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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他又回到了杜少卿的身边，替少爷（不，老爷！）料理一切。少卿官运亨通，已远不止“少卿”之位，每天求见的人也不止臧蓼斋、张铁民、鲍廷玺几个，有时简直排成了长龙。为了得见这位老爷，王胡子那里的打点自然不能少。王胡子的本事是，他可以安排你见，也可以安排不见；他可以请少卿题词，也可以推托说不题词；他可以替你递个手本，也可以不给递手本。总之，有求于杜少卿的，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都绕不开王胡子这个奴才。在这里，他的油水着实可观。后来下面东窗事发，供出杜少卿收受贿赂，杜老爷这才紧张起来，找王胡子询问究竟，谁知这个奴才早已办好了签证，一看苗头不对，已经不知他的去向，临走时又拐了杜少卿二十两银子的事也是有的，但那不过顺手牵羊。他在某国银行的存款有说上千万的，有说还不止的，反正谁也无法查证，只好姑妄听之。至于杜少卿，虽无知人之明，要负一定领导责任，但毕竟自己没有拿钱（也有说拿了钱的，不过王胡子不能归案，也就没有足够的证据），从轻发落，给了一个警告处分，官还是照当不误。本来嘛，浑浊难分鲢与鲤，水清方见两般鱼。水没有清的时候，谁也难免有走眼的时候。
一转眼，王胡子又从地下冒了出来，这回好像已经加入了作协，名片上写的是特级作家以及几个什么研究会常务理事的职衔，据他说，是许多大款座上的常客，海外海内，飞去飞来，风光得很。没有几年，著作已经等身，都是这些大款怎么发财、怎么出名的秘诀或传奇，称凡是成功的大款，虽不是神光附体，也都半人半神，绝非凡品。知道内情的人说，这些作品都是他“工作室”的产品。臧蓼斋、季苇萧、牛浦郎、支剑峰、景兰江，这一伙儿末流骚客文人都聚集于他麾下。王胡子从大款那里弄钱，工作室炮制“故事”，各种故事的零配件大都现成，书的长短，故事的神奇度，均视钱的多寡搭配，买书号出版。王胡子自然得的是大头。铁臂张俊民这时已经开了一家保安公司，凭着他那一身功夫，网罗了一批无业游民。谁要是敢对王胡子工作室的作品说三道四，自有张铁民一伙儿去料理。花钱出书，花钱买断报刊版面做广告，花钱参加评奖，王胡子于是有利有名。然而，见过他在大款面前模样的人说，仍同当年在杜少卿面前一样。
奴才始终只能是个奴才，他对这奴才的地位甘之如饴。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一直是主子信得过的人。还是那句话：依附不除，王胡子永生。
“反戈一击”？
？ 闵良臣
开头就抄报：
……现在是胡适的语录随处可见的年代，似乎谁都会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是这样说着的人却未必真能体会到“容忍”背后的承担，掂量出这两个字的实际分量。“容忍”决不是无原则的无可无不可，不是无担当，相反它是建基于一种确信和肯定之上的勇毅，是要将自己的“所是”贯彻到底的固执。胡适是懂得这个的，所以他行事从不犹疑，哪怕为此担上千古骂名，也在所不惜。鲁迅也是懂得这个的，所以他骂这个骂那个，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不搞人身攻击。他的“不宽恕”，与其说是针对特定的个人，不如说是针对特定个人所代表的某种“不是”。在这方面，反而是日本的学者比我们对鲁迅了解得深入得多。我曾读过一个叫丸山升的日本学者就鲁迅对“洋场恶少”的公案所作的研究，他所爬掘出来的鲁迅在这一问题上的持论思路令我印象深刻；而我们的学者却常常是将自己的视野局限于鲁迅一时一地的片言只语，支离灭裂地来做他们所谓的“论”。
上文抄自2002年4月19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载《鲁迅的宽度》，作者张业松。
让我抄下上面这段文字的起因是读了2002年第八期《书屋》中一篇文章《事出刘文典》，作者邵建。一个人如果一点不知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坛那段历史，一点不了解中国当时的国情，如果没有读过鲁迅的一些著作，对鲁迅是一无所知，此外也没读过胡适的著作，对胡适也是一无所知。总之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只读到邵建先生这篇文章，就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篇“说理”极好的文字，尤其是从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现代作者的“现代正义感”和“良知”，看到作者虽“误入迷途”而却能知返，更难得的是作者“以我今天的眼光看，我不但可以理解胡适（然而我原先并不理解同时也不太愿理解），而且觉得，仅在这一点上，胡适比欣赏用‘火与剑’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鲁迅要深刻些，尽管鲁迅已成为‘深刻’的代名词”。说得多好——尽管我知道七十年前的鲁迅无论怎样地深刻或不深刻，也是不会有七十年后人的眼光的，更不会还能具体到有邵建先生这样的眼光，且不说邵建先生的“眼光”是对是错——真不能不叫人感佩。正因为是这样一篇极好的东西，我这个读者自然不仅不会放过，还来回很读了几遍。
