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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茄谥泄哟蟮娜丝诨∩辖⒁恢Ц咚刂实摹⒐婺＞说木樱磺芯筒豢跋胂罅恕Ｓ幸晃挥⒐黄坦硭担绻⒐芄徽剂熘泄岸昴诰涂梢越⒁恢Т虬苋澜绲木印薄�8〕，如果沙皇的军队可以得到中国人力资源上永不枯竭的补充，他们就无往不胜了。有关俄国统治中国并使用中国统治世界的预言，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可以听到，十九世纪临近终了的时候，一个美国人曾预言：俄国将统治中国，然后印度——“亚洲将开始征服欧洲”〔9〕。
……
在一般人的头脑中，黄祸带来一种模糊的惊恐，只要一想到中国庞大的人口，而且已有上百万涌到其他国家，人们就会不寒而栗。欧洲人生活在小城小国，对庞大的人口尤其敏感。对他们来说，亚洲人口泛滥，欧洲如果没有技术上的领先，根本就无法应对。他们用“蒙古游牧部落”（horde）贬称中国泛滥成灾的人群，然该词最早出现于欧洲语言，指中亚腹地汹涌而出的野蛮人，他们是些半人半兽的怪物，不知所来，也不知所向，所到之处，无不令人惊恐……
克尔南想说，西方人的“黄祸”恐慌，其实既不是经济的，也不是军事的，而是对庞大的外族人口的某种“心理上的”（Mentally）的恐慌。这种恐慌可能根本没有什么现实或可能的威胁，只是它那令人厌恶的、异己的存在，就让西方人感到紧张、痛苦。麦都思曾描述过拥挤在地狱般的国土上的庞大的中国人口，并对此表示过传教士特有的同情。西德莫尔（Eliza
R。Scidmore）虽没有传教士的同情，但也毫不掩饰自己的种族主义偏见。他在《万岁帝国》开篇道：
从来没有一个外族人能够深入了解黄种人的思维方式。他们思维的起点与终点都与我们不同，是一个和我们相反或颠倒的过程，我们无法追踪和理解。……对于所有的东方人来说，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跟我们的差异那么大。没有一种记忆、风俗、传统、理念、词根或是任何一种象征能够把我们的过去和他们的过去联系起来。这就像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中国人之间，没有任何同情、关切、同感和默契可言。
他们巨大的数量和相似性令人震惊，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与他的三万万同胞的相像是让人感到可怕的。在这个巨大的帝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每个人都发现他们拥有相同不变的生理和心理模式——相同的黄色皮肤、坚毅的性格和刺耳、机械的语言；相同的住房、坟墓和服装；相同的偏见、迷信和风俗；相同的自私的守旧性和对于过去、古老事物的盲目崇拜。这种单调乏味、前后一致和人物、事件都不断重复的生活，令人讨厌，几乎使人感到怨恨。在他们占据的土地上，从西伯利亚到交趾支那，无论在哪里，他们都留着卑贱的辫子，穿着毫无感觉的棉鞋；无论在哪里，这人类最低劣的种族都堕落到肮脏、混乱之中。他们颓废、没落、麻木不仁，甚至对财富的丧失也无动于衷；他们自负、自私、颓丧、懦弱和迷信，没有想象力、感情、骑士精神或幽默感；他们不会热心于任何斗争，包括那些能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甚至对于谁将统治他们或谁将篡夺君权也漠不关心。
“黄祸”更多是一种西方文化对东方的想象。庞大的异己的人口本身就给西方人造成心理压力与恐慌。如果中国人不好斗也不好动，麻木不仁，那么西方人最多也只是反感和厌恶，世界上竟有这样一个卑劣的种族存在而且不断增长；如果有一天，这么庞大的人口突然变得嗜血好战，武装到牙齿，反感或厌恶就变成了恐惧和仇恨。那将是世界最黑暗的时刻，基督徒想象的世界末日。
克尔南强调中国庞大的人口对西方造成的心理压力。实际上“黄祸”恐慌的原因，可能更多面更复杂，有历史的也有心理的，有经济、军事的还有文化、政治的。西方文化充满排斥性与侵略性，也经常带有想当然的排斥性与侵略性，对异域文化的想象经常是“以己度人”的。罗伯特·杜鲁斯（R。Druce）分析“黄祸”的意义时指出：“不管怎样，某种有关‘黄祸’的观念不断侵扰着欧洲人的想象。‘黄祸’是一系列的恐慌，似真似假，若有若无。它对西方本土经济的威胁在于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工的涌入；对西方哲学与基督教会的威胁在于佛教的传播；而更大范围中对西方势力的直接威胁，则体现在中国正在与其他国家一道，争取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当然，最不堪设想的恐慌，还在于一种恶梦，黄种人像洪水一样在全球泛滥，最终统治世界。”〔10〕
二
