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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性质来说，广告科只是公司这个广告主的业务代表，它的重点是参与对公司广告行为的管理，而不是自主进行广告的设计制作，更不是要做广告发布。广告科主管内外包装物的设计，文化衫和促销礼品的制作，各种POP的设计制版，保持和广告片创意与制作单位的正常沟通，联络广告公司，联系各种媒体，初审市场部广告计划与广告合同，对每个月公司的广告方案与投放额度提出建议。看看这些内容就知道，它的确重要。
原来的主管走了，但科里还保留着两位骨干：一位是本地人，负责市场部广告计划与合同的审查；一位是某名牌大学工艺美术专业高材生，负责与广告设计制作单位的联系。我们每天都要接到来自市场部的大量电话，都是催问广告计划审批结果与资金到位情况的。我自己也每天都接到广告公司与媒体的电话，要求见面、邀请赴会、探问公司广告工作计划安排，等等。
有一位管理学家讲过：成熟的管理者可以适应并且做好对任何项目的管理工作。我以为这句话并不夸张。没有专业背景并不是障碍，只要勤奋，可以在边干边学中解决这个不足之处。我没有急于处理与广告公司和媒体之间的事务。我的重点放在清理市场部广告计划与广告合同方面，因为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必须加强监控。公司把我和那位同事调过来，本意可能就在于此。这种清理工作使我很快找到了市场部广告投放的规律与存在的问题，于是我考虑向公司高层提出建议，在广告投放中优先支持销售比重大的区域市场，优先支持开发潜力大的新市场，并且在月度计划会议上把市场部当月广告投放总额归纳起来予以通报，引起高层对公司资金流向的重视。同时，我向财务部通报了广告合同存在的问题，请他们尽快追回重复支付的几笔资金。
当月的计划会议结束之后，同事特意走进我的办公室，笑着对我说：“佩服你的勇气。”
“怎么了？”我不解地问。
“你提出的事情超出了职权范围。”
“不会吧，这是我的工作啊！”
“你讲那些话的时候，我看到分管我们的高层脸色都变了。”
“哦！”我恍然大悟。“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谢谢你提醒。不过这家公司他也有份，他应该不会怪我多管闲事。”
同事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我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做。”
“为什么？”
“你没有在这里长期做下去的打算，所以不怕得罪谁。大不了爷走呗！呵呵！”
我沉默了。也许在我的潜意识里真有这样的心态。
“我钦佩你，”同事说，叹了口气。“我要是也能像你一样有个退路就好了！我们开弓没有回头箭，不得不谨慎小心啊！”
我想说你的退路就是你自身，因为那叫人力资本；我想说你的退路就是你的积累，那可以给你提供失业后的保障。但此时说这样的话是一种残忍，所以我没有吭声。
不久，重付的几笔资金都追了回来，那位负责合同初审的本地女孩可能因此受到了严厉批评这种批评是回避我们的，我并不知道在办公室里独自垂泪。我明白是我的举措使她受到了伤害，尽管我不是有意要整她，只是在维护公司利益，但我还是决定找她谈谈。
进了我的办公室，她坐下之后不说一句话。我不能探问她是不是挨了板子，因为那样的话题会令她更难过，就笑着说：“泪流多了，小心眼睛周围起皱纹。”
她还是不说话，眼泪却流得更厉害了。
我拿过一只玻璃杯递给她。她一愣，含着眼泪问：“干什么？”
我说：“用美女的眼泪浇花，花会开得跟美人一样漂亮。你给我接一点，我想带回去浇窗户上的含笑。”
她扑哧一声笑了，把杯子推开，心情明显好了起来，但嘴里却说：“我要辞职。”
我知道她这是想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一个肯负责任的员工无疑是公司的财富，再说她是本地人，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工作本身就含有公司的考虑，于是劝她：“你觉得你们本地还有比这家公司更好的企业吗？”
她马上摇头说：“没有。”
我又问：“你觉得辞职是负责任的最好办法？”
她没有吭声。
“公司里没有人比你更了解市场部的广告投放情况，你要是走，公司的损失更大。再说我也需要你帮我，我和你一样热爱这家公司，我们都不希望公司受到不必要的损失，你说是不是？”
这一次她真的笑了，而我也一块石头从心上落了地。
中午，分管我们的高层特意与我坐到一个桌子上吃午餐。我知道他想和我谈话，而且记得同事的好心忠告，心里多少有些不安。
“你夫人在内地做什么工作？”他直截了当地问，并没有不高兴的神色。
“在一个公家单位，普通职员。”我回答。
