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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吃好的后吃差的！”她说着，笑得格外开心。
“这是什么观念啊！”那位主管不以为然。
“你的观念就正确吗？”她马上反问。
“你评评理。”主管向我求助。
我说：“不用争，这叫代沟。”
他们觉得意外，但都信服，一齐笑了，不再说什么。
此后，只要在公司饭堂进餐，她几乎都会来找我闲聊。慢慢地，我们彼此开始熟悉，并且越来越亲切了。
十二
在企划科坐了三天班，我体会到了邻居女孩那天晚上欲言又止的言外之意。
这个机构名义上直属公司办公室主任管理。办公室的职权包括人事、后勤、保安、文化中心、企划。因为公司不可能安排人手天天做中长期发展规划，而产供销、人财物方面的日常计划工作各部门自有安排，所以，企划人员在公司有点游离于经营主体之外，是纯粹的参谋性质、人才储备性质、机动性质，除了月度运行分析这一项工作有持续性，其他事情往往突如其来，而且多数为跨部门和跨专业性质，因此，比较适合它的是一种有着通才背景并且具备统筹能力的人员。
我头几天的坐班，实际上等于混点，无所事事。这种状况我不能容忍，相信公司也不会长时间容忍，因为对一个想干事的人来说，无所事事就是耻辱；对一个管理严谨的公司来说，付了薪水却无事让员工去干是不必要的浪费。我需要尽快在公司里有个明确的定位。而定位明确是任何拥有专业背景的员工所渴望的。
第四天上午，主任来了电话，请我过去。
这是一位话语不多、表情更少的当地男士，身材中等，形体消瘦，年龄五十出头。他的短发已经灰白，交谈时语气低沉得有点轻微。我们都是短袖，唯独他一人总是长袖衬衫，而且袖口从来都是紧紧地扣着。在我的记忆里，他的下牙床右边似乎镶着一颗银牙，说话时口内银光闪动，效果特别。他最大的嗜好为香烟，但办公楼内他从不吞云吐雾，因为公司规定，楼内抽一根烟罚款一百块；离开办公楼之后，香烟就几乎不离他的嘴唇。
他花了很多时间询问我的经历、家庭，个人爱好，最后才安排工作。虽然自始至终他没有流露过任何表情，但我能够感受得到，对于一个内地的年轻干部为了家庭摆脱困境而放弃大好的政治前途独自南下，他的心态是同情。这种态度让我感到奇怪与不安，于是告辞的时候很尊敬地问：“冒昧地请教一下，您以前是不是老师？”
他微微一笑，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但看得出，很高兴。
后来我特意向小齐姑娘打听，才知道主任不仅教师出身，而且做过中学校长。
“那所中学是名校，有很多华侨子弟来的！”小齐姑娘说起中学的神态，相当自豪。我想那可能也是她的母校吧。
“既然如此，怎么会到公司里来呢？”我又问。
小齐姑娘看了看四周，发现没有别的同事，就低声告诉我说：“你不要对任何人讲！他是镇政府派来的代表，监督公司的！”
镇政府派人监督公司？为什么？我还想问，但科长回来了，我到了嘴边的话赶紧咽了回去，跟他们打个招呼之后走了。
在路上我猜想，只有一种解释，就是镇政府在这家公司占有股份，而主任是公有股的产权代表。但这可能吗？我不敢肯定自己的判断，但开始相信，公私合营的产权结构在当时的广东也可能普遍存在。它们的结果会是什么？我问自己，但一时找不到结论。
主任交办的工作是让我参与修订公司的管理制度汇编。此前有基础，现在的任务只是将不适应情况的条款去掉，把需要增补的条款加以明确。修订工作由主任牵头，每天上班之后，我们几位修订者就在主任召集下走进某个小会议室开十几分钟的碰头会，讨论当天的工作目标，由主任安排进度。从连续几次的接触来判断，主任责任心非常强，但对企业的经营完全不懂。既然如此，他的监督职责怎么落实？我无法说服自己，只有不往下面思考了。
在修订过程中，我因为一件额外的事情和主任进行过讨论。
事情的起因是用工制度。那时候，用工制度在广东其实并不特别重要。无论车间工人还是写字楼管理人员，需要就聘，不需要就炒，供应一直比较充足。中国的人口之多，就业压力之大，全球无出其右，产业后备军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大公司注意自身形象，遵守《劳动法》；小公司的情况复杂得多，不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很普遍，劳资矛盾也相对集中。我所在的公司给予车间工人的待遇算比较好的了，有加班工资、夜班补助、工装、按时提供口罩手套胶靴等劳保用品、工人与管理人员和公司高层共同在一个食堂进餐、用同样的不锈钢集成餐盘、同样的伙食标准和食物、坐同样的快餐式桌椅、每个正餐保证一荤两素、米饭和咸汤随便打、不限量，并且每个正餐给予百分之四十的补贴，不许食堂赢利。这种待遇不仅代表经济上的实惠，更代表对人的尊重。对劳工们来说，能够有尊严地工作与生活的确是一种幸运。
