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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O！”
“有照片吗？”
“有。”
“看看！”
我掏出钱夹，将一张照片抽出来递了过去。这张照片本来比较大，因为钱夹不够宽，装不了，不得不做了修剪。
她接过照片，像审一张图案似的死死地盯着，好长的时间一声不响。
我不知道再说什么好，望着电视机，似乎在发呆。
屋里静得很，只有电视机里面有人交谈。
二十
次日上班，参加办公室早间例会的时候，我听到了极其意外的消息：我的邻居已经正式辞职，今天就要走了。
为什么离开？我和许多同事一样，得到消息之后产生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此。
她在这家公司已经做了四年，在白领中的待遇如果不是最高，也肯定是最高的之一。凭她的条件，如果有公司愿意出更高的薪水聘请，也很正常，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个跳槽了呢？往哪里跳的？跳槽之前肯定有迹象，为什么公司没有挽留或者挽留不住？
对于一生都在职场漂泊的白领来讲，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并不永恒。如果没有他们，资本将无法运转，市场会缺少动力，社会也将失去锐气。但他们的地位，他们的权利，他们的命运，还没有真正的保障，而是必须通过孤军奋战式的打拼来自己追寻。他们必须通过获取提高自身价值的机会来增加对未来的信心。他们希望拥有住房并且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居住。他们会尽自己所能购买养老保险，为不能劳动之后的日子做一些准备。他们得为子女积攒教育费用，而他们肯定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子女所受的教育远远超过自己。成家后的最初几年甚至十几年，他们要是能够得到双方父母的支援当然更好，要是不能，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会比较艰辛，所以他们结婚往往比较晚，虽然他们的衣着与举止都很体面。他们像铆在轴承上的车轮一样承担重量，像套了缰绳似的身不由己。他们常常会感到不知不觉青春走了，不知不觉感情走了，不知不觉手里的钱不够用了。他们苦闷，他们烦恼，他们有时会出现心理危机。如果他们的肩头还得承载父母的期望，还得负担生养了他们的那个家庭的生活，他们的地位就更加脆弱。而我们的社会已经注定会有一代接一代的白领产生，一代又一代青春将在雇佣制度的天空下带着云朵一样的美丽飘来飘去。他们的根，在哪里？
邻居告诉过我，她在家中居长，下边有一个上高中的弟弟，父母是某县的普通干部。这样的家境应该还算可以，至少比绝大多数来自农家的孩子，比绝大多数来自内地企业职工家庭的孩子，基础要好不少。她会因为什么原因走掉？我不得而知。散会之后我去了一趟营销部，希望能够见她一面，但她不在；其他同事都在埋头工作，我也不好特意打听，看了看就回六楼去了。
下了班，我早早地往住处赶，上了楼才发现，她的房门敞着，所有的私人物品都已搬走。像那位来自北京大学的老乡一样，她也是选择在别人不知情的时候独自离开的。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但那一刻我仍然非常失落。我们相识的时间不长，但彼此惺惺相惜，有些时候只要一个眼神就能理解对方，应该说的确相互信赖，已经建立了友谊。既然要走，无论如何都应该告诉我一声，这样不辞而别，似乎太决绝了一点。
晚上，我没有睡意，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散步。这时候打量小镇，我能更清晰地察觉，自己就是一个局外人，一个没有归宿感的流动着的打工仔。我再一次想起了导师来公司后对我讲的话：“你还没有融入这里的打算。”我明白了远在中山的同学那么做的道理。我理解了我的那位女老乡特意来看我的用意。我也清楚了我的那些整天在潮湿的车间里埋头做工的乡亲之所以集中居住在一个地方的原因。大家都觉得这块土地不属于自己，都想在这种流动得既频繁又无情的就业竞争之外找到某种依靠，都希望自己属于某一个整体。他们的行为正是对于社会变迁所做出的近乎本能的反应，求生的本能的反应。无论我的劳工乡亲，无论我的会计同事，也无论我的邻居女孩，他们正在经历、却还无法体会，自己已经从社会的巨变中得到了什么。他们所得到的不仅迥异于他们的祖辈父辈，而且与他们的祖辈父辈当年所得到的东西同样重要，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这一点。
既然不能北上，我决定接妻子女儿南下。现在钱已经不是障碍，她们也从来没有机会看看这边的风光，而且这时候南下的列车空座很多，买票绝对不是问题。
妻子非常高兴，确定了动身时间，我于是去广州接站。
