在中国共产党内有那么一些领导人（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他们在党内斗争的历次运动中，常常见风使舵。耍两面派，左右逢源，极尽其能事，批判别人，引火烧别人，只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就行，甚至以此作为攀高附贵之梯。林彪深悟此道，提出“用B52的力量打B52”，就是抓住了党内斗争中一些人的这一特点，后来邓小平对华国锋使用的清君侧，搞掉汪东兴、纪登奎、陈永贵等人，最后推翻华国锋，也是这种打法。这是后话。在文革中，不少领导干部又故技重演，最后招致烧了自己。这是人们分析文革现象不可不注意的一点。关于这个问题，我还将在适当的时候，叙述我所经历的情况。
在当时，不能批走资派，就要被戴上保皇派的帽子，所以，八八团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也不得不在这方面做做样子，在当时弄得很被动。但是，假的就是假的，八八团这么做，终究脱离群众，最终使自己的圈子越来越小。
第二个方面是如何对待工作组进院的路线问题。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再理理一些线团。
前面已经提到，在毛泽东不在北京时，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面对北京大、中学的情况，从6月5日开始，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从北京大、中学到中宣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后又到各省市，派出工作组，到基层单位反“干扰”，抓小鬼。他们决定：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并且说：“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快。”在黑龙江省是7·16之后，先后向各大专院校派出工作组。工作组到单位之后，代行党委“继续”领导文化大革命，按照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制定的“中央八条”为指导进行工作。
这八条规定是：“大字报不要上街”：“内外有别”：“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等等。这些规定，很对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人的心思，除了1957年形成的老子就是党的定律起作用之外，还就是以为这样可以保护自己，免遭烈火烧身。
工作组到校后，一反揭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委领导人搞修正主义的做法，提出现在运动中，出现了一批假左派、真右派，他们以揭批走资派为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不清除这些干扰，就不能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于是，在群众中大抓所谓混水摸鱼的反革命分子，因而遇到了强烈的抵制。6月20日，刘少奇女儿刘平平上学的北师大第一附属中学，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
大字报针对工作组写道：“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唯一准则，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
刘少奇得知后，找到工作组和他的女儿刘平平，对他们说：“出现说工作组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
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到清华大学，因为这里有王光美——刘少奇夫人蹲点。
6月19日，清华大学蒯大富提出要赶走以叶琳为组长的工作组。6月21日，蒯大富贴出大字报：“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中，那么，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一大字报的出现，被刘少奇委托的王光美看在眼里刻在心底，这是她去清华园的第三天，作为工作组成员正式进入清华园的第一天，便认定“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
王光美在清华园的出现，引起蒯大富等人的重视，并满怀着希望邀请她去听听基层群众的意见。于是，通过电话，约定王光美去参加他们的会议。但是，第二天，去的人不是王光美，而是工作组的一位秘书。第二天，蒯大富贴出大字报，质问叶琳这是怎么回事？谁都知道，这矛头直指王光美。当晚，叶琳亲自主持对蒯大富的声讨会，但蒯大富毫不退让。在这种情况下，6月26日，在王光美的指使下，由工作组组织清华学生游行示威，呼喊“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坚决打倒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等口号。27、28日，清华大学又两次举行批判斗争蒯大富的大会。从6月下旬开始的这种以抓“混水摸鱼”为名的所谓反干扰运动，不到20余天里，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24所高校，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
在我们哈师院，工作组进院以后，由党委拟出的名单，欲打成“右派”、“反革命”的师生达180余名，其中学生162名，政治系师生18名以上，仅政治系共同课教研室14名教员，被拟抓的竟占了一半。再者，在这些被拟抓的师生中，其中，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解放军子弟为少数，仅七十余人，而大部分是以家庭出身不好或在历次运动中，党委或系里认为有问题的人的名义被定为“混水摸鱼”的。
在进驻化学系的省委工作组的记录本上，记载着挨整的师生这样惊心动魄的话语：“××怕了，说话也糊涂了，精神不正常”，“×××非常紧张，……我也完了，有死的心”，“×××谈话就是哭，谈不出具体问题来”，如此等等，其镇压之狠，可见一斑。
《十六条》公布以后，这些被称为“右派”、“反革命”的师生获得了解放。但是，对革命派进行围剿打击的内幕事实，对推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没有揭露和批判。1966年《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对此是这样鼓动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
据此，我们造反团认为，工作组是刘邓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工作组进院以后执行的是一条对抗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制定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党内那些从中央到地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对推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和事，进行揭露和深入批判，把那些整我们的黑材料及其内幕揭发出来，才能真正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才能进一步揭露因为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拼命阻挡文革的真实目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把今天他们同毛主席对着干的事实与过去他们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使人们看清这之间的历史脉络是如何相受相承的。文革中，我们政治系学生回顾党史课教师讲课，刘少奇和邓小平同毛泽东在建国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大庆建设与开发、如何搞经济建设等许多方面，确实有重大的原则分歧的历史事实，直到自己亲历社教、文革搞法对立的公开化的体验，越深入思考，越觉得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大，对于派工作组极为反感和义愤。我们提出“反帝必反修”，主张把斗争的矛头直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指刘邓，并把它作为我们造反团第一阶段的最主要的任务。不过，我们师院这时也还只是用党内第一号、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为代号进行揭批。这在当时毛泽东有指示。我在前面就已经说明，八八团的大部分骨干是学生干部，他们多数是党团员，还有一些人和辅导员或党团组织负责人曾积极参入过整理造反派的材料，也有一些人为政治辅导员提供打击造反派炮弹。再以中文系著名的“小操场事件”为例：参加围攻的人，大多数现在成了八八团的成员或骨干。因此，八八团从骨干到它的积极分子，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讳深莫测，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等于揭了他们自己的疮疤，公开了他们的秘笈。有鉴于此，我们当时认为，我们造反团在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面临着双重任务，既要把斗争的矛头，紧紧对准那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又要极为细心地把那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般人同他们区别开来，避免打横炮，力争团结大多数。当时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为有力的武器是挖黑材料（即整理造反派的“反党”材料）。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正是严格把握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