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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人的义和团想象中，我们既可以发现他们的历史记忆，又可以发现他们的宗教记忆。义和团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关于世界末日的幻想的表现。魔鬼部落来自东方，他们可能是匈奴人、蒙古人、义和团，以海沙般的人数围攻基督徒的蒙爱之城，世间已没有什么比末日更可怕的了。而东方魔鬼部落的降临，就是末日。义和团不仅印证了他们的黄祸预感，也印证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千禧末日的预感。这是同一种原型，东方、中国，蒙古人或义和团，都不过是想象的角色。
威廉二世的“黄祸”想象在众多的义和团事件的报道中变成了“真实”。更让人信服的是，画中那七个国家〔13〕加上一个日本，组成了八国联军，迅速占领了北京，并四出追杀逃散的义和团。早在义和团刚刚在山东、山西出现，几位传教士遇难的时候，西方人就已表现出复仇的急切。义和团进京，围攻教堂使馆，美国《时代》杂志刊文称：“中国，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人民，已经对我们发动了战争，北京的屠杀已经开始而且还将进行下去。所有的西方文明国家必须武装起来复仇。必须像对待食人生番那样对待中国人，将北京夷为平地。”越来越多的恐怖故事从中国传来：“白人妇女们正在遭受难以名状的野蛮折磨，据我们所知，有些受难者竟连续几天忍受可怕酷刑的折磨，痛苦难以细说，印度雇佣军起义的暴行也没有这般残酷。”“孩子们被当着父母的面杀害，妇女被强暴奴役，父母的折磨、残杀……毋庸置疑，文明世界不可能忍受这种残暴的屠杀，我们必须复仇……”在西方人眼里，义和团事件已不是中国与西方之间、义和团驱逐杀害洋教洋人的冲突，而是野蛮对抗文明、中国对抗世界的冲突。他们在将中国等同于野蛮的同时，也将西方等同于文明。这样，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就不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宗教与宗教之间的简单褊狭的仇杀，而是文明征服野蛮，体现着历史进步必然规律的正义行动。
所谓“中国对抗世界”的故事，终于以“世界”征服中国结束。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写作《北京之围：中国对抗世界》一书时，笔调是轻松的，就像他在写给读者的那段“前言”中开的那个玩笑样，那是大洋彼岸的一场狩猎〔14〕。英国士兵尼格尔·奥利芬特（Nigel
Oliphant）出版于同时期的《北京使馆之困日记》，也以同样的笔调叙述义和团恐怖残酷的“围困”与八国联军的“解放”，同样是个光明的故事。他们的著作代表着当时绝大多数有关义和团著作的态度。这是一个以恐怖与邪恶开始，最终英雄战胜恐怖与邪恶的老套传奇。似乎只有少数例外，一是像法国海军军官、富于东方主义想象的文学家彼埃尔·洛蒂（P。Loti），他随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为北京的废墟、死尸、抢掠所吃惊，哀叹世界上这个最后幸存的古老文明的神秘辉煌的都城，如今也消失了，地球上再也没有美与神秘，而那些庆祝凯旋狂欢的西方人，很少有人能想到，总有一天他所见过的中国那些“朴实精壮的农民”会掌握法国人的“现代的杀戮手段”，到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另一例可能就是普南·威尔，他不仅描述了义和团围攻使馆与教堂的恐怖，也描述了八国联军洗掠北京的恐怖。这是同一种野蛮，似乎没有战争是正义的。
义和团事件证实的“黄祸”恐慌，最终也只是虚惊一场。它的结局并没有威胁到西方国家，反而导致了那个“天朝帝国”的灭亡。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八国联军进驻紫禁城。在慈禧的寝宫里，普南·威尔坐在“这位亚洲最有权力的女性”的床上，看着房屋一角那个华丽的银制夜壶，尽量体会这个垂死的帝国权力中心的陈腐、乏味、永夜难眠的生活。那个用自己高超的权谋统治整个帝国，又幼稚到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慈禧太后，一年半以后（1902年1月）才回到北京。她从洋人给她提供的专列上走下来时，发现车站里有那么多她过去讨厌的洋人，但她还是“按照中国妇女的礼节，向他们行礼”〔15〕。紧接下去她又在紫禁城的大殿里宴请这些西方使节、军官的太太及孩子们。美国公使的夫人代表众夫人致辞〔16〕。然这种措辞总让人听起来有些别样，似乎是主客倒置了。不管怎样，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内乱外患，已使这个帝国无可挽救了，崩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1911年，少数革命党在少数城市意外的起义成功，竟使这个近四百年的天朝帝国顷刻间分崩离析。满清灭亡了，作为一个帝国，它已不可能再威胁西方。英国人莫里斯·科林斯（Maurice
