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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谲谏”的。这篇台词是不是绕弯子说话的“反讽”呢？
说到金圣叹，他的文学批评主要是揭发潜台词。他评《西厢》，常揣摩戏中
人心理，也就是潜台词。他评《水浒》，大挖宋江、吴用的潜台词，由此推出施
耐庵的潜台词，还腰斩出一个“贯华堂古本”来证明。有人认为，那里的所谓施
耐庵序也是金圣叹冒名顶替的。金圣叹喜欢批“应读作”什么。这就是说，书里
记的是台词，而“应读作”的是潜台词。
何止金圣叹？中国古代文艺批评中有不少是发掘书中的潜台词以至于书的作
者的潜台词的。对于诗文“命意”下“诛心”之论正是我们的古代读书前辈所搜
长的。这一点，当已有不少大文论及，不必多说。
清末（光绪年代）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说：“金圣叹论诗词，全是魔道。”
“圣叹评传奇，虽多偏谬处，却能独具手眼。至于诗词，直是门外汉。”原因是
金推重欧阳修的词，而陈不同意。陈说冯正中（延巳）的词“意余于词”，“不
当作艳词读”，即潜台词不“艳”；而欧阳永叔（修）“不过极力为艳词”，即
潜台词也“艳”。这明显是说，冯词的潜台词比欧词的高。可是这很难说。陈以
为辛稼轩（弃疾）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了无余意”。可
是随后没有过多少年，王国维《人间词话》却以这句词为一种很高的境界。很明
显，陈只读台词为“艳词”，没什么潜台词好说。王却读出潜台词为抒写一种境
界，那就不同了。究竟这些说法是辛的潜台词还是陈、王二人的台词，其下另有
潜台词呢？作《新五代史》那么方正的六一居士欧阳公怎么会“极力为艳词”，
而为官人品不高的冯正中君反而不是为“艳词”呢？原因何在？
作品和作者也可以看作台词和潜台词，不会完全一样。《白雨斋词话》也说
：“诗词原可观人品，而亦不尽然。”举了一些例子。又说：“冯正中（延巳）
《蝶恋花》四章，忠爱缠绵，已臻绝顶。然其人亦殊无足取。”“诗词不尽能定
人品，信矣。”诗文是台词，人品是潜台词。台词高妙，不一定潜台词同样好。
“口不应心”，虽非必然，却是常有。司马相如、金圣叹也是这样。说不定中国
古代诗文和诗人、文人有这样一种“传统”。原因可能是用于社会的文和处于社
会的人极难一致。司马相如的文有两面，正如他的人有两面。用现在的习惯语说，
他的一生和文章都是悲剧。遭遇很曲折，文章需索隐。文名极大，读者很少。到
现在他又以附于妻子卓文君而留名。这岂非悲剧？
几年前看到法国德里达的几本书。对于他的所谓“解构”，我难以发言，只
写过小文《解构六奇》。他有两篇文是一中有二。平行印出两篇，或纵（上、下），
或横（左、右）。不知是不是一是台词，一是潜台词。反正我看后莫测高深，觉
得两篇都是台词，无非捏合到一起而已。说两篇文是“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
都无不可。自己已经说出来，“潜”于何有？《小五义》中的“黑妖狐”智化口
中发誓，脚下画“不”字，也不能一张嘴同时说出两种话来。这样文章，不指为
“故弄玄虚”，也算是白费气力，因为难得有人明白，明白了又能得出什么？无
非是台词之外有潜台词，或则是解开“双关语”。
以我浅陋所知，欧洲人论文，从德里达上溯一直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对
于潜台词的重视似乎都不如中国。他们极力要把潜台词变成台词。现在是一面着
重分析台词本身，另一面又着重挖掘没讲出的潜台词，“分道扬镰”。然而，总
之，都是要把不明白的讲成明白，把明白的讲成数学公式，其实是更加不明白。
中国自从毛《诗》大《序》提出“比、兴”起，经过《文心雕龙》直到《人间词
话》，都不放弃讲潜台词。但讲法是把明白的讲成不明白，不明白的讲得更不明
白。好比佛家讲《妙法莲华经》，把一个“妙”字讲得无穷无尽。（竺法护译
“妙”为“正”便不妙了。原文此字sad 在这里只指“正法”之“正”，也是
“真”，单讲才深奥。）我们看轻潜台词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到不了一百年。
可是找“黑话”之风有一时期还声势浩大，仍然是重视潜台词的传统。可见不说
不等于没有。
台词是明白讲出来的，可以分析；潜台词就不然。欧洲人历来大多讲求明白，
说话要划清边界，极力把不明白讲成明白，连“神秘”也明白说出；可是也往往
越追求讲得明白越不明白。罗素、维特根斯坦就是眼前例子。海德格尔更不用说。
中国人历来大多讲求不明白，或说含糊，说话常闹边界纠纷，往往把明白讲成不
明白，引起过不少人愤怒。可是偏又有人不断称妙，所谓“妙不可言”。“不可