“想不想把她调过来？比如在公司做个仓管。人事关系可以放在镇里的组织办。”
仓管工作在公司是比较轻松的一个岗位，待遇也还可以。人事关系对于我们这一代人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曾经属于某个单位，某种组织，那是我们此生心灵的依靠与归宿。高层能够这样细致地为我着想，显然有很重要的原因，我很感动，但妻子的想法明摆着，我也不能勉强，只好说：“谢谢您关照！今年春节我们一家是在镇上过的，我老婆觉得大建比较小，不适合安家。”
“是啊！”高层感慨地点头。“大建虽然工业规模已经不小，可它的底子毕竟是一个乡镇，生活氛围与你们格格不入，这一点我们知道。只是大建的文化积累不深厚是历史造成的，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等几年，公司的情况好一些，可以考虑把总部迁到广州去。”
“真的么？”我想，心里很感慨。总部的同事都希望公司早日迁往广州，可又都知道，到了那时候，前来应聘的人才会更加优秀，竞争将更为激烈，而公司未必会考虑老员工的利益，许多人将不得不在新一轮人才竞争中丢掉自己的饭碗，所以，哪怕如此合乎大家愿望的举措，对于白领们也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好事。
“应该可以的。”高层再次表态。
我笑了笑，还是什么也没有说。
此事不久，公司对广告工作补充了新规定，削减了广告科的事权。我把这件事与高层的那次谈话做了联想，领悟到那次谈话也许是公司对我是否有长期打算的考察，我的答复令他们失望，因此对于广告科的工作职权做了压缩。
如果我是高层我也会如此调整，所以我愉快地接受了变化，没有任何意见。我热爱这家公司，因为它值得我热爱，但我无法确定自己能够在公司待多长时间，因为我不知道公司会不会永远需要我，不知道如果某一天它决定不需要我时我的去向与处境。我是处在公司内部，却又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有一层东西把我与公司相互隔离，正是这种隔离让我觉得，我与公司之间实际上相距得非常、非常遥远。公司知道我的这种感受么？
二十二
那天下午，隔壁营销科的一位女同事过来对我说：“科长，电话！”
我随她过去，拿起听筒，还没有放到耳边，那边就说话了。是一个难忘的声音。
“韭菜，祝贺你！”
可以想象我当时是怎样的心情。但我不能让她知道、也不想让坐在一旁的同事看出我很激动，就轻轻一笑，说：“鞋跟！你真会玩失踪啊！”
她哈哈大笑，在电话那头大声追问：“韭菜！你刚才叫我什么？”
我说：“鞋跟。”
她格格格地笑了，骂道：“你这个狗东西！我有那么恐怖？这不是通报来了吗？”
可并没有直接找我，而是绕了个弯子，向旧日的同事问了情况才叫我听电话的。这当然是她的细致之处，我也理解，就嗯了一声，故意淡淡地问：“在哪里高就？”
“保密。”她说。“安定下来了再告诉你。呼机没变吧？”
“没有。”
“到时候别呼你不复。”
“怎么会？”
“好，就这样！拜拜！”
不等我回应一声，电话就挂了。
往回走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的试用期和试用期的心情，我猜想她大约也和我当初一样，还在试用期，可能随时转换单位，觉得没有必要留下联系方式。她不爱用呼机，总是丢在小手提包里，不管是鸣叫状态还是震动状态都常常错过，等到发现有人呼叫再回电话，那边往往早就离开了。所以想用呼机跟她联系是白忙。但愿她一切顺利，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
接下来，我要参与筹备一项重要活动：全国经销商会议。这个会放在产销旺季来临之前召开，可以振奋销售队伍的士气。
对于公司，它是一次盛会；对于我个人，却几乎是一次劫后余生。
每年的这种会，公司都挑选著名的风景旅游胜地作为会场。去年在古都西安，今年打算到云南昆明，开完会之后去西双版纳观光。参加会议的客户总共一百三十多人，有男有女，都是所在省市的富翁。先期有一个工作小组到达昆明，联系了省政府会堂作为主会场，可见会议规格之高了。同时，他们也联系了一家旅行社，由对方负责安排在西双版纳的旅游活动。大部队坐飞机到昆明，两天内完成了会议议程，大家于是改坐支线飞机，欢欢喜喜地赶到了西双版纳首府景洪。
景洪机场当时很简陋，飞机似乎是贴着几座小山头降落的，在机舱里看下去有些惊险。机场出口有旅行社安排的锣鼓队迎接，给每一位客人献上一支鲜艳的花环。警车为我们的大巴开道，这一点让我们意外，因为我们不是贵宾，也非领导，这样的保卫方式好像有点自我炫耀。但先期小组的负责人解释：这种安排是接待方特意要求的，因为这里紧邻边境，治安形势严峻，如此多的富翁们结队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