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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也同样在感受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人类精神。很早的时候，他就感慨一个新的千年黑暗时代的来临。他的理由很简单，人类的精神领域再也没有出现过巨大的精神个体。然而对这样一个精神滑坡、物质财富却又似乎日渐丰富的文明进程，他有着思想难以穿越的苍茫，究竟哪一种好呢？普通大众生活的富足如果一定要以精神的单向度为条件，那么，知识分子的作用又如何体现，又有什么意义呢？舒芜的追问指向现实，但对其解答正是一部中国现代史，正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验。面对毛泽东和他的政权所创建的中国社会，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向群众学习正是知识分子能作出的惟一解答。今天，在资本、技术在全球范围里扩张无孔不入的渗透里，在资本、技术有可能解决人类有史以来即面临的集体和个体的匮乏问题时，知识分子除了欢呼“庶民的胜利”，把自己的身份消除而融入大众社会的生活，让知识分子为所谓文化人、文化庸众们所取代，又有什么出路呢？因为世界文明似乎就是由资本、技术这类有力而无形的力量安排制造的。
但是，资本技术远远没有解决人类个体集体的自由、匮乏、幸福、恐惧等问题。科索沃战争及大大小小的国际争端摩擦一再提醒世界并不是玫瑰色的。反思舒芜，研究舒芜，恐怕就需要进一步解答我们的生存处境。一方面是意识形态所追求的高度统一，我们曾经信仰它，以为它能使人类获得解放，为融入解放的伟大叙事里，我们不惜同类相残，舒芜因亲历这种事件而为我们再一次视为异类；一方面是资本技术的极权专制，我们今天正在信仰的，它把一切——人、精神、知识、信息全变为可计算可操纵的东西，我们以为如此就会使人类获得幸福。为这信仰，我们听任资本技术的理性僭越于我们的人性之上，听任技术对科学的挑战，在其看不见的手中，我们同类相害。实在说，今天的中国人包括刚从知识分子摇身变为文化学者、媒体明星的中国精英们都没有逃出其网罗。对中国人来说，灾难是多重的，一方面我们在旧的传统体制里生活，我们受着有形无形的奴役；一方面，新的主人资本技术暴露其恶劣的嘴脸时我们无知觉于人的异化。“回归五四”，舒芜这样说了，不知道五四究竟还有无意义，但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这么说，那么，五四的意义仍是不可忽视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对任何权力（权威、霸权）保持距离，这种五四的真精神是不可忽视的。在今天像舒芜这样喊出“回归五四”的人又有多少呢？五四本来是年轻人的，是充满朝气和希望的，但今天的年轻人都在做什么呢？他们在权力、金钱、学问构筑的多元社会体制里如鱼得水，他们如此适应这个体制。但舒芜却感到了荒凉、阴冷、黑暗，哪怕暴力的统治已让位于技术的光明和资本的温暖，黑暗仍在。必须回到五四。这是一个孤独的人对世界的反抗，是沉沦者的救赎，是人终于意识到自己是人的报复。的确，罗网无处不在。但记住自己是一个人就够了，就得承受也不无欢愉地领受作为一个人的痛苦命运和全部重量。“回归五四”，舒芜是以鲁迅为师的，他一定想到了鲁迅笔下的复仇者、女吊、无常。是的，在人类个体无法掀开世代的劫数时，在千百年黑暗无望的天幕下生活，惟有做一个人是值得信仰的，这是最高的本体，这是最大的实在，这是宇宙。这是活无常们喊出的：哪怕你，铜墙铁壁；哪怕你，皇亲国戚，是的，对天地间最伟大的事业——做一个人来说，哪怕你，学问满腹；哪怕你，金银遍地……
（此文发表时有所删节）
平常的沈从文
？ 黄永玉
一九四六年开始，我同表叔沈从文开始通信，积累到文化大革命前，大约有了一两百封。可惜在“文革”时，全给弄得没有了，如果有，我一定可以作出一个这方面有趣的学术报告，现在却不行。沈从文在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为他出的一本作品选中，他自己的序言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那是在五十年代中期，现在九十年代了。这句伤感的预言并没有应验，他没有想到，他的作品和他的读者都红光满面长生不老。“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沈从文和他的作品在人间却正方兴未艾。
在平常生活中，说到“伟大”，不免都牵涉到太阳，甚至有时候连毫无活力的月亮也沾了光，虽然它只是一点太阳反射过来的幽光。沈从文一点也不伟大，若是有人说沈从文伟大，那简直是笑话。他从来没有在“伟大”荣耀概念里生活过一秒钟。他说过：“我从来没想过‘突破’，我只是‘完成’。”他的一生，是不停地“完成”的一生。如果硬要把文化和宇宙天体联系起来的话，他不过是一颗星星，一颗不仰仗什么什么而自己发光的星星。