言”就是潜台词不能转为台词。印度人处于中、欧两者之间，摆的架势很明白，
喜欢一二三四报数，但演的什么又不明白；很讲划界却总是划不清；仿佛是台词
和潜台词不分。也许正因此，欧洲人把他们认作本家，而中国人也把他们看作亲
戚。“此在”（欧），“刹那生灭”（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中），
三句台词仿佛可以相通，但潜台词恐怕是大不一样：一个肯定，一个否定，一个
不定。
世界正在迅速变小。世界上的种种台词和潜台词也正在激烈冲撞汇合。看来
可能是世界台词越来越趋向欧洲语言，而潜台词反而像是越来越向中国语言接近。
“中国的”和“中国人”并不相等。围棋是中国的，围棋的世界大赛冠军不一定
是中国人。所以我这句“卜辞”并非中国人自高自大，不过是一句旁白而已。
（一九九O 年）
古“读书无用论”
“读书无用论”这个名字起得好。其来已久。最古的主张者也许是孔子的得
意门徒仲由，即子路。他曾对老师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
为学？”记在《论语》里（《先进》）。这就是说，有了人，有了土地（社）、
粮食（稷），还读什么书？有饭吃就是“学”了。书能当作饭吃吗？这话是从一
个人做官引起的，可见用意在于做官就是为学。孔子不赞成，也没有驳回。孔子
的私淑弟子孟轲也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矣。”（《尽心》）一捆竹简他才取两三条，公然说无书胜有书。诵读诗书的儒
家祖师爷尚且有此论调，“绝圣弃智”的道家和“摩顶放踵”的墨家之流更不必
提了。这是两千多年前的话。
不仅如此。“读书无用”实指书生无用，文人无用。此论也是由来久矣。试
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记载的，一千年前的五代时期的一些“妙人妙事”。
五代的国号是梁、唐、晋、汉、周。除第一代以外总是后一个比前一个更古。
若再有第六代，那应该是殷商了。不错，接下去的是宋。春秋时的宋国据说是殷
人的后代。只不知赵匡胤取国号时是否考虑过这一点。照国号看，这些国君应当
是“信而好古”的。然而不然。这都是文臣的主意。后唐明宗即位时，有人建议
自建国号。这位皇帝问：“何谓国号？”（卷二七五）他“目不知书。四方奏事
皆令安重诲读之。重诲亦不能尽通”（同上）。这才“选文学之臣，与之共事，
以备应对”（同上）。选出来的便是翰林学士冯道。他是历事四朝，历来挨骂的，
当时却被尊重如圣人。他官大，名大，其实不过是“以备应对”，起点咨询作用
的无足轻重的人。他自己也说：“我书生也。当奏事而已。”（卷二八七）不过
有时上上条陈提点意见罢了（《通鉴》里记了他的一些意见）。后唐明宗是沙陀
族人，不识汉字是不奇怪的。刘邦、项羽是汉族人，也是著名不读书的。
后晋一位掌权大臣说：“吾不知朝廷设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当尽去之。”
（卷二八四）胡三省在这下面的注中大发感慨说：“呜呼！此等气习自唐刘赞已
为文宗言之。”……非有国者之福也。虽然，吾党亦有过焉。“（同上）他说的”
吾党“就是”我辈“，指的是做官的文人。他说不必怪武人（”夫何足责？“） ，
而怪文人自己，有点自我批评精神。
五代的后汉时，大官们曾吵过一架。一个说：“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
毛锥？”另一个说：“无毛锥则财赋何从可出？”（卷二八九）这后一位是管财
政的。在他眼中，“毛锥（笔）”的用处也就是收税记账。他不算是“文官”。
所以他同样“尤不喜文臣。尝曰：此辈授之握算，不知纵横，何益于用”？（同
上）因此他给文官的“俸禄皆以不堪资军者给之”（同上）。俸禄大概是实物，
不能军用的才给文臣，而且故意高估价值，实际是打了折扣。（“吏已高其估，
章更增之。”）除这个“毛锥论”以外，还有个理论。后汉高祖任命的一位最高
掌权大臣“素不喜书生。尝言：国家府廪实，甲兵强，乃为急务。至于文章礼乐，
何足介意？”（卷二八八）这实际上是孔子早已讲过的：“足食，足兵，民信之
矣。”（《论语·颜渊》）国家有了粮食（廪实），有了武器（兵强），老百姓
还能不听话信从吗？所以商鞅相秦，讲求耕、战。可见所谓儒、法两家的政治主
张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
为什么武人不喜文士？为什么胡三省要文人自我反省？五代的后汉一位武官
“尤恶文士。常曰：此属轻人，难耐。每谓吾辈为卒”（卷二八八）。文人瞧不
起武人，当然要挨骂。可是顺从附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