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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举出唐代的诗人、政治家、学者同“经济”的关系，是为了向读者提供关于所谓“经济”这一含义的久远的历史背景及其深刻底蕴。
《明代经济文录三种》中，以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成书在先，其十八卷以开国、保治、内阁、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列目，即以朝廷、内阁、六部有关之事分类。饶天民为此书作序，阐述其旨趣说：“今之所以知昔，后之所以知今，匪录焉，弗可也。然录以经济，匪是焉，弗录也。盖文不载道者，拟之虚车；其不经济者，同夫画师。月露风云而无益理乱之数，将焉用之！兹录，斯录焉之意也。《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夫文何足以行远？凡所以远其传焉者，亦经济之文之为耳。”这是反复说明“经济之文”的重要。饶序还说，此书的主要选录标准是：“取国初迄正德末，诸名臣所建白著述，凡言而可行，行而可久，及纪实而可鉴戒者，咸编辑成书，故以《经济录》名。”可行，可久，可鉴戒，这是很高的标准了。
万表的《皇明经济文录》稍晚于《皇明名臣经济录》，并对后者多有借鉴和吸收。此书的资料来源有几个方面：一是《皇明名臣经济录》，二是黄训所辑未刊稿《九边十三省考》，三是万表所辑《漕暇录》，四是阮鹗所集《疏义辑略》，五是“复续采群集以益之”。其收录的标准有以下七条：“凡先臣谋渊虑，忠言嘉猷，久而无弊者，则录之；达权处变，安危定乱，保扶社稷者，则录之；老成谋识，深达国体，曲当时宜，不愆旧章，则录之；言由深衷，事专毗主，犯颜无讳者，则录之；论事必原始详夫沿革之因，可备徵考者，则录之；议论剀切，深究时弊，有所建明者，则录之；言悉民隐而处置或未一一尽当时，亦录之。”这些标准显然比饶天民所论更为具体，更为明确，更为深刻，已不限于对“经济之文”本身的评价，而且还十分注重这些“文”的社会效果和借鉴价值。同时，此书也指出它所不录的原则是：“若夫繁词、泛论，不切机宜，或论事琐屑、非关大体、无裨经济者，皆略焉。”〔3〕此书“门类”前半部承《皇明名臣经济录》之例而稍作“减并”，后半部则增两直隶、九边十三省，前者侧重朝廷、六部，后者侧重京城、地方。全书原为三十一卷、四十一目，今则标为四十一卷、四十一目，疑系后人所厘改。
上述二书，不仅时间相隔很近，而且编者的思想和体例也大致相仿。
这里所收录的第三部书即陈其愫《皇明经济文辑》，上距黄录、万录约七十年左右，不仅在时间上相距较远，而且在选编的体例上也有所不同，据此可见明代“经济录”一类文献的另一种风格。《皇明经济文辑》卷首有凡例七则，对选编的原则和体例作了说明，反映了辑者在编纂学上有一定的修养。此书内容则分为圣学、储宫、宗藩（卷一），官制（卷二），财计（卷三～卷六），漕（卷七），天文（卷八），地理（卷九～卷十），礼制（卷十一～卷十二），乐律（卷十三），兵政（卷十四～卷十五），刑法（卷十六），河渠（卷十七），海防（卷十八），九边（卷十九～卷二十二），四夷（卷二十三）等，其结构立意，颇近于“正史”的志。陈其愫在序文中开宗明义写道：“夫宇宙有真文章然后有真事业，以真事业为真文章者，远之炳蔚昭宣，垂辉万世，而近亦布帛菽粟，实庇一时。”又说：“太平之胜算，救时之石画，果安在哉？其愫窃有志焉。因取我朝先正文，择其有裨于实用者，汇而读之。大抵本经史而约之以时制，光明正大，博古通今。妄谓事业、文章，无逾此者，日久成帙。”辑者对于事业、文章之关系的认识，或有可议之处，如认为先有“真文章”，后有“真事业”云云，但其对于二者之间可以转换的见解，却是可取的。当然，他对于自己所辑之文的评价，近乎达于极致，不留任何余地，亦为未妥。从这一点来看，其见识似不如万表来得深刻、允当。陈其愫处在明末社会矛盾十分激烈的年代，其关注“太平之胜算，救时之石画”，心志所在而言未中肯，也是可以理解的。
《明代经济文录三种》所收各书的内容、风格大致如此。它们的共同之处都在于关注经世济民这个重大主题。当然，有明一代，关注于此的学人还有很多，即以“经济”名书而有所编集者，还有李伸编其曾祖父元人李士瞻《经济文集》，冯琦等编《经济类编》，张文炎编《经济文钞》，张链编《经济录》，陈子壮编《昭代经济言》、《经济宏词》等等；同类性质之书另有以“经世”名书者也不少〔4〕，其中陈子龙等所编《皇明经世文编》是极负盛名的历史文献。《皇明经世文编》（亦称《明经世文编》）是一部有五○四卷、补遗四卷的巨帙，一般读者难以尽读。清代以来，论者多言明人学风空疏，固不无道理，但事物总是复杂的，有时并非以一言可以蔽之，例如，明人重视“经济”或“经世”之学，就是值得肯定的。