Collins）在《大内》一书中说：“明朝的没落是中国历史的一幕，而清朝的灭亡则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它标志着中华帝国数千年强盛的终结，一种世界古老文明的衰落。然而，这不只是灾难的开始，科林斯于1912年说：“这出长剧远没有就此结束。如果说过去中国曾灾难深重，那么她注定还将遭受十倍于此的灾难。”〔17〕
三
中国作为一个帝国，已不可能再威胁到西方，八国联军的凯旋在新世纪的早晨将他们从义和团的恶梦中唤醒，但“黄祸”的恐慌即使在青天白日下，也还是无法消除。中国人巨大的数量与相似性，与西方人格格不入的、不可思议的个性，只要一想起来，就令西方人感到不安。西方人认为那些难以计数的中国人，冷漠、麻木、顽强凶残甚至诡计多端，就像一个只有一张面孔、一个头脑，却有无数支手脚的黄色怪物，他们才是历劫长存的、真正的“万岁帝国”所在〔18〕。最可怕的是，这些年里，他们竟不声不响地移民海外，深入到欧洲、北美，住在伦敦或旧金山，与神经脆弱的白人邻室或邻街而居，让麦克白夫妇们经常听到可怕的敲门声。帝国已经不再可怕了，可怕的是帝国留下的无数的个人，他们正悄悄地、瘟疫一样地流溢世界，蝗虫一样地吃光世界上的粮食，撒旦式地在个人的身上，突然复活帝国的魔影。这是西方人想象中的另一种黄祸，西方本土的黄祸。
义和团事件过去了，但黄祸的恐慌在西方并没有消失。那些出现在他们生活中的中国移民，仍不时唤起他们的恶梦。1912年，满清帝国刚刚灭亡，科林斯说中国的苦难才刚刚开始，这一年，英国通俗小说作家萨克斯·洛莫尔（Sax
Rohmer）开始创作有关“傅满洲博士”的系列小说。傅满洲的形象，一个阴险狡诈的中国人，成为二十世纪西方“黄祸”的化身。洛莫尔在回忆自己最初的创作动机时说：“我常想为什么在此之前，我没有这个灵感。1912年，似乎一切时机都成熟了，可以为大众文化市场创造一个中国恶棍的形象。义和团暴乱引起的黄祸传言，依旧在坊间流行，不久前伦敦贫民区发生的谋杀事件，也使公众的注意力转向东方”〔19〕。洛莫尔所说的谋杀事件指1911年伦敦东头的一桩团伙犯罪案，据说与当地华人黑社会有关。
傅满洲所代表的“黄祸”，或者说他所表现的西方关于黄祸的恐慌，已不是远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的义和团，而是近在西方世界核心的华人移民，那些在西方人看来丑陋、阴险、狡猾、肮脏、冷漠而又勤奋、麻木而又残忍的野蛮的“中国佬”。洛莫尔曾想将中国人（Chinese）与“中国佬”（Chinaman）分开，中国人指那些依旧守在中国本土的中国人，中国佬则指流窜到西方，生活在西方大城市的阴暗的“唐人街”（Chinatown）中的中国移民：“他们中大多是些恶棍罪犯，他们迫不得已离开中国，又没有在西方世界谋生的本领，就只好依靠他们随身带来的犯罪的本事。”〔20〕这是更为迫近的“黄祸”，直接威胁到西方世界的安全，使可怜的西方人，即使呆在自己温暖的家里，也会不时感到惊恐万状。
义和团是本土的中国人代表的“黄祸”，“傅满洲博士”是西方中国移民代表的“黄祸”。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由本土的中国人与西方的中国移民代表的中国形象，可能不一样，中国留学生与中国劳工，给西方人的印象也不一样。当然，西方人经常会将唐人街的中国人当作他们想象中中国人的代表〔21〕。这些中国人戴着西式礼帽，脑袋后面还拖着根长辫子，不男不女，他们虽然也穿着上衣长裤，但宽宽大大，看上去像睡衣睡裤，不伦不类。他们说着一种由刺耳的尖叫构成的古怪的语言，聊天竟像是吵架。他们把洗衣做饭当作职业，聚在拥挤肮脏的唐人街，一声不响地从事贩毒、赌博、卖淫等邪恶的活动；他们没有法律，只有黑社会……伦敦与旧金山的唐人街，留给西方对中国人的直接的印象是，那是不可思议而又危险的一群，他们以各种邪恶的手段生存，在那种可怕的忍耐痛苦与屈辱的沉默中，随时都酝酿着阴谋，任何时候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