在讨论招聘制度的时候，科长说近期新车间工人来的多，走的也多，车间方面反映很难培养熟手，影响产品质量，得想个解决办法。我出于好意，说如果允许，我可以回乡，在那边招一批符合公司要求的年轻人来，保证他们不会随便跳槽走人。
“绝对不行！”主任说，语气斩钉截铁，让我吃惊。“是这样，”主任意识到自己过于冲动，马上解释，“要是都从一个地方招工人会很不好管理。有些小厂，做工的只几个，吃饭的一大帮，他们怎么做呢？都是厂内的老乡把饭打好带出来递给他们。企业不是赈灾所，这样吃下去承受不起。还有一点，来自一个地方的人容易拉帮结派，在厂里恃强欺弱，出了问题工段长们不敢处理，因为他们人多势众，可能报复。”
我沉默了。我绝对相信主任讲的都是真话，也相信公司不能在一个地方招人过多的苦衷，而且我已经多次听到同事们讲，外来劳工是这块土地的一种心病。我提出那种想法的本意是既帮一下公司，又为我的家乡办点实事，但因为存在实际冲突，我只能放弃。
十三
公司总部所在之处是它的生产基地，包括三家分厂和一个刚刚组建的新车间。公司还有其他相关企业，比如包装制品厂、模具厂、印刷厂和一家驻深圳的广告公司，但它们都是不同的企业法人，只向公司提供配套产品与服务，日常管理公司不负责。作为生产基地，实物的消耗量自然非常大。公司的主体原料从北方购入和海外进口，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这一进一出使运输成本增加很多，但暂时也没有办法解决，原因是广东便外不便内的地理位置。
我的新任务是为三家分厂和那个新车间制订经济成果考核方案。这项工作可以叫做制订内部经济责任制，工作流程我不陌生，不过开展起来有实际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人手不够。目前我还只能调动自己，而做这顶工作需要搜集大量原始数据，一个人做费时费工，很不经济。公司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指示人事科去广州联系大学的管理学院，从那里寻求专家的临时帮助，我的职责最初是为专家提供必要的配合。
科长是本省人，在广州的一所大学毕业，自然对广州很熟。联系的结果一开始并不理想，因为有些专家觉得做这个课题不划算，机会成本高了点。
所谓机会成本，就是如果准备做一件事，同时又出现了做第二件事甚至第三件事的机会，那么把这几件事能够获得的收益与需要付出的成本进行比照，可以判断哪一件事投入产出比最小，比较成本最大，从而选取最划算的事情来做。换句话说，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学者们依靠做课题赚取比教授薪水多得多的外快，也许是广东首开风气之先，它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学者，对中国高等教育在专业设置与办学宗旨两个方面带来了冲击。宁静的校园不再拥有世外桃源般的超脱与清高，而固守清贫与适应市场这两种选择，也渐渐在师道尊严早已不再的教师队伍中引起深刻的变化。
最后科长终于在一家著名大学联系上了一位导师。导师同意接这个课题，但因为抽不出连贯的时间，不能亲手做，可以提供指导，同时委派两位研究生过来帮我的忙。
我对于广州的了解，就从这所大学开始的。
那天，按照科长的介绍，我带了司机去广州接导师他们一行。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阳光炽热，白色皇冠开着冷气，顺公路向广州轻快地行驶。司机陪科长去过，熟门熟路，径直开进了校园。园内的宁静氛围勾起了我对大学时代的美好回忆，林荫道上学子们三三两两的身影也让我觉得亲切和熟悉。我也是那样过来的。我们毕业时由国家分配，他们则绝大多数需要进入劳动力市场自主择业，虽然我只比他们年长了十来岁，但从社会变化的角度看，我们之间已经是两代人的距离。他们今后所立足的经济基础会比我们当年好得多，但所经受的就业压力也比我们当初大得多。
我先去拜望了导师，一位身材不高、非常和蔼的谦谦长者。
虽然是初次相见，但导师很平和。这种态度不仅马上消除了我的生疏感，而且让我觉得非常亲切。办公楼很气派，可导师的办公室却相当简朴，里头的用品与我在公司里的办公家具相差甚远。接过导师的名片，得知他是一位教授，担任着管理学院副院长，我的心中更多了几分敬佩。见了我的名片，导师问：“你是助理研究员？”我说我本来可以评经济师，但更喜欢这个职称。导师笑了笑，说：“经济师实用，这个更好。”
导师推荐的两位研究生都是女孩子，就在这个暑期毕业。