如果硬要在他头上加一个非常的形容词的话，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欲望、工作和与人相处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状态运行。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向人民流动，滋养生灵，长年累月生发出水磨石穿的力量。
因为平常，在困苦生活中才能结出从容的丰硕果实。
在密锣紧鼓的“反右”前夜，他在上海写给表婶的家书中就表示：“作家写不出东西怎么能怪共产党呢？”（大意）这倒不是说他对党的政策有深刻的认识和紧密关系，甚或是聪明的预见，他只不过是个文艺属性浓密的人，写不写得好作品，他认为是每个人自己才情份内的事。
所以他也派生出这样的一些话：“写一辈子小说，写得好是应该的；写不好才是怪事咧！”
好些年前，日本政府部门派了三个专家来找我，据说要向我请教，日本某张钞票上古代皇太子的画像，因为服式制度上出现了怀疑，因此考虑那位皇太子是不是真的皇太子？若果这样，那张钞票就可能要废止了。这是个大事情，问起我，我没有这个知识，我说幸好有位研究这方面的大专家长辈，我们可以去请教他。先征求他的同意，同意了，我们便去他的家里。
他很愿意说说这方面的见解。
在他的客室里请他欣赏带来的图片。
他仔细地翻了又翻，然后说：
“……既然这位太子在长安住过很久，人又年轻，那一定是很开心的了。青年人嘛！长安是很繁荣的，那么买点外国服饰穿戴穿戴、在迎合新潮中得到快乐那是有的；就好像现在的青年男女穿牛仔裤赶时髦一样。如果皇上接见或是盛典，他是会换上正统衣服的。
“敦煌壁画上有穿黑白直条窄裤子的青年，看得出是西域的进口裤子（至今意大利还有同样直纹黑白道的衣装）。不要因为服装某些地方不统一就否定全局，要研究那段社会历史生活、制度的‘意外’和‘偶然’。
“你们这位皇太子是个新鲜活泼的人，在长安日子过得好，回日本后也舍不得把长安带回的这些服饰丢掉，像我们今天的人留恋旅游纪念品的爱好一样……”
问题就释然了，听说那张钞票今天还在使用。
那一次会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至今还记得住的是，他跟大家还说了另外些话。
客人问起他的文学生活时，他也高兴地说到正在研究服饰的经过，并且说：“……那也是很‘文学’的！”并且哈哈笑了起来。——“我像写小说那样写它们。”
这是真的，那是本很美的文学作品。
这几十年来我们相处的时候，很少有机会谈到学习改造，更不可能谈到马列主义。在我几十年印象中，他跟马列主义的关系好像不太大。有时候他在报纸上发表有关自我改造的文章，末尾表决心时总要提到“今后我一定要加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也半信半疑了。我想，像我们这一类人，似乎是不太有资格谈马列主义……
没想到，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学术研究上开创一个好大的局面！用得这么实在、这么好。把文物研究跟哲学原理联系起来得出丰硕成果的竟然会是沈从文！
在那次谈话快要结束时他说：“……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在文学方面，我只读他的书，交谈得少，原因是漫长动荡的年月中没有这种心情。我认为文学仍然是他内心深处的中心，他也不愿接触那处“痛感神经”。用大量的精力、全面深入地在文物方面游弋。
他默默地，含辛茹苦地赢得最后的微笑。
卡夫卡说过：“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痛苦！”
这说来容易，做起来难。
沈从文对待苦难的态度十分潇洒。
“文革”高潮时，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我们各人吃着各人的“全餐”（西餐有开胃小菜，有汤，有头道菜，二道菜，有点心，有咖啡或茶）。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了，他看到我，他装着没看到我，我们擦身而过。这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说了四个字：“要从容啊！”
他是我的亲人，是我的骨肉长辈，我们却不敢停下来叙叙别情，交换交换痛苦；不能拉拉手，拥抱一下，痛快地哭一场。
“要从容啊！”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内情。也好像是家乡土地通过他的嘴巴对我们两代人的关照，叮咛，鼓励。
我们中央美院有位很有学问的研究家，是他以前的老学生，和我们的关系十分亲密，并且跟我同住一个院子。“文革”一开始，他嚇破了胆，一个下午，他紧张地、悄悄地走近我住的门口，轻轻地、十分体贴地告诉我：“你要有心理准备，我把你和你表叔都揭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