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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舒芜，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他迷失过，然而他真诚地思考。领受着伟大的五四精神之神谕，他一直在试图说出自己的话。因此，他每有作品发表，多引起知识界的重视。然而主流知识界也始终与之有着距离，他从未进入中心、主流，他虽引起争议，却是落魄者、另类、异端。向来不动感情的罗素在面对一生坎坷的潘恩时曾感叹，“一个人即使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也需要有些世故，才能得到赞扬”。真诚思考而不世故的舒芜因为偶然被历史选中（也是必然）更不能为世人接受。除了早年跟随胡风的意气风发的日子，舒芜的一生都是孤独的、寂寞的，他思考了足够多，然而却不被这个世界所容，也许他想过媚俗，但他没有为世俗接纳，一个真诚地思考着的人如此凄惶，也许只能反证我们时代精神的败落，也许我们只能说，民族的个体成员少有像五四先辈那样彻底地怀疑、反省，我们今天的文化创造仍少有羞耻感、常识感和理性精神。
雅斯贝尔斯在《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一文中认为，除了负有法律上罪责的战犯外，德国民族中所有没有公开反对纳粹的人都不可能推卸他在政治上、道德上和本体上的罪责。罪责是全民性的，对其惩罚也是全民族性的。但是，涉及到舒芜个案，他对罪责的反思是如何展开的呢？要知道，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扪心反思的，舒芜也没有免俗，他不可能以中国人不能想象的方式直接了当否定自己。（如基督教义中对牧师的忏悔，中国人的忏悔形式是自我粉饰式的，无论是大字报还是交待材料，无论是洗澡还是讲正气，都是要把自己从不利的情形中——不叫罪——摆脱出来）在舒芜晚年的写作高潮中，周作人是一个重要的写作对象，他分析周作人的投敌心理，张扬周作人的历史贡献，其复杂微妙不知有多少层次：以思想者读解思想者，以失足者看落水变节者，以今天阅读过去……这其中，更重要的可能在于：他研究周作人不一定是出于“叛徒心理”，而是对政治的蔑视，向文化回归。这也同他晚年对胡风的态度一致。在周作人的身上，他看到了一个文化人在人类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为政治为社会利用的悲剧。
舒芜也从道德层面和本体层面反省了知识和知识分子：我不赞成目前所谓知识分子太软弱的评价。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表明无论政权掌握在谁的手里，他都将采取批判的态度。我很惭愧，没有那么独立的意识。知识分子跟共产党走有历史的必然性。问题只在于——像顾准提出的那样——为什么生气勃勃的理论后来会蜕变成法西斯式的专政工具？这使舒芜联想起黑格尔哲学中独断的一面。
从接受黑格尔到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放弃年轻时的五四精神，在舒芜那里并无多少障碍。因为五四营养与马克思主义几乎是同时进入舒芜的心里的。他年轻时即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中读的第一本书即苏联人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用舒芜自己的话说是，此书很不好读，却强烈地吸引了他，觉得那真是博大精深、严密完整，使整个世界井然有序地呈现在眼前，为任何圣经贤传所未有。舒芜因此以为在五四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相通之处，他甚至自觉自己的工作之一就是要把二者衔接起来。
舒芜就这样轻易地走上歧路，与偏执的胡风相比，他在毛泽东克里斯玛般的超凡神魅面前，更容易把自己变成白纸，由毛泽东思想占领。也因为如此，他晚年在把一生的重要论文结集时命名为《回归五四》，他回到了他的起点上（艾略特写有诗语：在我的开始里写着我的结束）。一辈子的思想旅行只是回到了起点，他因此无法对今天的中国社会现实言说什么。