《明代经济文录三种》部帙不到百卷，且有不同风格和特点，适于一般读者阅读。至于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世”有了新的特点，“民”有了新的含义，这同明代学人所讨论的经世济民的对象，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其经世济民思想之核心在于求治、求变、求发展、求长治久安，在今天仍有可以借鉴的积极意义；其具体谋划与应变之策，亦并非全无可取之处，今天读来，赋予其新的含义，仍可使人们得到有益的启示。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以国家图书馆、江苏省苏州市图书馆所藏之明代刊本影印出版《明代经济文录三种》，是为“中国文献珍本丛刊”之一，使读者既可从中认识、研究明代学人关注“经济”之学的主要旨趣、社会意义及其现实价值，又可一睹明代所刻而流传至今的这些善本书的面貌与风采，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是为序。
注释：
〔1〕《全唐诗》卷二百二十三。
〔2〕《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
〔3〕以上均见万表自序。
〔4〕参阅区志坚：《从明人编著经世文编略探明代经世思想的涵义——兼论近人对经世思想之研究》，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春之卷。
法官缘何如此恐怖
？ 杨忠民
1947年，在二战后纽伦堡的废墟上，由美国独家主持的审判纳粹时期德国司法官员的法庭开庭。当诸多第三帝国的司法官员站立在被告席上时，一个问题定然困扰着人们：法官缘何如此恐怖？
曾经身披法袍，手握法槌，头顶法学专家、学者等高贵头衔，面相庄严的前法官们，大约谁也不曾高举火炬行进在“帝国水晶之夜”，亲手残杀犹太人，砸碎犹太商店的玻璃橱窗，焚烧犹太教堂和“邪恶思想”的书籍；也未必亲自启动“洗浴室”的毒气装置毒杀妇孺，或者扣动扳机，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更未必身着军装，脚登马靴，手执佩剑，践踏被侵略的国土——即使成了被告，那一脸的神圣和不屑，只会让人生出对司法的敬畏，却实在难以联想到“恐怖”这个可怕的词语。然而，在德国法学家英戈·穆勒的《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中〔1〕，却分明记载下如许事实：正是他们，在经过严谨、缜密且富于逻辑性的“法理论证”之后，催生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使反犹排犹的条顿剑得以从司法的剑鞘中抽出；也正是他们，端坐在国民法院、特别法院、党卫军警察法庭、军事法庭之上，挥动法槌，将成千上万“玷污种族”的犹太人和“社会蠹虫”、“社会渣滓”驱赶进集中营，接受死亡的“洗礼”；同样是他们，为了保证“德国种族的完美性”，作出惨无人道的判决，对智能低下者强制性绝育，令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在“快乐”中死亡；还是他们，把无数反战的平民甚至德国军人送到绞刑架下，以鲜血润滑着第三帝国的战争机器……是的，从这些司法官员白皙的手上，的确看不到一丝血迹，但谁又能说，在被毁灭的五百多万犹太人的尸骸旁，在被虐杀的二十万“不值得活的生命”的坟冢前，乃至在被整个战争屠戮的五千五百万生灵的周围，除了游荡着希特勒死神般的身影外，就没有抖动着这些司法官员们恐怖的黑袍？！本应由希特勒占据的被告位置，如今由他们来填补，的确是合乎逻辑的，可人们依然要追问：法官缘何如此恐怖？
对此，《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似乎已经给出了一些答案，其“探究了第三帝国时期德国司法系统（尤其是法院）对纳粹罪行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而从反面论证了司法独立、法官独立、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基本司法原则和正当司法程序对于一个法治国家的必要性”〔2〕。不过，既然是“从反面论证”，那么，英戈·穆勒下笔的着力点就在于揭露真相，将法官们的恐怖事实曝光于世人面前，至于法官缘何如此恐怖的更多答案则留给了每一位读者。于是，就在纷繁复杂的事实中，我们有了充裕的思考空间，也有了伸手触及更多答案的可能。
一
在英戈·穆勒的笔下，有几个数字颇值得玩味。1933年10月，在莱比锡举行的德国法官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最高法院的门前呈现出一个壮观的场面：一万名法官举起右臂行纳粹礼，在“嗨，希特勒”的声浪中，“以德国人民的精神起誓”，将希特勒“作为德国法官终生追随的元首”〔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