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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起于八十年代的取两字姓名之风，似乎已经走入姓名变易之极端（一个字的姓名是不可思议的）。其弊端已经暴露无遗，有的名字，在极小范围内就有上百个重名者，连识别功能都不能正常发挥了。
作为形文化的称呼比姓名的外延广些，使用频率更大些，尊敬的功能也更强些。如果不要尊严，光有姓名就够了，管什么父子、师长、亲友，一律都直呼其名就是了。那样的话，人就不再是文明开化的了。中国传统称呼最显著的特征是存在尊称与谦称之分。尊称用于称呼他人，贵（如贵姓）、尊（如尊夫人）、令（如令堂）、府上、阁下等；谦称用于称呼自己或自己一方，如小、愚、敝、不佞、寒舍、家父家母等。称呼的尊卑之分，最大好处是提示人要尊重他人。尊重他人是一切社会的道德基础，无地域之别。无论到哪个地方，通过称呼一下子就可以判断：这里是文明的，抑或是野蛮（未开化）的，因为称呼是最直观的。执是之故，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或民族，都竭力保护传统称呼，避免被现代化浪潮冲击。尊重他人由教化而来，人的本性中并没有这一要素，用文明的方式称来呼去，就是一种尊重他人的“训练”。这种“训练”能够潜移默化，扎根人心，成为人的行为准则。寓道理于形式、程序、过程之中——这本身就是形文化的最大特点。形文化都是约定俗成的，全体遵守之，其存；全体漠视之，其亡。它一旦被破坏或否定，恢复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文革”改变了本来就所剩无多的旧有的称呼体系，重新制造了一个庞大的蔑视人权的新体系：把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称作“五类分子”或“黑五类”，把知识分子称作“臭老九”，把九类被贬斥者的子女称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把迫于生计跑到城市的农民称为“盲流”，把对现实有所不满的称作“现行反革命”，把非工农出身的有文化的人称作“小资产阶级”，把内部的异己分子称作“修正主义分子”，把出过国的称作“特务”，把被捕过的称作“叛徒”，把没有“问题”的人称作“同志”……仿佛倒退到了蛮荒时代。别小视称呼上的变化，这样的称呼持续了十年之久，就是善良的人也不由得信之三分了。
民俗民风
中国一向有尊圣人言之传统。先看一看圣人言：“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心，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乐记》）“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先王以《诗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习俗移志，安久移质。”（《荀子·儒效》）“变俗易教，不知化不可。”（《管子·七法》）“乐以移风易俗，礼以安上化人。”（吴兢《贞观政要·礼》）“风俗与化移易。”（韩愈《送董邵南序》）“风俗之变，迁染民志，关之盛衰。”（王安石《风俗》）“教化之移人也如置邮焉”；“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顾炎武《日知录》）。……这些并非圣人的危言耸听，中国人是照着做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对民俗民风进行大清理，或消灭之，或置换之，可谓一朝天子一朝“俗”。就连只取得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也是所到之处必砸文庙，捣圣像，发布讨旧宣言，连家庭这一至少延续了几千年的民俗也被无情地解构了，代以“男营”、“女营”的男女隔离制度。太平天国建立起一套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全新的强制性习惯体系。在这一体系之下，人们完全失去了按照自己意志行动的权力，成为受控于人的木偶。每一次社会动荡，民风民俗都是革命的首选目标。“文革”更是破天荒地全面毁灭习俗文化，建立起既不同于传统也不同于世界各国的民俗习惯体系。“文革”副统帅极具蛊惑性地叫嚷：“我们要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1〕他的话很快被红卫兵演绎为破“四旧”（四旧为“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飓风所至，寺庙、道观、清真寺、教堂、名胜古迹、园林花卉、工艺古玩、民风民俗无不在扫荡之列。颐和园长廊上的传统绘画故事，全被铲除了。
1966年8月下旬，北京红卫兵来到福州涌泉寺造反，一个红卫兵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能造一造佛门规矩的反，给老和尚找个老伴？于是批斗和尚的大会结束后，他问一个老和尚：“你愿意娶妻吗？”老和尚连忙摆手说：“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不同意也不行，红卫兵找来一个寡妇，把她与老和尚一起反锁在了一间屋子里。红卫兵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了。次日清晨，红卫兵也顾不上吃早饭了，直接来到老和尚与寡妇这里，打开房门，红卫兵惊呆了：老和尚盘腿打坐，寡妇则哆里哆嗦趴在床上〔2〕。
红卫兵的真实意图是消灭和尚，进而消灭佛教，因为如果每一个和尚都照红卫兵的命令行事的话，佛教在中国也就荡然无存了。
“俗”的原意为“大众化”，引申意思是“俗成”，即大众公认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准则，说白了，就是大家都做某一件事情，都以某事物为美，都遵守某一规则，都接受某种教化与“训练”，都保持强烈的凝聚在一起的欲望。民俗就是指引人们做这些事情的。习俗如酒，经年而愈醇。朝三暮四，难以为“俗”。德国人酷爱森林，可以从其古老的独属于日耳曼民族的朦胧意识（朦胧意识就是一种民俗）中找到答案。日耳曼民族的原始形象就是透过茂密森林的枝叶仰望浩瀚的星空。德国人的善于思辨、热爱自然与音乐都与此多多少少有些关系。徜徉在德国的现代大都市，竟然可以发现大量的森林，甚至还有原始森林。喧嚣的现代城市却保留着原始森林，多么不可思议。这就是民俗的力量。如果德国人也不断移风易俗、朝三暮四的话，恐怕这些原始树林早就成为祭祀新风俗的牺牲了。
良风美俗忌讳激进的变，三变两变，它就不复存在了。各国的实践证明，它可以为古人所利用，亦可为今人所利用。当然，风俗也并非绝对不变之物，适当做微调有利于延续与生存。但中国的情况很特殊，陋俗与良风美俗总是鱼龙混杂，许多习俗本是好的，由于激进的变，成了陋俗。比如孝敬父母是好的，但孔子所定“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中的“三年”明显过长了，当时人的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岁左右，人生能有几个三年？把大量时间用在守孝上，还怎么经营自己的事情？中国人并没有改正孔子的过激之举，反而在激进的路上越走越远。梁代居然出现了“尝粪心忧”的事情：庾黔娄的父亲庾易病重，“医云：‘欲知差剧，但尝粪甜苦。’易泄痢，黔娄辄取尝之”（《梁书·庾黔娄传》）。孝敬居然到了尝父亲粪便的地步，哀哉！其实，还有“郭巨埋儿”、“曹娥投江寻父尸”等更让人不忍卒读的故事。一部《孝经》把中国人激进、极端、夸大的国民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孝经》几乎由民俗之集成变成了陋俗之集成。民俗因过激而成为陋俗，并且二者紧紧地裹夹在一起，难以分开。这使得“移风易俗”有了出师之名——不移风易俗不足以铲除陋俗，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良风美俗因移风易俗而遭殃，却绝少有人注意到，遑论表示惋惜了。良风美俗在一次次变易中被湮没在讨伐声中。仅存的良风美俗像一瓣心香，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飘落下来，转眼间“零落成泥碾作尘”。
节日文化
节日文化的变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越来越少，一是越来越简。可以说，没有一个节日是保持如初的。始盛终衰，莫此为甚。中国人自古就重视事物的开始，轻视事物运行的秩序，尤其忽视结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大雅·荡》）简直是一个无验不灵的谶语。之所以“鲜克有终”，主要是一个“变”字在作祟。中国人能够发明创造出绚丽的节日文化，但却保守不住它。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