古人说开卷有益，那是“泛指”，不能算错。后来有人不赞成这样说，说是不能说开什么卷即打开什么书都有益。这话有针对性，似乎也不能算错。读了邵建先生这篇约一万六千字的长文，给我最深也最直接的印象是，作者在感觉到“受害”之后进行的“反戈一击”。若有哪位老师要我总结邵建先生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我想应该是这样的：这篇文章主要是说作者先前认为鲁迅很深刻很伟大，因而也很崇拜鲁迅。然而到后来一天，当读了胡适、罗隆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在《新月》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当重新“了解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新月”派在上海的那段历史后，才醒悟过来，感觉到深刻的不是鲁迅，伟大的也不是鲁迅，深刻伟大的是胡适们。甚至从作者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到，鲁迅先生在“接受现代为文之原则”方面，连这篇文章的作者邵建先生都不如。于此，作者还有一段精彩的言说：
我不太想评价胡适的称谓问题（指胡适称蒋介石为蒋主席——引者注），这是个无足谓之的问题，尽管我同样对这种称谓由衷反感，也正因此我很能理解鲁迅的不满。我相信，这种称谓断不会出自桀骜的鲁迅之口，甚至“不合作”的鲁迅根本就不会去见这个郑三发子。然我依然愿意理解胡适，愿意理解这个谦谦绅士在这个场合下的这种称谓。退步说，即使我不愿理解，我想，我也不会出言以刺，更不会揆其心理。因为，我乐意接受现代为文之原则：既不怀疑对方的能力，也不怀疑其动机。只是我不知道，鲁迅时代的文坛是否有这样的“游戏规则”？否则，也不至于那样乌烟瘴气。
已经说了，这段话很精彩，但末尾一句似乎有语病，不知道作者是想说鲁迅时代就没有他说的“游戏规则”呢，还是虽然有，鲁迅却不遵循。不然，就让人莫名其妙这里的“否则”是什么意思了。因此，我觉得作者应该在“否则”之前加上一句类似这样的话：因为如果没有倒也罢了，大家彼此彼此；而如果有，那就肯定是可恶的鲁迅不遵循这“游戏规则”了。当然如果这句话一加上，作者那句表白自己的“更不会揆其心理”就要大打折扣，因为这样说，就有“揆其心理”的嫌疑。而他现在宁肯不讲汉语语言逻辑地故意卖掉一句，也就让人不好对其“嫌疑”了。不说也罢。特别是当邵建先生读了鲁迅1932年4月编成的《二心集》中第一篇文章《“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的第六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末尾的两个自然节后，对鲁迅简直是彻底绝望了。我们来看看他文章写到这儿是怎么说的。邵建先是把鲁迅的那两小节话原文引出，然后就大发感慨：“如果说，我刚刚读罗文（指罗隆基的那篇《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引者注），被罗的文字撞得浑身发热，那么鲁迅的文字——我分明感受到其中的阴阳怪气——却顿时让我周身寒彻，那是一种从心底涌出来的寒。我读不明白，‘新月’反国民党有什么错，要受到来自同一营垒的投枪。当然，鲁迅是不屑与《新月》同一营垒的。我使用这个词，仅仅是在反国民党的意义上。”抄到这里似乎应该先打住。作者一会儿说“来自同一营垒”，一会儿又说“鲁迅是不屑与《新月》同一营垒的”，按照常识，既然不屑与什么同一营垒，自然也就不和这什么同一营垒，而不和这什么同一营垒，又怎么说是“来自同一营垒”呢？我真是读得迷迷糊糊。这当然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邵建先生这样说，也就是说鲁迅当时是不反国民党的，意在可以激起今天（注意我说的是今天）的不知真相的读者的“义愤”，用心如果说不是“险恶”，也是很“良苦”的。他又接着说：“明明一篇大义凛然的警告，却被解读为‘小心你自己的眼睛’的用心，那么，这讽刺又是出于一种什么用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怜‘新月’这只小小的螳螂，不仅要面对前面的蝉，还要承受后面的黄雀。所幸它的注意力始终放在前面，它知道自己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同时也知道谁是自己真正的敌手。至于‘新月’的批判者至少忽略了这一点，‘新月’对阵国民党，正义在‘新月’，强势却是国民党。作为弱势的‘新月’正遭国民党打压，哪怕它平时有不少毛病，我是不是乘机上前也给它一下，让它肿了的脸索性再肿；谁叫你打肿脸充胖子，似硬实软？”我相信如果只看邵建这些话，谁都会情不自禁地骂一句：你看鲁迅倒有多坏！有了上面说的这些，作者因此也像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东晋的陶渊明一样幡然醒悟：觉今是而昨非。岂止是“今是而昨非”呢，简直就是觉得过去的感觉和认知害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