谈论、理解那样一个时代是困难的。我们今天幸运地在相当程度上远离了那个时代切肤的形式、背景、集体记忆和社会心理，我们眼看那时代的人物事件只有简单的构图，不可理喻因而荒诞的人的行为，因其逻辑不合我们今天的逻辑而为我们将其归为人性之恶，可是，对于历史中的演员而言，一切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何曾有后人眼见的历史的局限性？正如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人》中所说，假如你们谈论起我们的缺点，请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时代，你们逃避的正是这个时代。一切人物事件在历史的进程里有其合理性，尤其是在一个是非敌我黑白分明的格局里，人物的品质、性格已不重要，只是服从于历史的必然性。在涉及到个人之间的关系上，人心的复杂微妙尤其不能给以简单的评判，因为其复杂到最纯良的人会有人格分裂，微妙到善恶的重大举措系于一念之间。假如我们今天仍不能以同情理解来面对我们曾有的宏大历史舞台上活跃的悲喜剧英雄，我们恐怕连二流的看客都不如。人生的悖论正在于，我们不愿同情地理解过去，我们就会失去现在。
历史已经终结，福山这么说过。“森林中的熊已无踪影”，亨廷顿这么描述过苏东解体。冷战结束了，极权主义在封闭状态里的试验破了产，各民族自我发展的历史日益为相互依存的世界历史代替。在一个充满了歌声、时装、金融衍生工具、因特网……的世界里，我们谈论单一历史进程里的人物事件如舒芜还有什么意义呢？
舒芜与我们当下的生活已无多少关联，他一头沉浸于历史，虽未能忘情，仍只能做一个学者，他的视野里少有资本、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经验和思维的材料。如果我们谈论舒芜，只是要求舒芜忏悔，只是就事论事，我们既无法澄清历史的面貌，也提升不了民族的道义水平，解决不了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要真正使我们立身处世获得某种坚定性或踏实感，要真正解决个人与时代环境的关系，就应从舒芜的时代与当下联系中才能获得认知。
因为中国的历史远没有终结。在毛泽东时代之初的人们也曾有这种幻觉。人们以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不公正的、黑暗的历史结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永远光明的人间天堂就有我们的一份（胡风说过：时间开始了）。但直到今天仍没有结束我们历史的演进，仍没有结束折磨我们给我们希望又给我们绝望的治乱状态。今天我们也没有否定毛泽东，我们没有研究极权主义的心理学和群众基础，我们更少研究人格分裂的变节发生学，我们没有研究我们时代的先天的病理。与其他文明的毒素结合并以其为装饰的新的民族治乱循环对人性的扭曲压抑同样惊人。除了沉默者、从这片目前已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土地上逃离的中国人外（雅斯贝尔斯说了，他们还有政治上、道德上和本体上的罪责），留下来的活跃在舞台上的民族精英们是否在享受人肉的筵宴之余反思一下自己的应然状态，反思一下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官产学精英的存在身份？正是伟大的孔子为人类的个体尤其是弱小者们找到了存在和审断的理据：邦无道，谷耻。在一个共同体里，失去道义，失去了最低限度的人类共识，那么这个共同体里飞黄腾达的人都是可耻的。那些卫道者们也正是可耻者，他们要求弱者们忏悔，只不过是要求弱者向他们的共识他们的道无条件地顺从。
世界的历史也没有结束，森林仍然存在，权力法则（即使以人权的名义）仍然存在。战争、全球流动的资本、日新月异的技术……以不同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福山的近于轻狂的欢呼同当年极权社会里人们的欢呼相似。那么，谁是今天的胡风、毛泽东，有没有今天的舒芜？那本性在于扩张并强力巩固自己的资本和技术，（它们以资格和标准要求一切人向它们顶礼，惟有顺从向它们欢呼，它们才会给顺从者封赏以赴宴的席位，“享受现代化”），是否就是今天的毛泽东及其极权？那欲加入世界现代化狂欢进入丰饶的富足中的边缘者（民族主义者）是否就是今天的胡风？而处于文化沟通中间的知识分子是否就是舒芜？矛盾、冲突、误解、强暴……仍每时每刻在进行着。因赤裸裸的殖民残酷，人们仍会对社会的极权形式由膜拜到否定进而对自己和文明产生绝望。这恐怕是人类世代的悲剧。
福山忘记了历史是不会结束的。世界历史进程不过是单一历史演变的更为复杂的形式，因为在历史的演绎里，变换的只是形式、角色，而人性的无限丰富、生命的悲喜剧、人的正大与虚无……从来没有改变过。于是，当舒芜抬眼打量我们凯歌声中行进的社会闹剧时，惊讶地发现一些年轻人的思想仍相当陈腐，封建专制的因素无处不在。舒芜由此对今天的生活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对今人作旧诗的肯定，对顾城杀妻的残暴分析，对年轻作家境界的关心，以周氏兄弟看人境界高下的角度（对妇女儿童的态度）品评人物到了不无偏执的程度……都证明他力图用平易的物理和健康的人情来要求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