“黄祸”是一场恶梦，是西方文化集体无意识深处对于东方的恐惧。“黄祸”恐慌在西方有多种理由多种表现，但直到1900年义和团事件，即使在西方文化中，它还只是一种没有多少人当真的梦魇。义和团运动爆发，起初只是山东山西几位传教士遇难，教堂被烧，然后是大批的团民涌入北京，围攻教堂使馆等。西方人的恐慌似乎终于应验了。有关义和团事件的各类报道出现在西方，在人们想象中勾画出可怕的“黄祸”景象：无数丑陋凶残的黄种人，头上腰上缠着血腥的红布带，挥舞着长矛大刀，野兽般嚎叫着，蝗虫般漫山遍野地涌来，所到之处，火光冲天，过后便是废墟一片。这是多么可怕的、地狱般的、世界末日般的场景。西方几乎所有有关义和团报道都在重复同一个故事，同一种恐怖的场景。在西方人的印象中，所有描述义和团事件的书信、小说、政府或教会报告，都在证明“黄祸”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历史必然的劫难。传教士的报告描述了他们的同伴与妻小在山西被砍头或以其他野蛮方式被折磨致死的血淋淋的场景，教士、使节、士兵、商人以各种形式介绍他们被困在北京教堂与领事馆的那个死亡夏天的日日夜夜。这些著作报道在义和团事件及随后的几年中，充斥着整个西方社会，以至1906年，亲身经历义和团事件的英国人普南·威尔（B。L。Putnam
Weale）要发表自己的见闻书信时，他的朋友告诉他，仅他自己的藏书中，就有四十三种有关义和团事件的著作。这还仅限于英语，不算西方其他语言写成的有关著作。
“黄祸”终于成为现实。在西方人看来，“黄祸”与义和团事件具有某种“互证”关系。义和团事件使“黄祸”的预言应验，然西方人关于义和团的印象，又来自许许多多所谓亲身经历者的“故事”，而所有这些“故事”，听上去又是同一个恐怖的故事，即“黄祸”的故事。普南·威尔希望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正视听”，而他描述的“事实”依旧是“老故事”，只是加入了一些个人的想象。他的《北京随笔》一开始就描述了一个处在戈壁边缘、野蛮世界边缘的黄尘漫天的城市——北京。这个城市在历史上不断被野蛮游牧部落入侵、洗劫、杀戮、夷为平地，已成为上帝在这个世界上选中的、反复展演世界末日景象的舞台。又一次劫难到来了。义和团像过去来自草原上的那些游牧部落一样，涌入这个黄尘弥漫的死亡之城。他们粗野尖厉地嚎叫着，像地狱里的恶狗（Hell
Hounds），放火焚烧房屋，火光与浓烟吞噬城市。这是普南·威尔描述的义和团进城的那个晚上：“……依旧忠于职守的帝国卫兵刚刚关上鞑靼城门，就听到一阵嚎叫，以前我从未听到过这么尖厉可怕的声音，也从未想象到世间能有这般恐怖的叫声。义和团来了。义和团第一次向我们扑来，他们穿过哈德门，从东面向使馆区逼近。他们已经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了三天，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除了我们这里的百十杆枪。义和团加上北京城里的那些流浪无赖，发现在汉人城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施暴的，大概又听说他们可以随意处置那些基督徒和欧洲人，所以他们就蜂拥向内城。他们发疯地嚎叫着，一阵一阵地，所有的人同时重复着两个字：杀、烧，而且声音一波比一波大。我曾听到一大群沙皇士兵向沙皇致敬时的吼叫如何响彻云霄，那种声音奇特极了，但是，还远不如现在义和团嚎叫得可怕。这种叫声听起来让人血液都凝固了，它凄厉、空旷，一声一声地重复，几个小时从未间断，叫声中包含疯狂与邪恶。……我们中的妇女已经吓呆了，水手们咕嘟着，这不是战争，比战争更可怕，是但丁描写的地狱。你直觉中已经预感到，如果这些人冲进来，他们会将我们的肉一片一片地从骨架上撕下来。夜漆黑，宝塔与城墙上箭楼的影子，看上去狰狞可怖，义和团可能随时都会冲进来，使我们粉身碎骨。”
最恐怖的不是某种经历，而是关于某种经历的印象。义和团野兽般的嚎叫，血腥的红色腰带……一位小时候读过有关义和团事件的书籍的美国传教士，听说自己将被派到中国传教时，做了一夜恶梦〔11〕。义和团围攻使馆、教堂，既是一次历史事件，又是西方人印象中“黄祸”恐慌的证明，后者比前者在现实中的经验更加恐怖。普南·威尔说：只有在北京这座城市，才能够想象义和团的恐怖，因为这是个在历史上反复被野蛮部落杀戮涂炭的地方；从金到元，从元到清，草原游牧部落经常从黄尘四起的戈壁中涌来，烧杀抢劫之后，尸体血污成泥，房屋宫殿成尘。如今又是一个尘沙蔽日的夏天，野蛮人再一次涌来。普南·威尔和他那些同伴在事变及其随后的回忆中，总禁不住将义和团与野蛮的草原游牧部落，即同一种野蛮势力、同一种野蛮方式甚至同一批野蛮人的入侵联系起来。历史的恶梦突然复活在眼前，纪元四世纪阿提拉手下的匈奴人血洗罗马城市，纪元十三世纪拔哥率领的蒙古大军横扫多瑙河畔、进逼布达佩斯，如今这些义和团，就是阿提拉与成吉思汗的后代。这是历史记忆在西方人的印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