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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伯格，这个药房还有一个出口呐。”
他笑着回答我说；“我完全信任你。再说，你知道吗？ 我太累了，不愿上楼梯。”
用不着他说第二遍，我走进药房去……差不多马上就从另一头走出去。几分钟
后，我便进了地铁。然后，我换车到纽伊桥。我得到了一个叫人无法相信的机会，
我在地铁出口乘公共汽车到圣杰尔曼。逐渐逐渐，我重新冷静下来。然而，出于一
种不由自主的反应，我望望我周围，没有人看我。于是，我开始想象伯格的反应。
至少有十分钟的时间，他对我不回来，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在一家大商店顾客最多
的时候买东西，最低限度需要这么长时间。然后，有点纳闷，他走上药房的二层，
到处找我。又过了整整十分钟，还是找不到，他又得用同样多的时间，而且要走得
很快，到索赛街去发出警报。别动队要40—50分钟才能赶到我逃跑的现场。这时，
我已经到了一个安静得多的地方了。
12点半，我到达圣杰尔曼。我自由了，但时刻警惕着：在盖世太保围捕下的逃
犯是懂得他刚刚得到的自由多么靠不住的。
为什么选择圣杰尔曼呢？ 首先，因为我不愿暴露“红色乐队”其他还没有被捕
的人，觉得这样既无用又危险。其次，盖世太保很可能派特务打进我的熟人中去。
我知道乔琪·德·温特1942年在维西内租了一座独院。她是不是还在那里呢？ 我不
清楚。但是，她自己也不是那么安全不受牵连的。
由于是美国公民，所以当美国同轴心国家开战时，就被迫躲入地下。人家给了
她一张比利时身份证，改名为特维内，算是在北部的一个村庄出生的。她的证件是
经不住稍为深入的检查的。
我知道她的儿子1942年夏天给安置在圣杰尔曼的一家寄宿学校，是由姊妹两个
教师主办的。但是这里有个新问题：我能找到他吗？ 他后来会不会换了学校呢？ 不
管怎样，我觉得在这方面找个藏身的地方最可靠，危险最小。我可以说是家长叫我
来的，要求在那里住一宿。我希望能找到他的踪迹。
我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便找到了那家学校。一个俄罗斯特征十分显著的少女给我
开门。要信任人家就信任到底，我把我的处境完全告诉了那两姊妹。大大出乎我意
料，她们听到我是逃跑出来的，一点也不表示吃惊，这一点，我是永远不会忘汜的。
她们告诉我说，孩子已经离开了学校，寄宿在徐雷纳的一家人家。至于孩子的母亲
呢，她取消了她的租屋合同，但是也许还住在维西内。我的女主人整个下午设法给
她打电话，并且向我建议，如果找不到她的话，就住在她们家里。最后，她们在晚
上打通了电话。她匆匆赶来，看见我很激动，一点也不害怕同我这样一个被盖世太保
追缉的人共命运，并决定采取行动。我们对那姊妹两人表示热烈感谢后，离开了她
们。
对于潘维茨和他的喽罗来说，1943年9 月13日这一天是倒大霉的一天……
我觉得对别动队赢得了很重要的一分和重新掌握了局面。战斗重新开始了。然
而，我怎能忘记等待着我的一切呢？ 不需要多长时间我便发现，乔琪把我藏起来的
维西内那个独院并不是个理想的防空洞。在这个相当偏僻的地方，我们这一对肯定
会引起注意的。必须尽快搬家。显而易见，我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逃犯，我肩负着重
大的责任。直到这一天，乔琪完全不知道我傲什么事，她只知道我参加对纳粹的斗
争。她从来不提出问题。但是现在她发觉，由于直接卷入我的行动，她冒着极大的
危险。我不仅对她和她的儿子负有责任，而且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也负有责任。
斗争在继续。我从来没有想过藏在洞里，等待战争结束。
我得尽快找到法共的联络人米歇，同他接上头，以便通知莫斯科我逃出来了。
无论如何必须弄清楚我的报告是不是由法共的发报台拍出的，这个电台是不是
后来落入盖世太保手里。答案决定着“大赌博”的前途。最后，必须保护我在狱中
的朋友，他们有可能因我逃跑而遭殃，这同样也是根本性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些目
标，我只有几天的时间了。以后，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一点，放出来追赶我的鹰
犬将会发现我的踪迹……
“奥托逃跑了！ ”
伯格比任何时候病得更重，从索赛街回来，带来了这个消息，引起一片惊慌，
混乱。潘维茨很快就意识到，他要对这件事负主要责任。正如我所预料，他作出反
应，同那些大猎户那样，使用一切手段，毫不吝惜去追捕在逃的野兽。这个家伙在
海德利希遇刺后在捷克全境进行镇压，是熟悉这种局面的。片刻之间，巴伊药房大