半年没见，能够团聚的确是一种难得的幸福。一家三口在火车站广场拥抱在一起，用欢天喜地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在广州街头游玩了大半天，带孩子吃麦当劳，陪妻子逛购物广场，中午就在公园里休息。妻子说：“要是能够在广州安家多好。”我说大建呢？妻子说：“小地方，不考虑。”
次日，我们去了深圳。首选当然是世界之窗，然后是深圳火车站，从那里看对面的香港。
妻子问：“不知道对面的人都在怎样生活？”
我说：“应该和我们差不多。”
我所指的当然不是物质条件，我所指的是人与资本共存的制度。
放假的前一天，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一开始和我天南地北地闲扯，并不讲有什么事，但始终笑容满面。过了一会，他拉开办公桌的小抽屉，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面上推了过来。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心里有点忐忑不安。主任和气地说：“打开看看。”
我打开信封口，看到了一张小纸片，拿出来一看，是个通知，上面有几句话和一组数字。
“你的年终奖。”主任说，很慈祥。
“这么多？”我的话脱口而出，“受之有愧！
“应该得的！”主任说，“存折在财务部，你直接找出纳就行了。”
我道了谢，出来之后马上去了财务部。
出纳是个二十出头的本地姑娘，把存折交给我的时候低声说：“祝贺你！”
我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她是在告诉我，在公司，我的奖金处在很靠前的位置。这时候我的心里真的很高兴。毕竟，这么高的奖励表明，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
在大建，我的女儿比我的妻子适应起来快得多。她很容易地就在弄堂里结识了一班小朋友，她教那些孩子讲普通话，那帮孩子教她讲粤语，但孩子们不上我们家来，我的女儿也听从父母的嘱咐，不上小朋友的家里去。
因为孩子们的关系，妻子不久也认识了一些与她年龄相仿的家长。最初，不论年纪比她大还是小，人家都喊她“姐姐”，她非常奇怪，听了我的解释，这才明白。怎么去菜场，怎么砍价，都有人告诉她，两天之后她就可以不用我陪同自己买菜购物，上街领着孩子散步。
“这里的人很淳朴啊！”妻子告诉我。
我说：“广东人都淳朴。”
妻子又说：“好几个人向我问起同一件事：你们公司待遇那么好，人怎么还是老走掉？”
我当然不能告诉她真正的原因，就拣好听的说：“因为我们公司招来的人都很优秀，有信心去任何地方寻找工作。”
“就这个原因？”妻子当然不相信。
我只好说：“你又不过来做事，你当然体会不到他们的处境。”
妻子点了点头，看着我说：“也是你的处境。”
二十一
春节之后，公司大换血，总部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位新人。其中的一个女孩子不久就与某位高层过于密切，引起高层在总部工作的女友极大的意见，两人在公司大吵了一场。最后，新来的女孩子灰溜溜地走了，而那位高层也很快和女友举行了婚礼。
那位与我和我的邻居讨论过代沟问题，在飞机上谈过“二十万”问题的资深主管，试图将公司开发新产品的重要情报出卖给主要竞争对手，对方将情况向公司做了通报，结果，由检察院出面，抓了个现行。
这些事情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我无法忘怀。
到底怎么了，人与人？
不久，我的工作做了调整。由于广告科主管辞职，我被调去做了广告科见习科长。
对我来说，广告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在内地工作时管理的企业当时都没具备广告意识，更少拥有在大型媒体上打广告的资金与气魄。它们本小利薄，如果拿钱去打广告，不仅上级主管部门在审计时会严厉追究，职工们也会大吐口水，除非企业负责人有独到的眼光与敢于负责的胆识，否则不敢在这方面冒险。
与我一同调往广告科的还有一位同事，专业背景与广告隔得更远。到岗的第一天中午，我们在饭堂与总裁不期而遇。打好饭菜，总裁特意坐到我们一起，似乎想和我们聊聊，但坐下之后没有开口。
“老总啊！广告的事情我从来没摸过，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始！”同事打开了话匣子。
此话一出我心里就想，“这样诉苦，总裁会不会担心？要知道，广告科可是个重要部门。不过能够这样向总裁讲出心里话，彼此的关系可能不错。”
总裁不吭声，抬起头看了看我。
“我们一定尽力而为，请您放心。”我说，脸色应该比较庄重。
必须有一个承诺，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我相信我们两位的工作调动一定经过了总裁的许可，而总裁挑选我们肯定有他特别的考虑。
总裁仍然没有说话，但朝我们笑了笑。
广告科是公司人数最多的一个科级单位，带我一共七人。开头一段日子我整天扎在广告科的日常工作当中，夜夜加班，因为我需要尽快熟悉工作内容与程序，掌握情况。经过不长时间的摸索，我对广告科工作形成了明确的整体思路，心里马上踏实了。
就性质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