楼便给包围了。数十名顾客被逮捕。潘维茨下令搜索整座建筑物。他以为我会躲在
那里，等侯搜捕结束。接着，圣拉扎尔车站给封锁了（ 我猜到了这一着） ，开出的
列车就象用梳子梳过一遍。凡是我在押送下外出时到过的地方（ 商店，咖啡馆，饭
店，理发馆） ，盖世太保都搜查一番。潘维茨采用撒网捕鱼的办法，认为逮捕百把
个人，总可以找到一个能提供有用线索的人。结果失败了。于是他便拿出最后的一
手来：对“红色乐队”的战士实行恐怖政策。
为了把线索搅乱，我想了个办法，就是给潘维茨写信，说我并没有逃跑，但是
我被迫藏了起来。在药房的时候，有两个陌生人走到我身旁，说出了同情报中心约
定的暗号，让我同反间谍组会面。那两个人向我证实说，我马上就要被盖世太保逮
捕了。他们奉命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接着，我又向潘维茨解释说，“为了不影响
我们的共同事业”，我认为有必要不违抗这两个人，并跟他们走。他们让我登上一
辆汽车，于是，我们离开了巴黎。在离首都一百公里的地方，我们坐上了火车，到
瑞士边境去。我又说，我趁我的看守一时不注意，在伯桑松车站投寄了这封信，并
且将继续告诉他事情今后的发展。在附言中，我劝潘维茨不要把发生的事情归咎伯
格，因为，不管怎样，他即使进了药房，也无补于事。
圣杰尔曼那家寄宿学校两姊妹当中的一个答应坐火车到伯桑松车站，投寄这封
信。
我采取这个行动，是试图让潘维茨相后我已经远离巴黎，从而放慢搜捕，而特
别是如果盖世太保在电台的文件中找不到我的报告，莫斯科情报中心就可以继续进
行“大赌博”，我逃跑了也无所谓。
乔琪马上并且以很大的勇气设法同法共取得联系。事实上，我有可能同法共的
领导接触，办法是拨某一个电话号码，然后留下口信说： “让先生动了手术，需
要药品……”
一收到口信，法共就应该派联络员到所有四个预定的接头地点去，一个在巴黎
的东面，一个在西面，一个在南面，一个在北面。乔琪打电话后两天，一个少女在
西郊的维西内同她见面。乔琪替我向她要身份证，毒药和朱丽叶传递那份报告的消
息。第三天，她带回来了我所要的证件，还有一片胶囊氰化毒剂，到了绝路时，我
就吞服它。同时，我得到了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消息：里昂地区的法共电台只用来
传送宣传材料到别的地区，盖世太保只缴获了一些传单，一点秘密内容都没有。当
时——我是以后才知道的——雅克·杜克洛认为我委托朱丽叶交给情报中心的报告
太重要了，不应用电波发出。这报告是由专门的信使带到伦敦，然后经由外交途径，
送到莫斯科去的。因此，我的逃跑显然毫无用处。如果我是在13号而不是在17号知
道这些事实，无疑我还会留在纽伊。别动队根本没有可能发现“大赌博”的秘密。
更严重的是：我的逃跑有破坏“大赌博”的危险，而“大赌博”是情报中心十
分重视的。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活着落到盖世太保手里了。放在我口袋里的毒药
重新给了我力量和信心。但是……就在把它放妥的第二天，我差一点点就把它吞下
去了。
这天早上，乔琪把外面的门关上，每次她离开这座房子时都是这样做的。百叶
窗是整天关上的。我们采取这种起码的预防措施，造成这种印象，好象房子是没有
人居住的……有人长时间地按了两次铃。我是警觉的，准备好逃跑，但是，来访者
并没有继续按铃。这是一场虚惊。
这样的玩笑第二天又来了一遍。我们在睡梦中给猛烈的敲门声惊醒了。我急忙
穿上衣服，看看我的胶囊药片在不在。
我已经跨上窗台，准备在大门打破时，马上跳出去。但是声音停止了。我听见
房东向乔琪解释说，已经好几天了，他想让新的房客看看房子，看到门窗都关上，
便决定在送奶人送奶的时间，碰碰运气。
由于这双重的意外，我们更急于采取行动了。情况刚刚证明，我们随时都会因
别人多嘴多舌而受害。到别的地方去成为必须的了。但是从下决心到采取行动，中
间隔着一条鸿沟，对于兽性大发的盖世太保猎犬尾随着的人来说，这是难以逾越的。
走……走……但到哪里去呢？ 我们考虑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最后决定请奎里一家
人收留我。乔琪的儿子帕特里克便是寄宿在他们家里。他们住在徐雷纳，在一座别
墅里。他们的母亲住一个小套间，地点不错，就在附近一个近似花园的住宅区。她
要外出几天。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于是，我就不客气了。
这样，我就赶在别动队前头好几天采取了行动。但是尽管我十分小心谨慎也不
应抱太大幻想。潘维茨的人肯定设法通过乔琪找到我的踪迹的，他们早晚会从圣杰
尔曼追到维西内，从维西内追到徐雷纳。事实上，一个星期以后，他们便查出了圣
杰尔曼的寄宿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